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数智观察
■ 刘晨曦
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其中释放出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政策思路的系统性升级。如果说过去几年平台经济治理的重点在于建章立制、规范秩序，那么此次《行动方案》的核心导向则是“协同”“开放”“共享”，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活力、更加包容的平台经济生态。
这种政策思路的升级绝非偶然，其背后是平台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转变。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治理”再到“协同发展”，每一步都是基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突出问题作出的政策选择。理解这一演变逻辑，才能真正读懂这份《行动方案》的历史性开创意义。
发展阶段演进：从“跑马圈地”到“转型升级”
过去十年，平台经济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野蛮生长”期。彼时，平台企业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但高速扩张也伴随着乱象丛生，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触发政策的强力介入。
第二个阶段随之而来：强监管期。这一时期的政策组合拳的目的很明确：纠偏、划红线、防风险，政策的核心是“管住”——管住平台的任性行为、管住资本的盲目扩张、管住数据的安全底线。
而今天，工信部在《行动方案》配套解读中指出，平台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意味着决策层认为，经过前期的规范治理，平台经济的底线已经基本划定，秩序已经初步建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当从“管住”转向“用好”——从约束平台行为转向释放平台赋能效应。
政策目标重塑：从“规范秩序”到“协同共赢”
发展阶段变了，目标自然也要跟着变。
《行动方案》指出，平台经济“在促进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平台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政策指引的核心词汇也变成了“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如果说前期的政策侧重点在于要求平台企业“不出事”，那么三个“协同”并列，清晰地勾勒出新目标：希望平台“做好事”——带动中小企业一起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从“约束”到“赋能”，这是政策目标的一次根本性调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层面的放松。《行动方案》提到“深化算法、流量治理”“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规范‘内卷式’竞争”。然而，从防范风险、规范发展，到建立健康平台生态、促进其更好地发挥赋能作用，监管措施的出发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角色定位变化：从“经营主体”转向“公共基础设施”
如果说前两个变化是渐进的，那么角色定位的变化则带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性。
平台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行动方案》开篇即指出，平台经济是“大中小企业共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寄望平台成为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基础设施”；还明确提出“到2028年，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
这一量化目标背后，正是决策层对平台经济角色的全新定位，即平台不仅是数字经济的引擎，更应成为带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角色的变化，决定了政策工具的升级：不再只是“划线”，而是要“搭台”。
问题导向转换：从“存量纠偏”转向“增量构建”
最后一个变化，问题导向发生明显转换。过去要解决的是“大平台强势，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的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大平台和中小企业如何共生共荣”的问题。前者是存量纠偏，后者是增量构建。
从“存量纠偏”到“增量构建”，反映的是政策思维的成熟。当一个领域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规矩”进入到“如何发展更好”的阶段，政策自然要从“灭火”转向“播种”。
正因如此，《行动方案》才会提出开放清单、算法透明、Token普惠、抱团出海等一系列系统性举措。不难看出，《行动方案》不仅是一份政策文件，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决策层对平台经济的认知正在发生怎样深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将在未来几年深刻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走向。
总 监 制丨 杨玉洋 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陈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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