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劳动法大改革：遣散补偿或取消引众怒

在“复苏”“正规化”“生产率”“适应性”等看似技术性的表述之下，这份报告提出的是一整套劳动关系去保障化方案：削弱就业稳定性，逐步拆解多年来对雇主单方面权力形成哪怕部分限制的基本劳动权益。

报告选择的时点并非偶然。工作组自己承认，智利劳动力市场正处于严峻局面：连续40个月失业率维持在8%或以上；2026年2月至4月季度失业率为9.1%；女性失业率为10.5%。

报告共提出22项建议，分为5个方面：女性就业与照护；青年就业补贴与正规化；培训与持续技能发展；对就业有影响的劳动监管；劳动力市场信息。

智利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2026年3月至5月季度，全国失业率升至9.4%；失业与非自愿兼职合并计算后的比率达到15.8%；非正规就业率为27.0%。这并非智利劳动统计史上的绝对最高值，但已是一个关键警戒点，也是卫生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之一。持续失业，正被当局用作冲击劳动权利的政治工具。

这套论证的意识形态逻辑并不复杂：先把失业归因于“劳动成本”过高，再把工时、遣散补偿、解雇案件中的司法确定性、约定岗位职责的限制以及行政监管说成障碍，最后把应对失业的出路定义为让劳动更便宜、更灵活、更缺乏保障。

报告对此说得非常直接。它把问题部分归因于最低工资上涨、每周工时从45小时缩减至40小时，以及雇主缴费增加。按照这种雇主逻辑，失业的责任从来不在资本利润、不在私人投资，也不在经济停滞，而在劳动者的权利本身。

报告中最关键的部分，是第四项“对就业有影响的劳动监管”。真正的核心方案集中在这里。报告建议把计算标准工时的参考周期，从目前的4周延长至15周甚至52周；在经济冲击下建立临时缩短工时机制；简化特殊工时安排；强化“一人多岗”；恢复“劳动者不适岗”作为解雇理由；讨论劳动争议诉讼问题；放宽照护者远程办公安排；修正劳务派遣企业相关法律；尤其是，评估逐步取消按工龄支付的遣散补偿。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合同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协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附和式合同。劳动者为了生存必须出售劳动力，并不具备与雇主平等谈判的条件，只能接受，否则就被排除在外。因此，新入职劳动者可以在两种制度之间“自由选择”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所谓“选择”，最终会变成雇主的单方面强加。想要工作的人，只能接受没有工龄补偿的合同；不接受的人，则会被失业队伍中的其他人替代。

按工龄支付的遣散补偿并不是特权，而是对任意解雇的一道最低限度的屏障。它不能阻止解雇，但会提高解雇成本；不能消除雇主权力，但能形成一定约束；不能保证绝对稳定，却能在雇主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时引入经济后果。取消这一制度，等于把解雇变成一项低成本决定，把企业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并让不确定性成为劳动者生活中的常态。

把工时平均计算周期扩大到15周或52周，也意味着劳动者生活时间将被按照企业经营周期重新组织。雇主可以在需求旺盛时集中安排高强度工时，再在淡季用较低工时“抵消”，从而掏空每周工时限制原本的保护意义。法律上形式化实现的工时缩短，将被年度平均计算的制度设计所架空。问题并不在于“少工作”，而在于劳动者必须在资本需要时随时待命。

“一人多岗”同样服务于这一方向。报告建议修改《劳动法典》第10条第3款，允许双方约定两项或以上职责，“无论其性质如何”，只要在合同中写明即可。换言之，劳动者可能是按一个岗位被雇用，却被用于多个岗位；岗位本身不再界定劳动提供的边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内部随意调配；合同中的岗位描述，则会变成对超负荷劳动、劳动强度提升和岗位替代的预先授权。

恢复“劳动者不适岗”作为“企业需要”项下的解雇理由，则使整套方案更加完整。以“企业需要”为由的解雇，原本是一项客观理由，应与企业的经济、技术或组织状况相关。如果重新引入“劳动者不适岗”，就等于把这一理由主观化，为因绩效、适应能力、年龄、疾病、拒绝承担新职责，甚至仅仅因为雇主觉得不方便而解雇劳动者打开通道，而无需直接援引纪律性解雇理由。这实际上是披着技术官僚外衣的自由解雇。

报告还把矛头指向劳动争议诉讼。它并不追问劳动者为何起诉，也不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之所以存在劳动诉讼，是因为雇主违约、违法解雇、不支付应得待遇，或触犯基本权利。对工作组而言，问题在于诉讼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因此，报告提出要“提高诉讼门槛”，并寻求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翻译成直白的话，就是让起诉更难、违法成本更低、维权风险更高。

从法律角度看，这套方案本身就与智利宪法和智利承担的国际义务发生冲突。宪法保障的是劳动自由及其保护，而不是雇主任意掏空劳动关系内容的自由。宪法同时承认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的基础，而如果劳动者被置于广泛的一人多岗、年度化工时和低成本解雇之下，这些权利的实际效力也会被削弱。

这份报告的逻辑，本质上仍是19世纪的逻辑：劳动者必须随时可用、可流动、可兼岗、可低成本解雇，在失业恐惧中被规训，还要用自己的失业保险为替代既有权利的机制买单。所谓“无条件补偿”被包装成现代化，实际上却是在瓦解劳动保护原则：它把对不当解雇的制裁，或对雇主终止劳动关系的补偿，变成一种预先缴费、制度化管理并被常态化的账户安排。

当局正试图利用就业危机，推动一场劳动法的结构性改革。这并不是若干彼此孤立的措施。岗位职责的模糊化、工时灵活化、工时和工资的临时下调、取消工龄补偿、扩大解雇理由、打击劳动诉讼，构成的是一个完整体系。这个体系旨在摧毁智利现存的劳动权利底线，并以一种完全服从企业盈利要求的劳动关系取而代之。

劳动者应当得出一个基本的政治结论：捍卫工龄补偿、工时限制、相对就业稳定以及岗位职责边界，并不是狭义的行业利益问题，也不只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在捍卫面对雇主支配权时仅存的最低限度边界。如果这些边界被打破，智利劳动者将被重新推回一种几乎完全可支配的状态：企业决定他做什么、何时工作、工时多长、解雇成本多少，以及以什么理由将其排除。

这场攻势已经具备了方案、诊断、数据和技术语言，现在只差变成法律。要阻止它，必须作出阶级性的回应。只有工人动员，正面反对卡斯特政府、议会以及雇主主导的各类协商机制，才可能阻止这场拆解。否则，“劳动复苏”最终会被记住的，正是它真正的含义：一场试图把智利劳动者重新推回19世纪的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