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法》“三代之钺”找到夏商周

从《司马法》“三代之钺”看上古礼制与考古实证

《司马法·天子之义》记载：“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旄。”这则文献记录了夏、商、周三代帝王出征、举行大典时专属礼兵器的形制与色彩规范：夏代推崇黑色的玄钺，殷商取用白色玉质的白戚，周代以金黄色青铜钺作为王权象征。长久以来，不少学者把这段文字看作后世儒生附会的礼制想象，认为战国成书的《司马法》是依据战国五行观念倒推上古制度。但是随着二里头、良渚、石峁、三星堆、殷墟等一大批上古遗址陆续发掘，出土的石钺、玉戚、陨铁斧、青铜钺、黄金钺，在器物材质、颜色属性、礼仪功能上，与古籍文本高度契合。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出土实物，剖析三代钺类礼器的演变脉络，证明《司马法》的记载并非后人凭空杜撰，而是承袭自上古代代相传的礼制记忆；同时透过钺器的地域分布，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一、文献溯源：“玄钺、白戚、黄钺”的礼制内涵

《说文解字》直接援引《司马法》此文：“戉，大斧也。《司马法》曰：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髦。”段玉裁注释点明颜色背后的时代信仰：“夏尚玄，故执玄戉；殷尚白，故执白戚；周尚赤，杖黄钺者，取中央土之色。”。上古时期，钺早已脱离生产工具与实战兵器的属性，转变为王权、征伐权、生杀大权的物化符号。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资格持钺，《史记》记载周武王伐纣，“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正是承袭夏商流传下来的古老礼制。

我们先要厘清字词区别：戉即钺，戚属于钺的分支形制，两侧带有齿状扉棱，商代专用名称为戚。夏之玄钺，重点在于“玄（黑色）”；殷代白戚，核心是白色透闪石玉；周代黄钺，则依靠青铜铸造呈现金黄色泽。崔豹《古今注》进一步解释材质对应关系：“铁斧，玄钺也；金斧，黄钺也”，点明玄钺的核心材质是黑色陨铁或者深色墨玉；黄钺就是青铜铸造的斧钺。

《司马法》成书于战国时期，很多现代学者一度质疑：战国五行学说盛行，五色配朝代的观念成熟，会不会是战国儒生强行给夏商周附会颜色？但是考古发掘给出了强有力的反证：早在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良渚、石峁就已经根据玉石颜色划分器物等级，夏商周只是延续史前就已经形成的用色传统，《司马法》只是把上古已经存在的制度进行文字整理，并不是战国人的凭空创作。

二、夏代玄钺：从二里头到三星堆，黑色器物见证夏代信仰

《司马法》言“夏执玄钺”，玄为深黑色，夏人崇尚黑色，因此夏代最高等级的礼钺优先选用深色材质，分为墨玉石钺和陨铁钺两大类型。

中原夏代核心遗址二里头（洛阳偃师）出土了夏代的石钺与玉钺，其中就有青玉、墨玉质地的器物。二里头二期至四期出土的石钺分为宽扁体、长方体、璧戚三类。二里头贵族墓葬出土的青玉钺，玉料颜色深青近黑，器身两侧有对称扉牙，中部打孔，打磨精细，完全没有劈砍使用的磨损痕迹，属于礼仪用具而非实战兵器。二里头出土的璧戚形制，两侧齿状扉棱，后来直接被殷商玉戚继承，从形制上打通了夏代玄钺到商代白戚的传承关系。但是二里头并没有发现陨铁质地的玄钺，限于中原地区陨铁材料稀少，中原夏王朝主要使用墨玉充当玄钺。

反观三星堆七号坑出土的陨铁斧钺，为解开玄钺之谜提供了关键物证。四川大学黎海超教授团队经过金相检测确认：这件器物由天外陨铁打磨制成，没有人工冶炼痕迹，整体为斧钺形制，通体漆黑，和《古今注》“铁斧为玄钺”的记载完美对应。这件陨铁钺放置于祭祀坑底层核心位置，和青铜神树、黄金面具、象牙共存，只有君王才能拥有这件器物。从年代来看，这件陨铁器物铸造时间为夏末商初，正是夏商交替的时代。这里就出现了重要历史线索：夏代王室有两种玄钺，中原王朝以墨玉玄钺为主，而地处西南的夏代分支族群掌握陨铁加工技术，使用陨铁玄钺，二者都遵循“夏尚玄”的礼制传统。

更早溯源，石峁遗址（距今4300‑3800年）出土大量墨玉、青玉玉钺，很多玉钺嵌筑在石城城墙内部，用于镇祀天地。石峁地处北方，继承龙山时代的礼器传统，大量选用深色墨玉，为后来夏代崇尚黑色、选定玄钺奠定了史前基础。良渚文化时期，玉钺大多选用淡青色玉料，极少使用黑色玉石，可见“尚黑”并不是长江下游的传统，而是龙山时代北方族群的信仰，后来被夏王朝继承下来。

综合出土文物可以得出结论：夏代玄钺分为两个层级，普通贵族使用深色石钺；最高级别的王权礼钺，条件允许就使用陨铁打造，陨铁来源上天，代表君王受命于天，这正是夏代玄钺的深层内涵。

三、殷商白戚：殷墟、三星堆的白色玉钺印证“殷尚白”

《司马法》提出“殷执白戚”，殷商崇尚白色，最高等级的礼器钺，选用白色透闪石玉制作，器物两侧带有扉牙，专门命名为戚，以此区分夏代的玄钺。

商代核心都城殷墟妇好墓出土数件白色玉戚，玉料洁白温润，为上等透闪石玉，两侧有齿状扉棱，器身轻薄，没有任何使用磨损痕迹，仅仅作为仪仗礼器。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可以领兵征伐，陪葬玉戚正是她拥有军事权力的证明 。二里头出土的璧戚只有少量扉牙，商代玉戚扉牙更加规整细密，明显继承夏代形制，只是把深色青玉换成白色玉石，严格遵循殷人尚白的礼制。

三星堆遗址同样出土大量白色玉戚、玉钺，和殷墟玉戚形制高度一致。广汉高骈镇出土商代白色玉钺，金沙遗址出土的风字形玉钺，玉质洁白，两侧扉牙整齐，和殷墟器物一脉相承，证明古蜀地区完全接纳殷商“白戚”的礼制规范。很多人误以为三星堆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和中原礼制毫无关联，但是玉戚这件器物证明：夏商周的礼制体系在商代已经传播到四川盆地，古蜀贵族同样认同殷商以白色玉戚代表王权的制度。

良渚文化虽然更早出现玉钺，但是良渚玉钺大多为青黄色，扉牙很少；石峁玉器偏爱墨玉；直到商代，白色玉戚才成为最高规格礼器。这里就厘清一条演变链条：良渚发明玉钺→石峁完善钺的礼器地位→夏代改为深色玄钺→商代统一换成白色玉戚，器物形制一脉相承，只是随着时代更替更换玉料颜色。

同时我们还要区分：商代青铜钺大多用来实战或者行刑，比如妇好墓虎食人青铜钺，虽然体型巨大，但属于行刑用具；真正代表帝王仪仗的礼器，依然是白色玉戚，青铜钺并不能替代玉戚的地位。这恰好印证《司马法》所言，殷代帝王执的是白戚（玉质），而不是青铜钺。

四、周代黄钺：青铜兴盛，黄金器物完成礼制闭环

《司马法》记载“周左杖黄戉”，周代选择金黄色作为钺的主色调。此时冶铜技术全面成熟，青铜冶炼普及，青铜天然呈现金黄色，黄钺正式定型为青铜钺；同时黄金材质的钺也开始出现，进一步强化黄色代表王权的观念。

西周时期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大量青铜钺，整体呈金黄色，兽面纹饰庄重，尺寸缩小，不再用于行刑，纯粹作为君王出征的仪仗。周武王伐纣手持黄钺，就是青铜铸造，自此“黄钺”成为后世帝王专属信物，后代皇帝派遣大将军出征，必定赐黄钺代表天子权威，源头就在周代。

三星堆五号祭祀坑出土黄金打造的金钺，是上古时期难得的纯金钺器，通体金黄，和周代黄钺的颜色契合。三星堆的金钺年代为商末，早于西周，说明商末时期西南地区已经出现黄金钺的雏形，周代建立之后，中原王朝选用更加易得的青铜来打造黄钺，把黄金钺的形制简化为青铜钺，完成礼制的继承与本土化改造。

史前良渚时代没有青铜，良渚君王只能依靠玉钺；夏代没有成熟铸铜技术，只能依靠墨玉和陨铁；商代青铜虽多，但帝王礼器依旧尊崇玉石；周代铸铜技术完全成熟，青铜黄钺正式成为主流礼器。器物材质的转变，本质是生产力进步的体现，《司马法》用颜色区分三代钺器，恰好对应了上古材料技术的发展历程。

五、综合研判：文献与考古互证，上古礼制的传承脉络

综合良渚、石峁、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出土的钺类器物，我们可以还原完整的历史发展链条：

1.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最先把石钺改造为玉钺，剥离实用属性，玉钺成为军权象征，奠定钺为权力信物的根基；

2. 石峁龙山时代：北方族群崇尚黑色，大量使用墨玉玉钺，开启“尚黑”传统，被后来的夏王朝继承，催生夏代玄钺；

3. 夏代二里头与三星堆：中原用墨玉玄钺，古蜀地区使用陨铁玄钺，落实“夏执玄钺”的礼制；

4. 殷商殷墟与金沙‑三星堆：摒弃深色玉石，改用白色透闪石玉制作玉戚，严格奉行“殷尚白，执白戚”；

5. 周代中原地区：依托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铸造金黄色青铜钺，确立周人“杖黄钺”的制度。

过去很多学者认为《司马法》中夏尚玄、殷尚白、周尚黄，是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兴起后的后人附会，如今考古实物推翻了这一观点。战国编写《司马法》的作者，并不是凭空编造颜色礼制，而是整理了从上古时期口耳相传、器物代代沿袭的古老制度。战国儒生只是把早已实行数千年的礼制传统落实为文字记录。

同时，三星堆同时出土陨铁玄钺、白色玉戚、黄金黄钺，集齐夏商周三代帝王礼钺，恰好印证古蜀地区长期和中原王朝保持礼制交流，中华文明并不是中原单向输出，而是中原、巴蜀、北方龙山文化互相交融之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石峁的北方玉礼、良渚的东南礼器、二里头的夏代制度、三星堆的西南特色，最后汇总成夏商周统一的礼制体系。

六、结语

一枚小小的钺器，串联起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礼制变迁。《司马法》简短二十余字的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看作战国时代的思想产物，但是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推进，二里头的墨玉钺、三星堆的陨铁斧与金钺、殷墟的白色玉戚、石峁的墨玉礼器，一件件出土文物印证古籍文本。夏尚玄、殷尚白、周尚黄，不是后世的想象，而是上古先民根据材料特性、族群信仰确立的国家制度。

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正是我们探索上古历史最可靠的路径。抛开后世五行学说的标签，透过玄钺、白戚、黄钺可以看到：早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已经形成统一的王权符号体系，不同地域的上古古国共享一套礼制文化，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一体发展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