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玩伴闰土：57岁贫病而终，留下五子，后代完成华丽蜕变

1936年的深秋，绍兴乡下的一间土屋里，一个老农躺在板床上，已经起不来了。

他的背上生了疮，乡里人叫＂背疽＂，起初只是一个疖子，后来溃烂开来，脓血浸透了垫在身下的旧棉絮。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请郎中，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日日烂下去。

那一年他五十七岁，看上去却像七十岁的人。脸是灰黄的，皱纹一道压着一道，手上的裂口像松树皮。

弥留的时候，他的神志已经不大清楚了，嘴里含含糊糊地念着一个称呼。守在床边的人俯身去听，听了好几遍才听明白——

他念的是＂迅哥儿＂。

这个被乡邻唤作＂阿水＂、户籍上写着＂章运水＂的农民，恐怕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早已是中国文学里一个不朽的名字。

他就是闰土。鲁迅笔下那个项戴银圈、手捏钢叉、在月下瓜田里刺猹的少年。

只是，书里的少年永远是十一二岁的模样，而书外的他，熬过了大半个世纪的苦，最后烂在了一张连药都买不起的床上。

时间要回到四十多年前。

那是1893年前后，绍兴城里的周家正办一场大祭祀。祭祀要用许多祭器，怕人偷，需要一个忙月来看管。

周家的忙月叫章福庆，是个老实本分的竹匠和农人。他向东家提了一句：家里活计忙不开，能不能把儿子带来帮几天忙。 东家应了。

于是那个乡下孩子第一次走进了周家高高的台门。

周家的少爷比他小几岁，那年也就十一二岁，是个生在深宅大院、被规矩管着的读书孩子。两个孩子一见面，竟一点也不认生。

乡下来的孩子有一张紫红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那是怕他夭折，父母在神佛前许了愿，用圈子套住他的命。

他给周家少爷讲的，都是城里孩子闻所未闻的事。

他说，下雪了就可以捕鸟，扫开一片雪地，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上秕谷，绳子一拉，什么鹁鸪、角鸡、蓝背都罩在里头。

他说，夏天到海边拾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

他还说，月亮地下，你听，啦啦地响了，那是猹在咬瓜。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那是周家少爷从未见过的、辽阔又自由的世界。后来他在文章里写：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

两个孩子，一个在高墙里，一个在田野上，本是隔着身世的两端，却因为这几日的相处，结下了一生都解不开的牵挂。

正月过完，闰土要回乡下去了。

他急得大哭，躲在厨房里不肯走。周家少爷也哭，急得不行。

后来闰土还托他父亲带来过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周家少爷也送过他东西。

只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再也没能像那个冬天一样，肩并肩地坐在一处了。

那个周家少爷，名字叫周樟寿，后来改名周树人。

再后来，他有了一个传遍天下的笔名——鲁迅。

人世间最残忍的，从来不是没有相遇，而是相遇之后，被时间和命运一点点磨成了陌路。

二十多年后，1919年的冬天，鲁迅回到故乡，是来卖掉老屋、接母亲北上的。

他听母亲提起闰土，说他每到家里来，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鲁迅心里一动，那个紫红圆脸、项戴银圈的少年，又在记忆里鲜活起来。

可是，当闰土真的站在他面前时，鲁迅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脸已经灰黄，刻着很深的皱纹；那顶小毡帽换成了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双曾经红活圆实的手，如今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

鲁迅的喉咙里涌上千言万语：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他想喊一声＂闰土哥＂。

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

终于，他恭恭敬敬地开了口，叫了两个字——

＂老爷……＂

鲁迅说，他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他知道，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那一声＂老爷＂，叫断了月下瓜田里的整个少年时代。

不是闰土变了心，而是几十年的苦，把一个人的脊梁压弯了，也把两个孩子之间的平等，压成了主仆的尊卑。

后来鲁迅问起他的境况。闰土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

他低声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鲁迅用六个字，写尽了一个旧中国农民被压在最底层的一生。

临走时，鲁迅让母亲把家里不必搬走的东西，尽量送给闰土，由他自己去拣。

闰土拣了几件：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又要了所有的草灰——那是乡下的肥料。

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也是这场重逢，留给彼此最后的一点温度。

那只盛着草灰的器皿里，后来还埋出过十几个碗碟。有人说是闰土埋的，想要又不好意思拿；也有人说是别人栽赃。鲁迅没有去深究。

他只是望着渐渐远去的故乡，想起那个深蓝天空下、金黄圆月里，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少年——那个少年，他再也回不去了。

此后，闰土的日子愈发难了。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地里的收成却一年比一年薄。他像一头老牛，把全部气力都耗在了那几亩养不活全家的薄田上。

1934年，绍兴大旱，颗粒无收。本就贫病交加的闰土，背上生了疮，没钱医治，挨了两年。

到1936年，那疮终于要了他的命。

这一年的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也是这一年，他笔下的闰土，在绍兴乡下贫病而终。

一南一北，一个写下他、一个被他写下的人，在同一年里，前后脚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们都活得太累的世道。

闰土走的时候，留下了五个儿子，和一屋子的清贫。

苦难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下脚步。

他的大儿子章启生——也就是《故乡》里那个＂紫色圆脸、颈上没有银圈＂的水生，早在父亲之前，就已经因为染上瘟疫，贫病而死，年仅三十出头。

启生死时，他的儿子章贵还很小。母亲改嫁，孩子由年迈的祖母拉扯着，章贵从五六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做长工，吃不饱，穿不暖，更别提念书识字。

到他长大，已经是个一个字都不认得的文盲。

闰土这一脉，仿佛被命运按在泥里，三代人都没能抬起头来。

转机，来在1949年以后。

土地分到了农民手里。章贵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田。更让他想不到的是，1954年，绍兴办起了鲁迅纪念馆——为了纪念那位写下他祖父的伟大作家。

因为是闰土的后代，二十岁的章贵被请进了纪念馆工作。

一个放了大半辈子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青年，走进了陈列着书籍与文稿的殿堂。

他羞愧，也发狠。

白天工作，晚上就着油灯一笔一画地认字、写字。从一个文盲，硬是把自己熬成了能读、能写、能讲解、能研究的人。

他读祖父被写进的那些文章，读《故乡》，读《少年闰土》，一字一句地读自己家族的命运。他渐渐懂得了，祖父那一声＂老爷＂里，藏着多少说不出的辛酸。

后来，章贵开始研究鲁迅，写文章，做讲解，一步步成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一个曾经的放牛娃，成了研究鲁迅的学者。这是闰土，也是闰土的父亲、儿子，做梦都不曾敢想的事。

更动人的，是另一段重逢。

1954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来到绍兴。两个家族的第三代——周海婴与章贵，第一次握住了彼此的手。

祖辈之间那道＂可悲的厚障壁＂，到了孙辈这里，终于被推倒了。

他们没有＂老爷＂与＂忙月＂，没有主与仆。他们是朋友，是兄弟，是两个被同一段历史紧紧系在一起的家庭。

此后几十年，两家人书信往来，常相走动。周海婴每到绍兴，必去看章贵；章贵也始终把周家当作至亲。

当年那两个在厨房里哭着不肯分别的孩子，他们没能续完的情谊，由他们的子孙，在另一个时代里，郑重地接了下去。

章贵常说：是鲁迅先生，让闰土被人记住；也是新社会，让我们这样的人家，翻了身。

他的孩子们，再不必放牛做工。他们走进了学堂，读了大学，有了体面的工作和安稳的日子。

从目不识丁的闰土，到给地主放牛的章贵，再到走进大学的下一代——这个被旧时代压在泥里的农家，用了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终于把脊梁，一寸一寸地挺直了。

闰土若泉下有知，看到子孙后代这般光景，该是怎样的欣慰。

如今，绍兴的鲁迅故里，游人如织。

《少年闰土》被印进一代代人的课本里。多少孩子读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都会在心里，描出那个手捏钢叉的少年的样子。

那个少年永远不会老去，永远在月光下，守着他的瓜田。

而那个在书外活过的章运水，那个被苦难磨得像石像一般、临终还念着＂迅哥儿＂的老农，也终于借着这些文字，借着子孙后代的挺立，被时光温柔地接住了。

他这一生，贫，病，苦，卑微到连自己的名字都没能留下，只留下一个别人给的称呼——闰土。

可正是这个名字，让一个中国底层农民的悲欢，被整个民族记住了一百年。

他没能等到好日子。但他的子孙等到了。

那道曾经隔在两个孩子之间的厚障壁，终究塌了；那片月下的瓜田，终究等来了不必再受苦的后人。

少年闰土手里的钢叉，刺向的是偷瓜的猹。

而他和他身后这个家族，用了三代人的隐忍与不屈，刺破的，是压了他们整整一个旧时代的那层冰。

人虽离去，那一声＂迅哥儿＂和那一声＂老爷＂之间的全部沉重与深情，都化进了后来人挺直的腰板里，再没有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