调低预期后，我站上属于自己的讲台

心里的那条“理想路”

博士毕业前，我对未来的工作怀揣着许多美好的期许。总觉得凭借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实践经历，能够找到一个平台优质、氛围纯粹、压力适中的高校教职工作。

在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多材料增材制造的工艺优化和界面组织性能调控，这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而我的研究——异种金属多材料增材制造，在航空航天先进制造领域也具备应用前景。归国从业后，我仍然坚守着这一研究方向，希望有朝一日能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教学方面我也颇有些底气。读博前，我曾在国内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工作，讲过公开课，参与过教研与科研项目。因此在博士阶段，我把重点放在了科研能力的提升与创新思维的锤炼上。

彼时我深知，高校人才选拔兼顾学术能力、教学水平与创新素养。扎实的实验操作、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能力是科研从业者的基本功。而海外学术环境不强调论文数量、注重研究意义的价值导向，也让我树立了正确的科研观。我始终没有为发表论文而盲目堆砌成果，坚持做有意义、有价值的科研探索，直到现在，我仍坚守着这条路。

我的博士课题从选题立项、实验研究到学位论文的撰写，基本是依托自主思考独立完成的。我甚至将博士研究计划打磨成了基金项目申请书，并成功拿到了学校的项目资助。这段经历为我归国后申报各类科研基金奠定了基础，也让我更加确信，科研的初心在于求真务实。

我的导师属于典型的“领导型”。她很忙，行政事务缠身，对我的指导多为点拨式引导。加上海外师生相处模式松弛，工作与生活边界清晰，她从不硬性督促我。看似宽松的培养模式，倒逼我养成了独立思考、自主钻研的科研习惯。与此同时，她活跃的思维与开阔的视野也给了我不少帮助。初次汇报研究进展时，她以一张思维导图帮我梳理研究框架、厘清核心逻辑，让我豁然开朗。此后，我借鉴这一方法拆解研究问题，逐步推进并完成了我的博士研究。

作者留学期间在意大利比萨游览时留念（作者供图）

说实话，在毕业择业之际，我也曾在坚守初心与去“大厂”之间摇摆。依托专业背景，我可以选择入职高端制造企业，而头部企业的薪资待遇十分优厚，年薪可达高校岗位的两至三倍。但我始终难忘三尺讲台的育人体验：看着学生从懵懂不解到眼神发亮的过程，那种成就感，是金钱无法企及的。我也常常想起父亲，身为人民教师，他数十年深耕讲台，育人无数，多年后仍有不少往届学生专程探望、感念师恩。这份认可与温暖，是教师独有的职业幸福，也是我的心之所向。加之我性格温和、耐心沉稳，恰与教学这一需要反复打磨、耐心引导的职业特性相契合。

最终，我告诉自己：能做自己热爱的事业，即便待遇低一些，也可以接受。

调低预期，在现实中校准方向

为了守住高校教师的职业理想，在投递简历时，我有针对性地划定了区域和高校层次，只投递与专业匹配的高校岗位。但求职路上的现实落差，还是让我遭遇了挫败。

刚开始，我觉得凭借博士学历和海外经历，足以入职省会城市的一本院校，甚至冲刺“双一流”建设高校。后来才发现，我低估了近些年高校就业市场的巨大变化。

2022年之前，博士人才供需相对平衡，我的硕士同窗们在博士毕业后，顺利入职了北京、江苏、甘肃、云南等地的本科院校。然而2024年我归国求职时，行业格局已大不相同。一方面，新冠疫情期间大量博士生延期毕业，集中于2024年涌入就业市场；另一方面，2020年国内高校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这批学生也恰好在这一阶段陆续毕业。双重因素叠加，让高校教职市场呈现严重的供大于求局面，求职竞争愈发激烈。

我因为先就业后读博，比同期毕业生晚了两年进入求职市场，恰好赶上了这一轮供给高峰。然而，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迷茫之际，家人的包容与开导让我逐渐释怀。他们劝我不必执念于院校层级与地域，“坚守育人初心，何处讲台皆可发光”。

我逐渐放平了心态，调低了求职预期，将目标转向非省会城市的本科学校和发达地区的优质职业院校。

很快，我收到了两份offer。

一份来自南方发达城市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学校，学校很快要升级为职业技术大学，城市好、待遇好，但科研资源有限，入职后几乎以纯教学工作为主。另一份来自北方地级市本科学校，虽然城市和待遇都弱一些，但有硕士学位点，可以积累研究生指导经验，持续推进科研。

抉择之际，我反复追问自己：我到底是更在乎“在哪里生活”，还是更在乎“能做什么事”？南方的城市令人心动，但北方学校给予的平台和成长空间更契合我的长期规划。最终，为了不放弃多年深耕的研究领域，也为了圆自己指导研究生的梦想，我选择了后者。

自己的讲台，要靠自己摸索

进入高校才发现，工作远比想象中繁杂。教学、科研、行政，三样都要兼顾，教学授课、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申报科研与教研项目、打磨教学比赛、指导学生科创、兼职辅导员事务……日常工作忙碌且琐碎。即便我有过教学从业经验，仍须从零适应全新的工作节奏与岗位要求。

所幸，所有耕耘皆有回响。入职不久，我成功获批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顺利获评为硕士研究生导师。说实话，作为新手导师，我和研究生的年龄相差不到十岁，起初指导他们时，一度心生忐忑。为此，我主动向资深教师请教，学习科研指导、学生培养的方法，不断调整工作心态与育人方式。如今，我和学生更像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在共同推进项目的过程中，我的专业自信与育人能力也持续提升。

在高校工作，真正考验人的从不是单一的专业能力，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耐心与匠心。初登讲台时，我以为最大的挑战是“能不能讲好一堂课”。后来才发现，真正的挑战是“能不能让学生学好每一堂课”。起初我觉得，只要理论知识扎实、备课充分、逻辑清楚、流畅无错、有激情，就是一堂好课。但慢慢地才明白，教学的核心从不是单向灌输，而是让学生真正学懂、学透、学以致用。

面对部分学生跟不上课堂节奏、学习主动性不足的问题，我十分焦灼，也不断反思育人方式。首先是解决态度问题。比如针对学生课堂迟到的小问题，我与学生平等约定：师生一视同仁，迟到一分钟即做一个俯卧撑。这个公平且略带趣味的约定，有效改善了课堂纪律，迟到现象大幅减少。这件事让我明白，教师的职责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习惯。

同样，为了打破理论教学的枯燥与局限，我在备课时也注重打磨授课内容，尽可能地搜集可以解释理论知识的视频，以及生产制造中的真实案例，融入课堂教学。当抽象的专业理论转化为具象的工程场景时，学生们自然更加专注，也更容易学有所悟。

日常的工作虽然繁忙，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去企业调研。工科技术迭代迅速，企业站在行业发展前沿，对市场与技术变化的感知比高校更敏锐。我必须定期去了解行业的发展情况和需求，确保学生学的知识和技能能跟上时代。我曾走进一家民营航天企业，实地观摩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全流程生产加工工艺，并与工程师深度交流。这次调研让我清晰认识到，课堂理论与工程实操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

回来后，我将火箭发动机推力室焊接技术的真实案例，编入我讲授的“航空航天先进连接技术”课中。后来讲到这部分内容时，学生的课堂专注度与学习积极性明显提升。鲜活的行业实例不仅让课堂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也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航空航天的技术魅力。

写在后面

留学经历给我的最大财富，从来不是一纸文凭，而是一种“不设限”的思维方式。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与英联邦相似，培养要求严谨规范。我还记得博士一年级时，一门研究方法论课程让我印象深刻：教学设计和整体流程安排科学合理，跟着老师的节奏完成每一次作业，结课时即可形成一份逻辑完整、格式规范的研究计划，可直接用于开题答辩。这门理论课为我后续所有科研工作提供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指导。同时，学校对学术诚信问题零容忍的严格要求，也深刻塑造了我的科研底线——作业抄袭、考试作弊绝对禁止，所有作业、论文提交前均要查重，甚至包括AI率。彼时倍感严苛的约束，如今已成为我治学育人的基本准则。

而调低预期，也不是认输，是让自己从“非某条路不可”的焦虑中松绑，在现实中找准适配自己的人生赛道。于我而言，能够坚守一份自己热爱、能胜任、还能收获成长与感动的工作，便是最契合的人生归途。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些年轻的眼睛，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作者 缪欢曾就读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7期）

作者：缪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