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环第一次侍寝创下空前纪录，令李隆基彻底为其沦陷，甘愿因此被“剃头”牺牲身份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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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宝四载，长安城里前后脚办了两桩喜事。

寿王李瑁迎娶了新的王妃韦氏；同一年，一个做了四年多女道士的妇人，脱下青色的羽衣，被册立为贵妃。坏就坏在，这位新贵妃，正是几年前那位寿王妃，李瑁曾经的妻子。给儿子张罗新妇的，和当初抢走儿子原配的，是同一个人，他们的父亲，大唐天子李隆基。

一个皇帝，怎么把自己的亲儿媳，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变成了枕边人？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那件青羽衣底下，到底藏着一套多精巧的程序～

开元二十三年的寿王府

刚开始，寿王府的日子过得很平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七月，咸宜公主出降，就在这场婚礼上，年轻貌美的杨玉环和寿王李瑁相识。同年十二月，杨玉环被正式册立为寿王妃，这一笔《资治通鉴》里记得清清楚楚。

这一年，李瑁正是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他母亲武惠妃是皇帝最宠爱的女人，在后宫的权势跟皇后没两样，他娶的又是一等一的美人，这桩婚事在当时的大唐显赫得很。可仅仅两年多以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武惠妃突然病逝。

武惠妃这一死，把大明宫里的老皇帝李隆基彻底架空了。他整天闷闷不乐，觉得后宫成千上万的女子，竟没一个懂自己的心思。《旧唐书》里写他后庭无当帝意者，满宫的人都不合他的意。就在这时候，有人悄悄进言，说寿王妃杨氏姿色冠代，长得实在太美，该召进宫见一见。

荒唐就从这儿开始。一个是权倾天下的皇帝，一个是他的亲儿媳。李隆基不是糊涂昏君，恰恰相反，他精明得很。他太清楚了，直接把儿媳抢进宫，会招来什么样的骂名。在儒家宗法的规矩里，夺儿子的妻是天大的丑闻，谁都容不下。所以他不急着动手。他得先办一件事，让寿王妃这个身份，在世俗法理上干干净净地消失。那件代表寿王妃的礼服不脱下来，底下的事就没法做。

拿窦太后当招牌的度人敕书

要让这个身份消失，李隆基把主意打到了唐代最流行的道教度人制度上。大唐开国皇帝李渊认了老子李耳做祖宗，道教在唐朝地位特别高，等于国教。当时不少达官显贵、连公主在内，想躲开点世俗麻烦，都爱出家当女道士，俗称女冠。

李唐皇室在这上头是有前例的，就说太平公主，早先是为给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祈福，出家做了女道士；后来赶上吐蕃遣使求婚、指名要娶她，武则天顺水推舟，就拿女儿已经入道当理由，客客气气地回绝了这桩和亲。

李隆基亲自拟了一道敕书，收在《全唐文》里，题目叫《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敕书下达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二，离武惠妃去世已经三年多了。里头写得冠冕堂皇：

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翻成白话就是：正赶上生母窦太后的忌辰，皇帝一片孝心，想为太后追福；而寿王妃杨氏呢，自己也一心向道、愿意清修，皇帝这才顺着她的心意，准她出家。这话真是讽刺到家了。

窦太后是李隆基心里永远的痛，当年被武则天秘密害死，连尸骨都没找着。孝道这张牌一打出来，臣子也好、儿子李瑁也好，就再没了反对的由头。谁敢拦一个孝顺媳妇去替死去的婆婆祈福？

说穿了，李隆基就是把一桩违背伦理的丑事，包装成了最高尚的宗教奉献和孝道典范。手法核心只有一条：借出家这道程序，把杨玉环和寿王李瑁的婚姻，从法理上一笔勾销。

于是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杨玉环正式被度为女道士，脱下寿王妃的朝服，换上道士的羽衣。《旧唐书》说她穿着羽衣被引入禁中，赐号太真，从此居在宫里，她的居处后世称太真宫。打这天起，世上再没有寿王妃杨氏，只有一个跳出红尘的女道士。李隆基就用这么一道敕书，把一桩夺媳的丑事，办成了挑不出毛病的合法手续。

太真宫的歌舞

这场身份转换，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场无声的折磨。

杨玉环并不是欢欢喜喜走向大明宫的，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里，留着一个很凄凉的细节。她头一回接到皇帝恩召、要跟亲人告别时，哭得止不住。那天正是寒冬，眼泪落下来，混着脸上的胭脂，冻成了红色的冰：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

这只是笔记里的传闻，何况杨玉环早年丧父、由叔父养大，未必真跟父母告别。可泪结红冰这个意象，还是把一个弱女子在绝对皇权面前的无奈和恐惧，写得淋漓尽致。

大明宫的另一头，寿王府里一片死寂。李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父亲一纸敕书迎进宫，一句话都不敢说。在极权底下，孝道和君臣之礼是两座翻不过去的大山，死死压在这个年轻皇子头上。他不但不能抱怨，还得在人前装出一副对父亲感恩戴德的样子。

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入道，到天宝四载八月册为贵妃，这四年多的灰色光阴，成了李瑁心里拔不掉的一根刺。

李隆基显然觉得，光把杨玉环变成女道士还不够，这个伦理闭环得彻底焊死。天宝四载，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新的寿王妃。这道诏书在法理上很有讲究：给李瑁重新配了个妻子，等于对外宣告，李瑁的家早已回到正轨，他不再是个失了妻的可怜人。这么一来，旧寿王妃杨氏就成了彻底的历史名词，跟寿王府再无半点法律上的瓜葛。

李瑁在王府里无奈地迎娶新妇，太真宫里却响起了《霓裳羽衣曲》。杨玉环脱下那件穿了四年多的青羽衣，换上了华贵的霓裳。有意思的是，早年荒唐惯了的李隆基，得了杨玉环之后，竟收了性子。《开元天宝遗事》记着，开元末年，皇帝一到春天就爱在后宫玩个游戏：让嫔妃们头上插满花，他亲手放飞捉来的蝴蝶，落在谁头上，当晚就宠幸谁。可自打杨玉环入宫专宠，这荒唐游戏就再没玩过。

一个人独占了帝王全部的爱，代价是另一个人，在黑暗里永远的沉默。

天宝四载的无冕之后：贵妃的仪体与皇后无异

给儿子安排好新婚事，李隆基当年就册立杨玉环为贵妃。

《旧唐书·后妃传序》里说，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改过内官制度，把早先的贵、淑、德、贤四妃名号废了，另设惠妃、丽妃、华妃为正一品夫人；到天宝年间，又单单恢复了贵妃这个封号，只设一人。这时候王皇后早被废、武惠妃已去世，后宫连个皇后都没有。杨玉环册为贵妃，就成了大唐后宫里品级最高、说一不二的无冕之主。《新唐书》里写，宫里人都叫她“娘子”，她的仪仗、待遇、礼数，跟皇后一模一样。

到这儿，李隆基花了好几年精心布局，总算把当初的儿媳，变成了大唐帝国的女主人。私欲满足了，面子上还让所有人挑不出半点程序的毛病。

可这种拿国家法理给自己私欲让路的做法，对国家制度的伤害大得很。皇帝带头把伦理的底线、规矩的红线都踩了，底下的官僚也就心照不宣，跟着由着规矩烂下去。

最典型的，就是杨贵妃爱吃荔枝。《旧唐书》《新唐书》都说，杨玉环祖籍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亲杨玄琰做过蜀州司户，她小时候随父亲在蜀地长大，打小就好这一口。

当时显贵都晓得岭南的荔枝最好，可荔枝这东西太娇气，经宿则败，隔一夜就坏，那年月根本没法跨着几千里还保着鲜运到长安。为了让贵妃吃上鲜的，朝廷就动用涪州通往长安的现成官驿，这条路后世俗称荔枝道，快马昼夜连轴转，几天就把新鲜荔枝送到了长安。

驿传制度本是传递紧急军情、国家政令的，图的是帝国的行政效率和军事安全。可如今，驿使骑着快马昼夜狂奔在官道上，竟只是因为贵妃想吃一口鲜果。

本该为军国大事八百里加急的驿马，如今拼了命地跑，只为送一筐荔枝。帝国最要紧的一条命脉，就这么被私欲抽去用了。

从前头那道度人敕书，到后来的荔枝驿传，这两件事是一根线上的因果。当国家最神圣的宗教制度都能拿来当皇帝夺媳的遮羞布，那驿传系统沦落成运荔枝的私器，也就不足为奇了。制度那点严肃劲儿，就在皇帝一次次的私欲消费里，被稀释得干干净净。

这账，迟早要还。天宝十四载，渔阳的战鼓一响，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仓皇逃往蜀地。马嵬坡前，禁军哗变，皇帝到底没能保住那个女人，只能亲手把杨贵妃赐死。晚唐诗人郑畋写过一首《马嵬坡》：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诗里的意思是，大唐虽说丢了脸，可皇帝到底在最后关头处死了杨贵妃，保住了天子的体面，总比南朝陈后主抱着张丽华一起跳进景阳宫的井里，要强得多。

老达子说

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骂得最狠。他说开元年间的治理本已近乎完美，最后却因杨贵妃丢了天下，可这绝不是一个女人办得到的事。真正坏事的是李隆基自己：夺儿子的妻，拿出家来遮丑，自以为天衣无缝，其实是自身立不正，把人伦纲纪败了个干净，家不成家，天下也跟着乱了。说到底，这从来不是什么红颜祸水，是这位天子自己，用一套挑不出毛病的程序，把江山的根基一点点蛀空了。

只是不知道，当满头白发的李隆基从蜀道的细雨里回到长安，听着太极宫空荡荡的钟声时，还会不会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寒冬的清晨，那个红冰满面、被人硬扶上马车的寿王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