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北平霍乱中日本的殖民规训罪行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思彤

　　1938年7月24日，一列从天津开来的火车停靠北平前门站。防疫人员从旅客中带走了两个人，他们呕吐不止、面色苍白。检验很快出了结果：真性霍乱。这是北平当年第一例被证实的霍乱病例。此时，上海因霍乱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一千，天津报告了268例感染。疫情烧到了沦陷区的中心。日伪当局随即以防疫的名义，在北平展开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殖民规训，从强制注射到证件管控，从拳打脚踢到舆论造势。

　　披着医学外衣的殖民防疫机构

　　北平沦陷初期，日本对防疫并不上心，一度裁撤了卫生防疫机构的人员。但到1938年夏天，驻华日军中的疫病数字让东京坐不住了。当时九江一地日军染疫者达五千人，在华日军因霍乱、疟疾、痢疾、伤寒入院者总数超过两万。1938年7月18日，东京警视厅甚至紧急发起了全市防疫运动，害怕霍乱随着侵华部队的轮调传入日本本土。

　　1938年3月29日，日本外务省出台了《对支防疫事业方针》，文件中原话是“安抚……民众、维护帝国军队及本邦侨民安全”。安抚这个词的背后，则是殖民统治的另一种手段。方针规定，华北和华中沦陷区的防疫事务由同仁会负责。同仁会1902年在日本成立时是一个民间医学团体，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转而为侵略军承担防疫任务。

　　1938年6月，同仁会组建华北防疫班，本部设在北平王府大街东昌胡同一号。班长高木逸磨是东京大学医学教授。防疫班同时在天津、塘沽、青岛、济南、徐州、太原等地设立分班，人员合计103人，医员42人，负责疫苗和血清的制造、细菌和水质检查。这个防疫班的核心部门制作部和调查研究部，都“配属天坛菊池部队工作”。菊池部队是华北日军1938年初在北平天坛设立的部队，对外称负责防疫和净水，但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这支部队被证实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发。负责给中国人打疫苗的机构，背后站着的是一支细菌战部队。

　　与此同时，日本牢牢把控了防疫委员会。1938年6月筹设的北京区防疫委员会，拟聘15名委员中日本人占了7席。正式名单的20人中，日籍比例升至45%。委员长虽是伪市长余晋龢，但菊池部队长菊池齐、山下部队代表梶本誓等日军人员占据了核心席位。

　　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强制注射

　　1938年夏，在华日军入院总数超过两万。对日本而言，北平民众的健康本身并不重要，真正不能接受的，是霍乱削弱侵华日军的战斗力。从这个角度看，北平防疫注射以强制方式铺开的逻辑就清楚了。

　　1938年7月1日，“北京特别市防疫委员会”决定对全体市民实行霍乱疫苗的普遍注射。防疫班成员会同警察逐户检疫。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了当时的场面。9月7日，卫生局医员宋朝栋在报告中写道，他“奉命与松野先生及天坛菊池部队防疫班一同到外五区潘家沿河检疫户口及人数”。一天之后他再次报告，在外五区玉清观一带，“所检之户差不多均已被强迫注射已达一二次”，还有十人未曾注射，当场被强制注射。“松野先生”是日本人，菊池部队是日军。拿着针头走进北京胡同里的，不只是中国警察和卫生员，还有日本军人。

　　强制注射还延伸到了学校。1938年9月，“北平市卫生局”要求全市中小学生一律接受注射，通知中明确写着“不再征求学生家长意见”。在当时的北平，一个孩子要不要打针，不是父母说了算，而是日伪当局说了算。中国儿童的身体，通过一针疫苗被纳入殖民权力的直接管控。

　　市民对强制注射的抵触，档案里留下了多处证据。“防疫委员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提到，有市民提前通风报信防疫班的行踪，住户闻讯关门或者逃跑，市民“对防疫班注射班之注射工作攻击甚多”。阜成门一家烧饼铺的伙友张绍臣被拦下要求注射，先是称已经注射过，被揭穿后勉强打了针，过后越想越气，折返回去将“注射桌推翻，砸毁一切用具”。另一家羊肉铺的伙计张子明在被要求注射时回答“绝不注射”，叫来两个帮手，“扰乱注射秩序并有群殴情事”。刚沦陷一年的北平，老百姓不能接受被侵略者这样摆布身体。

　　拳打脚踢与颠倒黑白

　　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处车站防疫点上，一名中国护士在工作的间隙把紫印台盖上，怕被风吹干。旁边站着的日本满铁查车员永元，以为护士不让他用印台，“即用手向护士脸上打去，旋即用皮鞋乱踢，及辱骂，将护士面部及下腿打伤”。护士不懂日语，不知道他为什么打自己。事后，卫生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拟令该护士暂不赴车站工作”。中国护士挨了日本人的打，结果是护士被调离工作岗位。日本方面没有对查车员作出任何处理。

　　比拳头更难防的是舆论。日本在防疫期间同时发动了宣传攻势。1938年9月17日，《益世报》报道，日军声称华北的霍乱是“党军将虎列拉菌投入水中”所致。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掳掠，转过头来诬陷中国军队。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了救世主。华北防疫班长高木逸磨在1939年发表于《同仁医学》的文章中说，“日本方面特由远方而来，废寝忘食拼命于防疫事业中”，而中国卫生当局对防疫费的支出“全不热心”，对民众的死活“毫无动静”，“须由我等不断鞭挞，始能成事之状态”。1938年8月18日，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在伪《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同仁会向华北和华中派遣专业人员，是为了“铲除吃着中国民众性命的病魔”。这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操作，说是宣传，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规训，不只是控制中国人的身体，还要控制中国人怎么看待这场防疫。

　　注射证与人口监控

　　日伪当局还推行了注射证制度。注射过疫苗的市民拿到一张凭证，没有它，就无法自由出入城门，无法投宿旅店。出入城门和住宿登记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环节，现在又多了一道门槛：先得证明自己“被注射过”。一张巴掌大的纸片，把北平人的行踪纳入了殖民权力的视线。防疫的外衣底下，运行着一套人口监控的机制。

　　但这套制度在执行中出了不少岔子。“卫生局”把注射证和空白疫苗发给各公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由他们自行注射并发证。不同机构印出来的注射证格式各不相同，伪造者找到了空子。1938年8月1日，“天津特别市检疫委员会”检查一名从北平来的旅客时，发现其注射证“文理不通”，签发医院是北平杨经武医院。经调查，这张证“并非该所填发者，显系伪造无疑”。同一时期杨经武医院自行印制了两种不同格式的注射证，都在市面上流通。伪《晨报》7月29日在一篇评论中说，有人“逼迫亲友之充任医师者，循机发给注射证，以搪塞过去”，没有打过针的人，找到医生朋友“弄”一张证，就能应付检查。“卫生局”多次发函要求各医院“以后发证务须使用局发之注射证”，但乱象并没有因此停止。

　　同时，“卫生局”的记录显示，七八月间防疫人员迟到、早退、旷工极为常见。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去了七个“区署”，只在一个“区署”见到了值班医师。其余的情况是：三个由护士代替医师值班，三个的医师没来，也没有打过招呼。外四区有一名警士接到辖区内出现霍乱死者的报告后，没有去调查，也没有上报，后来被处了三个月减饷。

　　1938年北平的霍乱防疫，从头到尾都带着殖民权力的烙印。同仁会华北防疫班以103人的规模，和从事细菌武器研发的菊池部队共用天坛的实验室。强制注射从成年人的胳膊推进到了学生的胳膊，中间没有征求过家长的意见。日本满铁职员在车站对中国护士大打出手，事后施暴者无事、受害者被调离。日本在沦陷区的报纸上一面诬蔑中国军队制造霍乱，一面把自己描述成防疫恩人。注射证试图管控每一个北平人的行踪，却败在了伪造、滥发和防疫人员自己的消极怠工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