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湘西有位著名土匪，面对儿子真心劝降却怒不可遏，甚至威胁说再劝降就开枪！
1950年初春，沅水上游的云雾刚刚散开，湘西的山路上仍能听到零星枪声。国家政权已经更替，可在大山深处，最后几股土匪依旧负隅顽抗。最顽固的一支便由姚大榜率领，他在当地被称作“榜子哥”，熟悉地形，凶悍难缠。
追溯根源，并非每个人天生就握刀持枪。二十多年前，姚家两头耕牛被地主强行牵走，乡约判姚家“偷牛”并罚银。那天深夜，年轻的姚大榜摸进地主院落讨要公道，争执中挥镰成祸，一尸倒地，他自知难逃族法，只得转身入山。山里缺衣少粮，却有和他一样走投无路的人。贫寒农民、逃兵、赌徒，几张破草席一合计，山寨就算立起来了。
湘西山高林密，官府鞭子甩不进来，土匪反倒成了另一套“地头法”。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兵力常年抽调外地，留下的空隙被大小匪帮迅速填满。1934年前后，贺龙率部长征路过此地，想把这股地头蛇收编进红军，写过一纸便条，软硬兼施。姚大榜面上称“家中产妇待产”，背后却将信一烧，继续盘踞。很快，更极端的举动发生——几名护送伤员的红军小队在谷口被伏击，枪声停下时，山坡上多了二十多具衣衫染血的身体。自此，他与工农武装彻底结怨。
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剿匪被提到战略高度。军事围歼和政治劝降两条线并行，以期减少流血。公安机关翻遍旧案卷时，注意到一个名字——姚应科，正是姚大榜的次子，曾在芷江读书，思想活络。还有胡秀菼，这位小学同窗在战乱中被姚大榜救过一命，如今已在县里协助工作。组织决定，先做通这二人的工作，再用亲情与人情打开缺口。
10月6日清晨，山外小镇的客栈里，胡秀菼与姚应科对坐。“只要伯父愿意下山，政府保他一条生路。”胡轻声劝说。应科沉默片刻，点了点头。两个年轻人各负使命，翻山越岭进了土匪地盘。老寨门嘎吱一声敞开，枪口却早已对准访客。应科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声音：“下山吧，局势已变。”姚大榜盯着他，目光像刀子。“再提投降，给我滚下山！”一句话，把父子间剩余的温情劈成两半。
劝降失败的消息当夜送到县城。剿匪指挥部判断：必须把政治工作继续做下去，但战机也要牢牢抓在手里。11月底，晃县驻军故意外出“巡防”，把城区武装力量显得薄弱。果不其然，姚大榜带百余人趁夜摸向城垣，意在捞粮抢药。一进外街，两侧屋顶同时亮起信号弹，解放军早已埋伏。交火仅半小时，匪徒死伤近半，残部仓皇北逃。
山林战向来靠耐心。侦察员日夜盯梢，摸清了姚大榜藏身十家坪的草棚。1950年2月中旬，一支小分队借夜色潜入，切断外围哨卡。天微亮时，山谷里突然响起双响炮，随即轻机枪压制火力，冲锋号一响便一鼓作气。匪首举枪狂射，却难挡山外的合围。短促的爆炸后，战斗结束。战报里没有修饰，只写了一句“敌首姚大榜当场毙命”。
次日午后，山下集镇贴出布告，宣布湘西最大匪帮覆灭。众人围观时议论纷纷，有人感慨，也有人摇头。当晚，姚应科走到江边，久久无言。水面映着火把，他把一封写给父亲未能递出的家信投入水中。远处枪声已息，江流却依旧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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