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工作娶了当地女人，洞房当晚她跪地说了句话，我当场傻眼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晚上房间里的玫瑰花香。

是真的玫瑰花，不是香薰。我老婆阿米塔在加尔各答老城区的一个小市场里一朵一朵挑的，她说中国人结婚讲究喜庆，非要摆满一屋子。我蹲在门口抽烟的时候，看着她把花瓣一片片撕下来，撒在床上、地上、窗台上，那个认真劲儿让我觉得这女人是真想跟我过日子。

那瓶红酒是我托工友从迪拜机场带回来的，一百二十美金一瓶。平时我连二十块一包的烟都舍不得买，但那天我觉得值。我在印度工地干了六年，从打杂的混到带班小组长，一个月挣两千美金，省吃俭用攒了快五年，好不容易娶上媳妇了，还不得好好庆祝一下？

工友们都说我捡到宝了。阿米塔长得好看，皮肤是那种小麦色的，眼睛大，鼻梁挺，笑起来特别温柔。最难得的是她会说中文，虽然带着点印度口音，但日常交流完全没问题。她说她之前在加尔各答一家中餐馆打过三年工，老板是湖南人，对她特别好，教她做中国菜，还教她说中国话。

我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缘分。我一个三十好几的老光棍，在印度这种地方，能遇到一个会说中文、不嫌弃我穷、还愿意嫁给我的女人，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可现在我看着阿米塔跪在我面前，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眼泪把脸上画的那颗红色的吉祥痣冲得一道一道的，我突然觉得这屋子里的玫瑰花香恶心得要命。

“对不起，我骗了你。”她攥着我的裤脚，手指关节攥得发白，我这才注意到她手臂上有一块一块的旧烫伤疤痕，像是被烟头烫的。她哭着说，“我不是你妻子，我是被卖过来的。”

我脑子嗡了一下。

真的，嗡了一下。就像工地上那个打桩机突然砸在钢筋上，整个脑袋都在震。我手里那杯一百二十美金一瓶的红酒差点砸在地上，杯底磕在床头柜上，酒洒了一裤子，红色的液体渗进我那条花了八十块人民币买的西装裤里。

我盯着她看了足足有十秒钟，什么都说不出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在转：我花了五年的积蓄，十八万人民币，折合差不多两百万卢比，娶回来的媳妇，现在跪在我面前说她不是我的妻子？

“你什么意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磨在铁板上，“什么叫你不是我妻子？”

阿米塔哭得更凶了，整个身子都在抖。她松开我的裤脚，趴在地上，额头抵着地板，那个姿势看得我心里一抽一抽的疼。她一边哭一边说，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得使劲听才能听清楚。

“我被他们控制了三年了，他们让我假装跟外国男人结婚，等结了婚，他们就会找上门来敲诈，说你们拐卖印度妇女，要报警，要找人打你，直到你把所有钱都交出来。”

我当时觉得天旋地转。

我蹲下身，想把她的脸抬起来，可她死活不肯抬头，就那么趴在地上，像一只被踩碎了的蝴蝶。我没办法，只好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背靠着床沿，看着满屋子的玫瑰花瓣，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她继续说，声音闷闷的：“上一个男人，是马来西亚来的，他们从他身上敲了十五万美金。再上一个，是新加坡的，敲了十二万。他们专挑中国人下手，因为中国人喜欢存钱，胆子小，不敢报警，语言又不通，最好欺负。”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头像被人拿刀子一刀一刀剐。

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愤怒。我想骂她，想把她从地上拽起来，问清楚她到底骗了多少人。可我又看到她手臂上那些烫伤疤痕，看到她跪在地上抖成那个样子，我骂不出来。

“你为什么告诉我？”我听见自己问，“你骗都骗了，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把我吃干抹净？”

阿米塔终于抬起头，脸上的妆全花了，眼线晕成黑乎乎的两道，狼狈得不像话。她看着我，眼睛里头全是血丝，嘴唇哆嗦着说：“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绝望的东西，让我相信她没说谎。

“你给我买新衣服，给我爸妈寄钱，每天下班回来还给我带吃的。我以为他们会放过你，骗个几万美金就收手，可我今天下午听到他们打电话，他们说要把你榨干，连你工地的工资卡都要拿走，还要打你，打到你残废为止。”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我不能再害人了，真的不能了。”

我坐在那儿，后背靠着床沿，脑子里想着这三个月来发生的事。

三个月前，我在加尔各答城北的一个菜市场第一次见到阿米塔。那天我休息，跟着工地的本地翻译去买菜，想自己做顿中国菜解解馋。她站在一个卖香料的摊子前面，穿着一条黄色的纱丽，头发编成辫子搭在肩膀上，正在跟摊主讨价还价。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她是故意的。

后来她跑过来跟我们搭话，说她会中文，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翻译是个本地小伙子，叫拉杰，一看这阵势就笑得贼兮兮的，用印地语跟她说了几句，然后转头跟我说：“老哥，这姑娘想认识你，你走运了。”

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脸红得跟煮熟的虾一样。可阿米塔大大方方地走过来，用中文跟我打招呼，说她在中餐馆干过，认识好多中国朋友，想跟我聊聊天。

说实话，我在印度待了六年，除了工地上的同事，几乎没跟本地人说过话。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加上我在国内也没什么朋友，整个人就跟一块石头一样，闷头干活，闷头吃饭，闷头睡觉。

阿米塔的出现，就像给一块石头上浇了水，突然就长出草来了。

她隔三差五就来工地找我，给我带她自己做的咖喱角，还有那种叫“萨摩萨”的油炸饺子。她说她在中餐馆学过做中国菜，可做给我吃的全是印度菜，每次端过来都笑嘻嘻的，问我好不好吃。

我说好吃，她就笑得跟朵花一样。

工友们都说我走了狗屎运，一个臭打工的，居然能遇到这么好的姑娘，长得漂亮，性格温柔，还主动。有人劝我小心点，说别是仙人跳。可我当时哪听得进去，满脑子都是她笑起来的样子。

相处了两个月，她主动提出来想跟我结婚。她说她爸妈年纪大了，想看着她早点成家，问我要不要见她父母。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当天晚上就给国内的老娘打了电话，说我找到媳妇了，是印度人，但人特别好，会说中国话，会做中国菜，肯定能跟你处得来。

我老娘在电话那头哭，说儿啊，你总算开窍了，你爱谁就娶谁，妈不挑。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见阿米塔父母那天，我特意换了身新衣服。她爸妈住在加尔各答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房子是土坯的，条件很差，但人很客气。她妈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话，虽然我一句没听懂，可看表情应该是挺满意。她爸话不多，就坐在那儿抽那种廉价的手卷烟，时不时看我一眼，眼神里头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现在想想，那应该是心虚。

结婚的程序走得很快，按照印度教的规矩，在一个小庙里举办的。我交了五万卢比的“彩礼”，折合人民币不到五千块，我当时还觉得便宜，心想这家人真淳朴，不图钱。可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彩礼，是给蛇头的“介绍费”。

婚礼那天，阿米塔穿着大红色的纱丽，头上蒙着纱巾，露出半张脸，美得不像话。我穿着从国内带来的那套西装，站在她旁边，觉得自己像个国王。

工友们都来了，翻译拉杰也来了。这小子平时话多，那天却闷闷的，好几次想跟我说什么，最后都咽回去了。我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有点不舒服。

我那时候没多想，以为他嫉妒。

现在坐在地上，后背靠着床沿，看着阿米塔跪在那儿哭，我突然想起拉杰那天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头一阵发凉。

“你刚才说他们下午打了电话，他们是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静得不像自己，“他们现在在哪儿？”

阿米塔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恐惧，嘴唇哆嗦着说：“他们就在外面，等着我发信号。今晚是我们第一次……如果我搞定你了，他们就明天早上来。如果我搞不定，他们今晚就来硬的。”

她话音还没落，我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至少三四个人，踩在楼下那条碎石子路上，嘎吱嘎吱响。接着是敲门的声音，不是敲隔壁的门，是敲我们这栋楼的大门。

咚咚咚，三下，又重又急。

阿米塔的脸一下子白了，猛地抓住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肉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他们来了，他们提前来了。”

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下意识伸手摸床头柜——那上面放着我平时削水果用的弹簧刀，刀身只有巴掌长，真要拼命根本不够看。

外面的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是用拳头砸，砸得整扇门都在晃，还有人用印地语喊了句什么，声音粗得像砂纸磨石头。

阿米塔抖得更厉害了，手指死死抠着我的手腕，指甲都快嵌进肉里。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冰得像块铁，连带着我的胳膊都开始发凉。

我咬了咬舌尖，疼得一缩脖子，脑子总算清明了点。我先把她扶起来，往床里面推了推，压低声音说：“你先躲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别出声。”

她拼命摇头，眼泪又掉下来了，张着嘴想说话，我赶紧用手指按住她的嘴唇，摇了摇头。外面的砸门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邻居的开门声，有人用本地话吵了两句，接着就没声了——显然是被吓回去了。

我踮着脚走到门口，没敢开门，先凑到猫眼往外看。

猫眼正对着楼梯口，能看到三个男人站在楼下大门那儿，穿的都是皱巴巴的衬衫，脚上的皮鞋沾满了泥，可腰上都别着个黑色的对讲机，亮着小红灯。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正仰着头往我这个方向看，眼睛直勾勾的，像在看一只待宰的羊。

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心脏跳得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这时候我才想起摸手机，手忙脚乱地从裤兜里掏出来，屏幕亮起来的瞬间，我差点骂出声——信号格只剩一格，还在忽明忽暗地闪。我翻通讯录找表哥的电话，手指抖得好几次按错，好不容易找到，拨过去，听筒里只有断断续续的电流声。

“喂？”电话那头终于传来表哥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哥，是我，阿浩！”我压着嗓子喊，声音都变调了，“我出事了，我娶的那个媳妇是被蛇头控制的，现在他们就在我楼下，要敲诈我！”

“什么？！”表哥的声音一下子清醒了，“你先别开门！在加尔各答？是不是靠近老菜市场那片的出租屋？”

我刚要应声，就听见“哐当”一声巨响——楼下的大门被踹开了！

脚步声顺着楼梯往上爬，一步比一步重，踩得木质楼梯吱呀乱响。我甚至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是印地语，但我听懂了几个词：“中国人”“钱”“别让他跑了”。

“哥，他们上来了！”我急得汗都下来了，手机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紧紧攥着那把水果刀，指节都捏白了。

“你听我说，”表哥的声音急得快破音了，“这是当地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新娘局’，我之前听商会的人提过，专挑你们这些工地打工的，手里有积蓄，又不敢惹事。他们张嘴肯定要十万美金，你别答应，也别硬来，先拖着，我马上找当地的朋友过去，但是……”

电话突然断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结束”，又看了看只剩一个小叉的信号格，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这时候，敲门声已经到了我门口，不是砸，是用脚踹，每一下都震得门框上的灰往下掉。那个留小胡子的男人用生硬的英语喊：“开门！我们是阿米塔的家人！你拐卖我们印度的女人，快开门！”

我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脑子里跟放电影似的，把这三个月的事过了一遍。

我想起第一次见阿米塔，她在香料摊前讨价还价的样子，想起她给我带咖喱角，手被油烫了个泡还笑着说没事，想起婚礼上她穿着红纱丽，偷偷往我手里塞了颗糖。

我又想起她手臂上的烫伤疤，想起她跪在地上说“我不能再害人了”，想起她刚才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的疼。

“你要是再不交，就等着警察来抓你！”外面的人还在喊，声音越来越凶，“我们已经报警了，说你强奸、拐卖妇女，你会在印度的监狱里待一辈子！”

监狱？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我在印度待了六年，太清楚这儿的监狱是什么样了。我有个工友去年因为跟当地人打架，进去待了半个月，出来的时候瘦了二十斤，身上全是伤，说里面根本不把人当人看。要是真被扣个拐卖妇女的帽子，我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

我咬了咬牙，对着门喊：“你们要多少钱？”

外面的声音顿了一下，接着那个小胡子的声音响起来，带着点得意：“十万美金，一分都不能少。给了钱，我们就放你走，阿米塔也归你，我们再也不找你麻烦。”

十万美金。

我在脑子里算了一笔账，我一个月挣两千美金，干五年不吃不喝才攒十万。我这六年省吃俭用，连瓶可乐都舍不得买，烟只抽最便宜的，到现在手里也就攒了四万多美金，还是准备回国开个小超市的钱。

我靠在门上，突然觉得特别好笑。

我以为我在印度熬了六年，终于熬出头了，能娶个媳妇，能回家给老娘盖房子，能过点像样的日子。结果呢？人家早就把我摸得一清二楚，知道我有多少积蓄，知道我不敢报警，知道我想安稳过日子，就等着我往坑里跳呢。

“我没那么多钱。”我对着门喊，声音有点哑。

“别装了！”小胡子的声音又响起来，“我们查过了，你在国内的银行卡里有三万多美金，印度的工资卡里还有一万多，加起来正好四万。先把四万给我们，剩下的六万，你给我们写欠条，每个月从工地工资里扣，扣完为止。”

我浑身一冷。

他们连我国内银行卡里有多少钱都知道？

我猛地想起，结婚前阿米塔说要办本地的银行卡，方便以后过日子，让我把国内的银行卡信息给她，她帮我转一部分钱过来。我当时没多想，就把手机银行的截图给她看了。

原来连这个都是算计好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床的方向，阿米塔缩在床角，用被子蒙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应该是在哭。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火，不是对她，是对我自己。我怎么就这么蠢？人家说什么我信什么，掏心掏肺地对她好，结果人家早就把我卖得干干净净了。

可转念一想，她要是真的想害我，干嘛要提前告诉我？干嘛要冒着被蛇头打死的风险，跪在我面前坦白？

我正纠结着，就听见“咔嚓”一声——门锁开始晃了，他们在撬门！

我赶紧把旁边的衣柜推过去，顶住门，然后又把床头柜也搬了过去，拼尽全力堵在门口。外面的人感觉到了，撬得更凶了，还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有个男人甚至用肩膀开始撞门，每撞一下，衣柜就往里面挪一点。

我知道堵不了多久。

我掏出手机，又给表哥拨了一遍，还是没信号。我翻通讯录，想找工地的翻译拉杰，手指刚碰到他的名字，突然想起婚礼那天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会不会……他也知道这件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敢再想下去。

这时候，门又被撞了一下，衣柜“吱呀”一声，往里面挪了一大块，门缝里已经能看到一只皮鞋的鞋尖了。

阿米塔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光着脚跑到我身边，从脖子上扯下来一个银项链，项链下面挂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她把盒子塞到我手里，手指抖得厉害，眼泪砸在我的手背上：“这里面……这里面有他们的证据，还有上一个受害者的联系方式，他报过警，但是没用。你拿着，要是……要是我出事了，你就拿着这个去找中国领事馆，他们会帮你的。”

我捏着那个冰凉的小盒子，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突然问了一句：“你之前……是不是也害过别人？”

阿米塔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点了点头，眼泪流得更凶了：“是。上一个马来西亚的男人，我给他下过药，他们闯进来的时候，他还在睡。他被他们打了三天，最后把所有钱都交了，才被放回去。我……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她说着，突然跪在我面前，额头抵着我的腿：“你要是恨我，等会儿他们进来，你就把我交出去。他们不会杀我，只会打我一顿，然后再找下一个人。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不该死在这儿。”

我看着她头顶的发旋，看着她手臂上那些新旧交叠的疤痕，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疼得厉害。

我伸手把她扶起来，擦了擦她脸上的眼泪，没说话。

这时候，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了一条缝，那个小胡子的脸从缝里露出来，冲我狞笑：“小子，别躲了，乖乖把钱拿出来，不然有你好受的。”

我把阿米塔拉到身后，握紧了手里的水果刀，刀尖对着门缝的方向。

我知道，今天这关，怕是躲不过去了。

门缝里那张脸，我真想一刀捅过去。

可我没动。

不是我怂。是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们敢这么嚣张地踹门，敢在居民区大呼小叫，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根本不怕警察，或者说，警察来了也只会帮他们。

我在印度待了六年，太清楚这儿的规矩了。外国人跟本地人起冲突，不管谁对谁错，先进局子的肯定是外国人。你要是没钱保释，能在里头关到死。

小胡子看我不说话，以为我怂了，笑得更得意了，露出一口被槟榔染红的牙：“怎么样？想清楚没有？四万美金，买你一条命，很划算的。”

我盯着他那张脸，突然问了句：“你们干这行多久了？”

他愣了一下，估计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我又问：“上一个被你们坑的马来西亚人，你们敲了他十五万美金，钱呢？分给阿米塔多少？”

小胡子的脸变了，眼神一下子阴了下来。他身后那两个男人也往前凑了凑，其中一个把手伸进怀里，我看到了刀柄。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小胡子收起笑容，声音冷了下来，“你到底交不交钱？”

我深吸一口气，把阿米塔给我的那个小金属盒子攥在手里，另一只手慢慢伸进裤兜，摸到了手机。

信号还是没有。

但我刚才跟表哥通话的那几十秒，已经把最重要的事说出去了——我在加尔各答老菜市场附近的出租屋，被蛇头堵了。表哥在印度做了十几年生意，认识的人多，就算他赶不过来，也肯定能帮我报警或者联系领事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拖时间。

“四万美金我可以给你，”我对着门缝说，声音尽量放平，“但我有三个条件。”

小胡子眯起眼睛：“你说。”

“第一，钱给你之后，你们必须写一份收据，写清楚这是阿米塔的嫁妆补偿，不是敲诈勒索。第二，你们得签一份协议，以后再也不找阿米塔麻烦，她跟你们没关系了。第三，我要先看到你们手里那份所谓的‘婚约合同’，我得确认你们是不是真有这个资格来要钱。”

我说完这三个条件，小胡子沉默了几秒钟。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收据？协议？这中国人是不是脑子有病？都到这时候了还想着走正规程序？

可他不知道，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印度，敲诈勒索是重罪，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如果他们真写了收据，签了协议，那这份东西就是铁证。到时候我拿着收据和协议去报警，去领事馆，去商会，甚至发到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他们这帮人一个都跑不掉。

小胡子当然不傻，他哼了一声：“你耍我？”

“我没耍你，”我把手机掏出来，屏幕对着门缝晃了晃，“我刚才已经给中国领事馆打了电话，他们正在联系加尔各答警方。你要是现在闯进来，就是入室抢劫，性质不一样。你要是愿意谈，咱们就坐下来好好谈，钱我可以给你，但我得保证我和阿米塔的安全。”

其实我根本没打通领事馆的电话。

但小胡子不知道。他盯着我的手机屏幕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缩在床角的阿米塔，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

这时候，他腰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印地语。我虽然听不懂，但能听出说话的人很急，声音很大，像是在下命令。

小胡子听完，脸色更难看了。他关掉对讲机，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头多了一种东西——不是愤怒，是忌惮。

“你表哥是干什么的？”他突然问。

我心里一紧。

表哥？

他怎么知道我表哥？

小胡子看我不说话，冷笑了一声：“你表哥刚才给这片区的警长打了电话，警长又给我们老大打了电话。小子，你运气不错，有个好亲戚。”

我脑子嗡的一声。

表哥联系上警长了？不对，警长又给他们老大打了电话？这他妈什么情况？警长跟蛇头是一伙的？

我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小胡子往后退了一步，把门缝让开了，但没走，而是靠在走廊的墙上，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然后冲我咧嘴一笑：“你表哥面子大，我们老大说了，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把四万美金准备好，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阿米塔的卖身契。要是三天之后你拿不出钱，或者耍花样，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他说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转身就往下走。那两个跟班也跟在他后面，楼梯被踩得吱呀乱响。

我靠在门框上，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三秒钟之后，我猛地反应过来，冲到窗户边，掀开窗帘往下看。

那三个男人走出楼门，上了一辆白色的老款丰田，发动引擎，车灯亮起来，照得巷子里一片惨白。车子慢慢往前开，快到巷口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

我看到后车窗摇下来，小胡子探出半个脑袋，抬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竖起三根手指，冲我晃了晃。

三天。

他是在提醒我，三天之后，要么交钱，要么见血。

车子开走了，巷子重新陷入黑暗。

我站在窗户边，看着那辆丰田的尾灯消失在拐角，浑身像被抽空了似的，连站都站不稳。我慢慢蹲下来，后背靠着墙，手心里全是汗，那个小金属盒子已经被我攥得发烫。

阿米塔从床上爬下来，光着脚走到我身边，也蹲下来，怯生生地看着我，不敢说话。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脸上的妆花得一塌糊涂，头发也散开了，整个人狼狈得不行。可她还是很好看，好看得让我心里发酸。

“你刚才说，你给上一个马来西亚人下过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他是怎么被你下的药？”

阿米塔浑身一抖，低下头，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他们在我的指甲缝里放了药粉，让我趁他不注意，洒在他的水杯里。”

她说着，伸出右手，给我看她的指甲。

她的指甲留得很长，涂着暗红色的指甲油，看起来挺好看。可仔细看，指甲缝里确实有一点点白色的粉末残留，像是没洗干净。

“他们打我，用烟头烫我，我不干他们就往死里打。”她把袖子撸上去，露出手臂上那些烫伤疤，还有几道新鲜的淤青，“我一开始也反抗过，可他们把我关在地下室里，三天不给吃喝，老鼠在我身上爬，我实在受不了了，就答应了。”

她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声音越来越小：“我知道我罪该万死，我害了好多人，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闭眼就能看到那些男人的脸。你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再害你了，真的不能再害了。”

我看着她，看着她手臂上的疤，看着她指甲缝里的药粉，看着她哭得快要断气的样子，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下。

说实话，我恨她。

我恨她骗了我，恨她跟那些人合伙设局，恨她在我之前还给别的男人下过药。我五年的积蓄，十八万人民币，是我在印度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扛钢筋、搬水泥、被工头骂得狗血淋头才攒下来的。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连病了都舍不得去医院，就为了攒钱回家娶媳妇，让老娘过几天好日子。

可现在呢？钱没了，媳妇是个骗子，自己还被一群亡命之徒堵在屋里，连命都快保不住了。

我该恨她的。

可我又恨不起来。

因为她也是受害者。她被打，被烫，被关在地下室里饿三天，被逼着去骗人，去下药，去陪那些陌生男人结婚。她的人生从三年前就被人毁了，她比我还惨。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走到床边，把那个小金属盒子打开。

盒子里头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还有一张小小的存储卡。我把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印地语，我看不懂，但能认出几个数字——那是日期，还有金额，应该是蛇头逼她签的那份“服务协议”。

纸上还有一个暗红色的手印，不知道是血还是印泥。

存储卡小小的一张，跟手机用的那种一样。我把卡插进手机，等了几秒钟，屏幕亮起来，弹出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里有几十张照片，全是不同男人的证件照，有中国人，有马来西亚人，有新加坡人，有韩国人。每张照片后面都附着一张表格，写着这个人的名字、国籍、工作单位、月收入、存款金额，还有被骗了多少钱。

我翻到最后一个，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那是我结婚前一周，阿米塔带我去拍证件照，说是要办结婚证用的。我当时还专门换了件新衬衫，对着镜头笑得很开心。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中国籍，建筑工人，月收入2000美金，存款约4万美金，目标金额10万美金。

我盯着那行字，手开始发抖。

不是愤怒，是后怕。

原来从头到尾，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他们设计好的。从菜市场偶遇，到主动搭话，到送咖喱角，到见父母，到结婚，每一步都是剧本，每一步都是陷阱。他们甚至算好了我一个月挣多少钱，能攒多少钱，能从国内家里榨出多少钱。

就像屠夫算好一头猪能出多少斤肉。

我关掉手机，把那张纸重新叠好，放回小金属盒子里，然后把盒子塞进我的内衣口袋，贴着胸口，冰凉的金属硌得我有点疼。

阿米塔还蹲在地上，不敢看我。

我走过去，把她拉起来，扶到床上坐下，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厚外套，披在她身上。

“接下来怎么办？”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我没回答，而是走到窗户边，又往外看了一眼。

巷子里空荡荡的，路灯坏了一半，剩下的几盏忽明忽暗，照得地上的水洼一闪一闪的，像鬼眨眼。

三天。

四万美金。

我手里只有四万美金，给了他们，我就一分不剩，连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不给，他们就要我的命。

可就算给了，他们真的会放过我们吗？

我突然想起小胡子走之前那个眼神——那种眼神我在工地上见过，是包工头看临时工的眼神，用完了就扔，不会多看一眼。

我掏出手机，又给表哥拨了个电话。

这次通了。

“哥，是我。”我压低声音，嗓子有点哑，“他们走了，给我三天时间，让我凑四万美金。你那边什么情况？”

表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阿浩，我跟你说实话，我刚才托人问了，这片区的警长跟他们老大是拜把兄弟，每年从他们手里拿不少钱。你想报警，门都没有。领事馆那边我也联系了，但跨国的案子，走流程至少半个月，你等不起。”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头像被浇了一盆冰水。

“那怎么办？”

表哥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阿浩，你听我的，钱不能给。给了钱，你就成了他们的提款机，他们会一直敲你，敲到你死为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里那些证据爆出来，发到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发到商会的群里，发到所有你能发的地方。把事情闹大，越大越好，大到他们不敢动你。”

我握着手机，手心又开始出汗。

把事情闹大？

那阿米塔怎么办？她也会被曝光，会被当成骗子的同伙，会被抓起来，会在印度的监狱里关一辈子。

我转头看了一眼阿米塔，她正裹着我那件外套，坐在床上，愣愣地看着地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实话，我该怎么选？

一边是我自己的命，四万美金的血汗钱，还有可能被无限敲诈的未来。另一边是一个骗了我、但也救了我的女人，一个被人贩子控制了三年的可怜人。

我走到床边，坐下来，跟阿米塔面对面。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头空空荡荡的，像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你怕不怕？”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又点点头，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砸在我那件外套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怕，”她说，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似的，“但我更怕你出事。”

我看着她，突然笑了。

不是高兴，是那种被逼到绝路之后，反而什么都豁出去的笑。

“行，”我说，“那咱俩就赌一把。”

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工友群、商会群、还有国内几个在印度做生意的华人群，把那个小金属盒子里的照片和文件，一股脑全发了出去。

然后我打了一行字：

“我是中国工人，在印度加尔各答被蛇头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