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的第三年,项目部搬到了坦桑尼亚北部一个叫姆万扎的小城。维多利亚湖边的风常年温热,带着水草的腥气。我的工作是维护中资港口项目的设备,出差回来那天,当地合作方的工程师托尼请我去他家吃饭,说介绍个人给我认识。
他妹妹伊曼尼坐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下,穿一件蓝底白花的棉布裙,正用斯瓦希里语教几个小孩数数。她转头看我的时候,夕阳正好从树冠缝隙漏下来,照得她耳垂上一枚小小的银环发亮。那天晚上她做了烤鱼和乌伽利,我们聊了很久——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我用更结结巴巴的斯瓦希里语。临走时她送我到院门口,递给我一个用香蕉叶包着的东西,打开是几块刚烤好的木薯糕。
后来我每次从项目地回姆万扎都去找她。她带我去市场挑芒果,告诉我怎么用手指按果蒂判断熟度;我教她用手机拍好看的照片,她第一次拍到湖边日落时举着屏幕给我看,笑得露出两颗虎牙。托尼在一旁摇头说中国人太慢,按他们的习俗,看对眼的第二天就该提亲了。
我向伊曼尼求婚是在旱季。维多利亚湖的水位降下去一大截,露出岸边龟裂的泥地,我在裂缝间用石子摆了一颗心形。她站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蹲下来,把那些石子一颗颗重新摆正,摆成一个更规整的圆。
"婚姻是圆的,"她用斯瓦希里语说,我让托尼翻译给我听,"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婚礼在村里办的,按照当地的习俗,杀了两只羊,全村人都来了。项目部领导给我批了半个月假,同事们凑份子送了台发电机当贺礼。我爸在视频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好好对人家。"我妈抹着眼泪问:"那边吃得惯吗?有没有米饭?"
洞房花烛是真正的"花烛",村里没通电,点了十几根白蜡烛,把红砖墙映得暖烘烘的。伊曼尼穿了一件中国红的丝绸裙子,是我托人从达累斯萨拉姆买的。她坐在床沿上,烛光把她的侧脸轮廓描得很柔和。
我走过去坐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有点湿,可能是紧张。我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Nakupenda。"——我爱你。她笑了,那两颗虎牙又露出来。然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不是斯瓦希里语。
是中文。是带着一点湖南口音的中文。
她说:"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三年。"
我整个人僵住了,握着她的手像握着一块突然有了温度的石头。她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笑得更厉害了,从床垫底下摸出一本皱巴巴的课本——《标准中文》第一册,扉页上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是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编号和年份。
"三年前我生了一场病,"她坐直身体,用很慢但很清晰的中文说,"中国医疗队治好了我。那个女医生走的时候给我留了这本书,说学好中文,以后会有用的。"
我张着嘴,半天合不拢:"那你之前跟我说话……"
"托尼教我说英语,我故意说得不好,"她眨眨眼,"想看看你会不会嫌我笨。你从来没有,还总是比手势、画画、查手机词典给我看。"
我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学了三年的中文,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站在我面前,在我以为她听不懂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我在河边看见你摆石头那天,"她说,"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嫁。"
烛火跳了一下,她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我伸手把她拉过来,额头抵着额头。她身上有烤木薯的甜味,还有蜡烛烧久了的烟熏味。
"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我问。
她想了想,用中文一字一顿:"你给托尼发的那些消息,问我喜欢什么花、喜欢吃什么水果、生日是哪天——我全看见了。托尼每次看完都拿给我看。"
我哭笑不得。原来这三个月,我苦心经营的追求攻势,女主角全程坐在后台实时观摩。
"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想看你认真追我的样子。"她把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很可爱。"
我搂着她,屋外传来村里的鼓声和歌声,庆祝的宴席还没散。维多利亚湖的风从窗缝钻进来,把蜡烛吹得东倒西歪,我们俩的影子在红砖墙上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后来她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字叫"林",是那个女医生给她起的。女医生说,她希望这个女孩以后遇到一个从中国来的人,那个人会像森林一样,给她遮风挡雨。
我搂着她,说:"我姓林。"
她愣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缩进我怀里笑起来,笑得发抖。笑声从窗户飘出去,混在鼓点和歌声里,沿着维多利亚湖的风,飘向无边无际的非洲夜空。
床头那本《标准中文》被风翻了一页,正好翻到"家庭"那一章。插图是一家三口围在桌边吃饭,画得简单,歪歪扭扭。
她凑过去看了一眼,用中文说:"以后,我们也要。"
我说好。窗外的鼓声停了,月光从云层后面漏出来,照在她银色的耳环上,亮晶晶的,像湖面上最小的那一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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