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溪之子徐定超：在变革与守成之间锻造永嘉的精神脊梁

徐定超（1845—1918），字超伯，号班侯，浙江永嘉枫林人。枫林坐落于楠溪江中游，是瓯江北岸的文教重镇，徐氏一族以诗书传家。徐定超少承家学，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九年（1883）中进士，签分户部广东司主事，后历任户部则例馆纂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提调兼总教习、神州医学会会长、山东道江西道陕西道河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旅京浙江公学监督和温州会馆管理人。从晚清到民国，他先后涉足监察、医学教育、师范教育、地方行政等领域，表面职务切换频繁，内在却有一以贯之的取向：在不彻底打破既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制度内部的改进空间，以此应对时局的剧烈变动。

徐定超成长的年代，永嘉社会正承受多重压力。军事上，太平军自闽赣向浙南推进，金钱会于1861年一度占据温州府城。据同邑士绅孙衣言追记，城内商铺与绅富宅第被焚掠者“各铺户及各绅富”合计一千七百余家，此后半年间的拉锯战事致数万人丧生，楠溪江流域的民间记忆对此多有负面描述。经济上，外国机制品持续冲击本地手工业，鸦片输入抽空了底层农户的积累。军事与经济的双重侵蚀，构成了徐定超改革主张的现实前提。

1890年代维新思潮中，徐定超将教育置于变革序列的最前端。“开办学堂以为人才之本”体现了他对渐进积累的重视，与康梁追求快速制度变革的路数不同。当旧党攻讦维新派时，他以“以周代殷”为变法辩护，意在说明改革本是中国历史中的固有传统。但戊戌六君子与秋瑾的相继殉难，使他不再对清廷的自我更新抱有幻想。他并未因此停止行动，而是将工作重心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性的教育、医学等实务领域。

徐定超的家书为理解其教育理念提供了直接依据。有人以特权渠道保举其子出任县知事，他在回信中表达了三个层面的看法：时机上，“大局未定”说明动荡之下不宜入仕；内容上，要求儿子研习“历史、地理、技术”等“经世有用之业”，已超出传统儒学范围；价值上，“不患儿等不能为官，唯患儿等不能为人”，将人格完整置于功名之上。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其核心不是“如何入仕”，而是“如何成人”。两个儿子后来分别加入光复会与同盟会，说明这套理念产生了实际的感召力。

御史任上，徐定超以刚直敢言著称，先后弹劾十余名官员与宗室亲贵。座师黄体芳以“性慷爽，意所可否，质言无回”概括其风格。但言官的作用更多依赖个人勇气与同僚支持，缺乏制度性保障。徐定超对此有清醒认识——戊戌后他转向教育、医学等领域，并非放弃政治关怀，而是在体制约束下寻找间接的改良渠道。

苏杭甬铁路事件中，徐定超的组织才能充分展现。清廷在英方压力下同意将路权交予英商，而江浙绅商此前已发起自办铁路的倡议。徐定超首先以御史身份上奏，从主权角度陈述路权不宜外授；继而联合24位江浙籍官员与士绅联名附议；再以通电方式向川、陕、粤、鄂、赣、滇、闽等省呼吁声援。三步递进形成全国性舆论压力，最终迫使清廷改变决策。他对电报的娴熟运用，使其得以绕过传统公文层级实现跨区域联动。此役的直接成果是路权保全，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向各省绅商展示了地方诉求上升为国家议题的有效路径。

医学方面，徐定超在京担任施药局医员、医学堂总教习、神州医学会会长，集临床、教学、行业组织三重角色于一身。《伤寒论讲义》广收历代注家五十余位，以“按语”附注己见，体例上兼顾传统积累与独立裁断。他在序言中强调“医贵实证”以纠空疏之风，同时提出“理有相通，法可互鉴”的中西医观，在当时以“中西之辨”替代“是非之辨”的语境下尤为理性。

1909年徐定超接掌两浙师范学堂，聘经亨颐为教务长，延揽鲁迅、马叙伦、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执教。师资队伍涵盖文学、哲学、书画、革命等多重背景，学堂因此保持了开放的学术格局。三年间该校成为浙江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府，毕业生中涌现出陈建功、曹聚仁、冯雪峰、潘天寿、谢文锦、宣中华、丰子恺、徐麟书等各领域杰出人物。他同时自费委托侄儿在枫林创办高等小学，体现了精英教育与基础教育并重的理念。

辛亥革命后，徐定超以前朝官员身份出任浙江国民尚武会会长，参与筹划杭州光复。推举都督时他坚辞不就而力荐汤寿潜，基于三点考量：汤寿潜在绅商界的号召力更强；自己的御史背景在新政权中未必有利；他清楚自己更擅长地方实务而非全省协调。这种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知，在同代人中并不多见。

1911年11月温州光复，徐定超于当月十九日就任军政分府都督。其施政分三个阶段推进：前期整顿军警、恢复治安；中期推动议员选举与议事会运作，搭建共和制度的地方框架；后期扶持商贸实业以稳定民生。这一循序渐进的方案有效应对了光复初期的复杂局面。

1912年至1917年间，永嘉棉织、制皂、机械制造、电灯、电话及金融业均有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仍然偏低，传统农业与手工业仍居主导。徐定超对此保持清醒，始终将经济措施定位为“维持生计、安定人心”，避免了因过度乐观导致的政策失误。

1918年1月，徐定超偕夫人自沪乘轮返温，途中与英国轮船相撞沉没，夫妻双双遇难。他的离世使温州失去了一位在旧体制与新政权之间灵活穿梭的过渡型人物——既了解晚清官场逻辑，也熟悉民国运行规则，这样的人物一旦离场，后继者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替补。

五四运动期间，温州五校联合罢课成立救国联合会，其以学校为核心、以师生网络为动员基础的行动逻辑，与徐定超在两浙师范学堂培育的组织文化之间存在清晰的传承关系。他的精神影响并未因死亡而终止。

综观徐定超一生，用“清官”“教育家”或“开明士绅”任何单一标签都不够贴切。他的特点在于：每个职位上都能在既有规则与可能变革之间找到合理的着力点，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在可操作范围内稳步推动改良。单个举措或许不够瞩目，但放在永嘉近代转型的长时段中观察，却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推动力。他不是站在潮头的革命者，而是在种种限制下坚持前行的实干者——这或许是他最具价值的历史形象。

补充说明：关于金钱会的历史评价

金钱会的评价在不同叙事传统中差异甚大。通史著述多将其归入“太平天国时期浙南民变”，突出其反清一面；楠溪江流域的地方记忆却指向暴力与杀戮。孙衣言记录的“一千七百多家”与“杀人几万”，揭示了同一事件的多重面相。本文引入这一事件，意在呈现徐定超早年面对的现实处境——故乡在承受外部冲击的同时，还经历着内部消耗。叙述这一侧面，并非政治定性，而是为了说明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饱经创伤的社会现实。

参考资料：徐逸龙：《枫林古镇研究》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