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马振昊：印度现代化进程的IT产业跃迁与精英阶层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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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振昊

整理|佳仁·云丹吉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 江怡

内容提要

工业化一度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阶段，印度却绕开这一阶段实现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印度现代化的产业跃迁模式源于国内社会结构与全球产业链的特殊耦合：印度严重的阶层分化影响了劳动力—产业匹配结构，精英阶层无法在有效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化，只能嵌入全球IT产业链。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对印度经济体系的嵌入又扭曲了新兴精英的激励结构，使得他们“悬浮”于本国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天然缺乏参与国内政治、改进分配政策和缓解贫困问题的意愿和动力，成为“故乡的客居者”。印度案例丰富了国内结构与全球化耦合的新形式，其产业跃迁和阶层悬浮现象展示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揭示出比较现代化领域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和研究潜力。

关键词：产业跃迁 阶层悬浮 故乡的客居者 印度现代化 全球化

图源：网络

一、问题提出：比较视野下

印度现代化的特殊性

西方世界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建立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命题抛给了后发国家。二战结束后，后发国家或者选择西方国家开具的现代化“药方”，或者自主尝试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国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以及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凭借“东亚模式”实现现代化之外，热带非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已宣告失败，拉美地区则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难以恢复中高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家大致按照先发展第二产业、再发展第三产业的路线来发展经济，印度现代化表现为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跃迁”特征：1991年采取自由化转向以来，印度保持了5%以上的GDP年均增速，并且在工业化并不充分的条件下跳过了第二产业，实现了以IT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繁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度2000—2024年间第一产业占GDP比率长期保持两位数，制造业占比从16%下降至13%，但第三产业占比快速增长，从42.7%增加至50%，这一度被视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

然而，无论是从过程还是影响来看，印度的产业跃迁型现代化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带来“涓滴”（trickling down）效应或反哺第一、第二产业，印度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上吸”趋势也没有改变，绝对贫困仍然是印度社会的普遍问题。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强调的，经济的“增长”不是现代化的全部，与大多数正处于现代化征途中的后发国家类似，印度的这种增长仍然是未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也是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的“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印度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这一现象成为印度贫困群体状况恶化的有力例证。

在探究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原因时，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印度的产业跃迁和社会结构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传统精英在新兴产业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并形成了独特的“新兴阶层”：“印度IT业传奇史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比其财富更引人注目，即该行业汇聚了众多精英。

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IT行业的白领阶层绝大多数来自城市高种姓阶级。与较为传统稳定的行业相比，在IT业及其他新兴行业中高种姓阶级仍然占多数。

面对上述现实，本文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印度的现代化道路表现为优先发展IT等第三产业的产业跃迁特征？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对广大民众的贫困问题几乎毫无缓解？在这一模式中，印度IT产业和特定阶层之间的密切联系扮演着什么角色，又对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基于对印度特殊现代化模式的考察，本文将从社会结构出发解释其产业跃迁的原因，并尝试揭示这一现代化模式对于印度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核心发现是：印度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制造业在国内缺乏合宜的社会基础，但传统精英阶层凭借优越的资源条件和知识技能嵌入全球产业链，规避了落后的传统产业基础和有限的国内市场，推动以IT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自身也转型为新兴阶层。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带来的诸多便利扭曲了新兴阶层的激励结构，使得他们除了与祖国印度保持着文化情感联系并继续享受可能的制度与政策红利之外，既无须依赖印度本土的要素，又能绕开国内种种不便和阻碍，也因此天然缺乏参与国内政治、改进分配政策和缓解贫困问题的意愿和动力，成为“故乡的客居者”。这种社会结构与全球化的特殊耦合既重新塑造了印度的社会结构，也使印度现代化道路表现为以产业跃迁和阶层悬浮为特点的独特发展轨迹。

二、比较现代化的两条脉络与

“内外互嵌”的解释框架

如图1所示，比较现代化研究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更加关注经济现代化，探究经济增长的政治条件；其二则聚焦政治现代化，探讨政治结果的经济动力。两种路径都围绕各自关注的部分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如果把二者的逻辑链条合并，便容易陷入一种“经济现代化需要政治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需要经济现代化”的循环论证陷阱。要避免这种循环论证，需要寻找一个稳定的解释框架，使其能够同时解释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结果。换句话说，对经济结果的解释和对政治结果的解释应当至少源自同一个底层逻辑。本文将在评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对印度特殊现代化模式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以印度新兴阶层的激励塑造为纽带，同时解释了印度产业跃迁模式的形成以及阶层悬浮对印度政治社会发展的阻滞性影响。

图1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因果逻辑链条，图源：原论文

（一）

文献评述：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路径

如表1所示，在“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条件”（路径1）研究中有四种具体的解释观点，“政治现代化的经济动力”（路径2）相关研究则包括对政治现代化的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图源：原论文

在路径1中，第一种视角是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等人为代表的经典产权—制度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依靠（类）自由民主制度构建权力制衡，才能确保国家产权保护承诺的可信性，进而有利于鼓励投资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印度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几十年来，除了亮眼的IT等行业之外，农业增长乏力、工业化几乎停滞不前，经典的制度—产权理论显然不能对此进行解释。事实上，印度并不是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而是因为工业过于落后而凸显了第三产业的比重。印度与工业化相关的投资不足，并不是源于投资者对“财产安全”的担心，而是因为制造业劳动力的不足，相关生产活动根本无法组织开展。

第二种视角来自强调政商关系与产业政策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该理论认为紧密的政商关系和系统的产业政策是相关产业发展的原因。然而，印度1991年改革以后选择的是一条新自由主义道路，由于贫富差距、精英分化和民粹主义选举政治，东亚模式中的紧密政商关系往往会在政治上遭到质疑与挑战。即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的IT等行业存在官僚与私人企业的紧密联系，但相关企业并不是为了获取产业政策的支持，反而是为了“培养私人企业家精神”和“抵制干预主义的政治压力”。

此外，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全球化链条当中，“边缘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前者的剩余不断流向后者，造成了前者的长久贫困和后者的持续发展。换句话说，“边缘国家”的“穷”既是“中心国家”“富”的条件，也是他们“富”的结果。然而，无论是以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阿明（Samir Amin）为代表的依附论，还是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它们主流的分析视角都以国家为最小分析单元，强调“依附国”与“被依附国”、“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没有考虑“依附国”“边缘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问题，常常招来诸如“外因决定论”的批评：“当依附论指出国内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时，普雷维什才恍然大悟，他一直在国际关系结构中追寻解决方案的做法实际上忽略了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

最后一种视角选择政治联盟进路来讨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一国的现代化道路受到精英态度的制约，而精英对现代化的态度又与其所处的利益结构息息相关。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探讨后发国家经济追赶问题时，强调了主流理念和“精神状态”对于现代化的意义；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Robinson）则指出，精英对现代化的态度受到“政治取代效应”（political replacement effect）的影响：当精英担心现代化会破坏现有体系的稳定，增加他们失去政治权力及未来收益的风险时，他们会阻止有益的经济和制度变革。罗伯特·贝茨（Robert H.Bates）从城乡各群体对政权造成的压力不同出发，解释了热带非洲六国政府选择绥靖工人、补贴大粮食生产者、压榨经济作物种植者的原因，并提出正是这一进口替代战略及其扭曲的激励结构导致了非洲工业化失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贝茨认为，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干预及“不科学的”激励结构，但这一解释并没有考虑有限的内部市场规模和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相比之下，关于中美洲的新近研究发现，由于历史遗产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编织起了商人、政客、军人以及外国资本相互盘根错节的巨大精英网络，后发国家现代化只有在国内阶级关系相对温和和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才能完成。

在路径2中，对政治现代化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两种风格不同的研究。一种从狭义角度理解，将“政治现代化”等同于“民主化”，催生了民主化研究领域的“现代化理论”。另一种则选取了政治现代化的广义理解，从阶级关系入手，探讨宏观政治变迁的经济—阶级基础。

就狭义理解而言，“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以提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经典命题而闻名。遵循这一传统，部分学者专门强调教育、价值观的延续和阶级再生产的文化路径，后者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中产阶级拥有一组特定的价值观和取向，起到了缓和冲突、维护民主的作用。这一观点可以总结为“经济发展→价值观转变→政治民主化”。另一批现代化理论支持者从分配激励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增加意味着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最底层民众的数量和顶部食利者的数量都会减少，这将同时减少民众推翻现有非民主政体和政治精英镇压的能力和意愿。这一观点可以总结为“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扩大→再分配压力减小→政治民主化”。

就广义理解而言，相关研究普遍采取了“经济现代化→阶级关系→政治变革”的路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比较英法德等国时发现各国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形式的差异形塑了不同的阶级关系，最终造成政治变迁道路的迥异。叶成城以“外部冲击→财富积累与重组→商人阶级壮大→权力斗争和创建规则→国家兴衰”解释了16—17世纪欧洲第一波现代化的成败，以阶级关系（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和国家能力（中央集权程度）两大因素解释了18世纪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和奥地利现代化改革的成败，以经济发展水平、保守阶级实力、国家能力的不同组合找到了19世纪欧洲诸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君主立宪改良”两条因果机制。释启鹏在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比较历史分析中发现，四国都在殖民改造或冲击下被卷入土地私有化和商业贸易之中，这一方面促进了地主阶级的形成和壮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新兴阶级的发展，在殖民、反殖民和谋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内与外、新与旧、经济与政治三个维度上的精英阶层经过复杂的博弈互动，最终都能维持一个反对再分配的中右翼保守联盟，造成了“流水的历史，铁打的精英”。

（二）

“内外互嵌”：本文解释框架

从既有文献来看，路径1中的产权—制度论、政商关系论无法解释印度的经济增长，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政治联盟—阶级关系理论具有启发意义，但它们属于“片面的深刻”，需要互补才能更好地发挥解释效力。路径2中的现代化理论受限于对政治现代化过于狭隘的理解，忽视了现代化道路形成时面临的张力和复杂性；宏观解释关注了阶级、外部环境等因素对政治变迁的影响，但把阶级变迁当作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的中间环节，缺少能将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统一起来的解释逻辑。

作为克服上述局限的尝试，本文以国内阶级关系和全球化的相互嵌入为解释要素，以产业精英的激励塑造为线索，提出对印度经济上产业跃迁但政治上分配与贫困问题凸显、政策转向乏力的解释框架（见图2）。该框架的前两个环节关注印度社会结构如何嵌入全球IT产业链，意在解释印度缘何走向IT产业发达、制造业薄弱的产业跃迁之路，第三个环节则强调全球化对IT精英群体的激励扭曲作用，并由此揭示印度现代化道路的阶层悬浮本质及其政治社会意义。

图2本文解释框架，图源：原论文

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精英主义教育政策放大了阶层间的素质差异。既有研究常常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力的素质，却较少关注不同劳动力群体之间的素质分化。由于种姓等历史文化因素，印度社会长期维持着阶级分明、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印度长期实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高度分化的政策，这种教育政策一方面使得印度传统精英阶层有条件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却让绝大多数中下层民众失去接受完整基础教育的机会。前者形成了数量充足的高素质精英，后者造成了社会上大量文盲的出现，这种差异为印度嵌入全球IT产业链提供了条件，也构成了后续产业匹配和选择的阶层基础。

其次，在产业特点层面，充足且均质的劳动力是制造业起步的一大条件，然而印度精英群体的素质足够但数量不足，普通民众的数量足够但素质不达标，并因此缺乏就业和收入来源，这又限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相较而言，以IT软件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一方面需要高素质劳动力，另一方面主要通过互联网出口欧美，较少受国内市场和落后基础设施的限制，因而受到印度精英群体的青睐，这也成为印度产业跃迁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印度新兴阶层不仅是印度国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全球IT产业链中的一环。

最后，仔细考察全球化对印度的影响，会发现产业跃迁并非像这个词本身所描述的那样美好。从直接效应来看，印度产业跃迁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少数人得利的现代化，行业的高门槛意味着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涉足其中，广大民众并不能从中得利。从间接效应来看，全球化不仅提供了IT产品出口的海外市场，而且提供了各种进口服务，对于IT精英群体来说，他们一方面因为“过高”的消费品位和较小的群体规模而无法为民族产业提供充足市场，另一方面又因无须受制于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而缺乏参与政治、推动改革的激励，已然成为退出本土政治经济体系的“悬浮阶层”。换句话说，全球化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扭曲了印度IT精英的激励结构，催生了一批“故乡的客居者”，给印度现代化道路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三、产业跃迁：阶层分化与

劳动力供给结构

印度的产业跃迁并非表现为依靠政治关系在国内获取超额收益，而是精英阶层在工业化难以实现的背景下依靠自身比较优势顺势选择的道路。本部分的论证可以总结为：社会结构+教育政策→劳动供给结构→产业匹配与选择。

（一）

重思“要素流动性”解释

讨论印度的产业选择问题绕不开印度发展制造业的不利条件，其中劳动力短缺是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究竟源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不足还是“合格”人口供给的绝对数量不足，仍是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

在对印度发展模式的诸多解释当中，“要素流动性”解释一度因其理论的简洁有效而广受认可。这一解释摆脱了制度—产权理论的束缚，选择要素流动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考察。面对“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却分别选择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两种产业发展道路”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是两国微观劳动力制度和土地制度的不同导致了两大要素流动性的不同：中国的要素流动性高，供给充分，因而成本低，适宜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土地的制造业；印度的要素流动性低，因而成本高，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具有比较优势。总体来说，这一理论的解释机制为“制度—要素流动性→比较优势→投资与产业发展”。对于解释中印发展模式的区别而言，要素流动性理论的优势在于紧扣两国道路形成的核心自变量，但这种解释方式在因果机制上可能会受到以下质疑。

一方面，在“劳动制度差异导致劳动力流动性”环节中，该理论认为印度的《工业纠纷法》和高度照顾工人权益的工会制度减缓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进而抑制了劳动力的自由供给；而中国《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法》虽然也有类似的内容，但“效果不明显”。这一解释的局限在于，仅凭一两部法律中的相关条文细节很难从根本上影响劳工权益保护，进而造成两国劳动力流动性的差异，即使相关法条和制度确实能起到作用，但“印度工会涉及的劳动力只有6%”，且《工业纠纷法》中的劳工权益保护条款仅对雇佣1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具有效力，而这实际上只与“不到一成的正式部门工人”相关。相比之下，以2005年为例，中国劳动力流动性同样很低的国企就业比例占全国城镇劳动力供给接近9%。凸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印“低劳动力流动性”的范围大致相似，很难直接通过上述条件直接得出印度劳动力流动性远弱于中国的结论。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流动性的强调并不能回避劳动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问题。非正式工人之所以无法通往正式就业市场，除了“得不到劳动法规和工会的保护”之外，还因为“这个庞大的群体教育水平很低，缺乏职业培训的渠道”。相较第三产业而言，工业制造业的集中发展需要的恰恰是充足且均质的基础劳动力，如果印度能保证这一点，流动性差异的解释力则能够凸显，但正如下文将介绍的那样，充足且均质的劳动力恰恰是印度所没有的，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性理论的解释效力。例如，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是在大量需求驱动下进行的，即相关投资带来了劳动力需求，此后再有充足且均质的劳动力供给；印度的情况则是既没有需求（土地征收困难、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市场规模狭小），也没有劳动力供给。因此，要更全面地认识这一问题，就不能仅考察要素的流动性问题，而应回到劳动力要素的整个供给结构来分析。

（二）

教育、语言分化与劳动力供给结构

印度的教育政策对社会阶层的分化有显著的放大作用，并为印度后续嵌入全球IT产业链、绕开工业化奠定了内部基础。印度的教育分化现象十分明显，并与种姓、城乡、收入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印度学者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指出，“与通常的感受相反”，在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方面，印度要比中国严重得多。不同于中国普遍推行义务教育的做法，印度的教育差距与阶层密切相关，其中一大关键就是在政府教育投入方面，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开支几乎相等，这带来了严重的教育分化。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印度1998—2002年的成人受教育年限人口分布基尼系数为0.56，不仅远远高于中国的0.37，而且高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2010年中国大陆“25岁及以上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占比为3.58%，而2011年印度的数据为9.14%，是中国大陆的两倍还多。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始终低于印度，其中80年代中国大陆的值在3%左右，90年代为5%左右，直到2000年以后才超过了印度。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印度小学、中学基础教育的严重落后。以WDI数据库中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为例，中国的指标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跟印度基本持平，其余无论在整个70年代还是从90年代初至今均高于印度。而如果以“小学毛入学率”和“小学学龄儿童失学率”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小学毛入学率普遍比印度高30%以上，直到90年代以后两国的入学率差距才慢慢减小。

印度大学毕业生和文盲比例的差异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印度教育的两极分化。1982年，中国有2/3的成年人基本脱盲，而印度有5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中国成年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1%，而印度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却是中国的三倍。凸即使到了2001年，印度文盲率仍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正如巴丹所说：“印度为了造就本国杰出的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后备军和输送者。”如果考虑到印度基础教育质量和“非文盲”的标准，印度基础教育的落后就更明显了。根据卢斯（Edward Luce）的观察，“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已”。而根据一个大型非政府教育组织普拉塔（Pratham）的调查，印度的五年级学生中有约35%的儿童仍不会读写。

印度的教育不平等受到种姓、城乡、资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人们所处的阶层密切相关：婆罗门等高种姓长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也往往是城市精英或者乡村的大地主，因而能够承担教育的支出和时间成本。特别是对于IT等新兴行业来说，从业者往往不仅要读私立学校、接受“拿学位”的高等教育，还要专门去传授计算机软件知识的“技能班”接受培训，这些花费无疑是绝大多数农民和城镇的工薪阶层难以承担的。正如一份200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1.8%的软件专业人员出身高种姓，只有9%来自低种姓，这显然与低种姓占全印度一半人口的事实不成比例。王红生对此也指出：“高级种姓……仍从事与他们的种姓地位相一致的高度受尊敬的职业，典型的是印度软件业……电脑软件与传统印度工商业任何行当都没有多大的联系，而被认为同印度人的英语水平和数学能力有关，这两项被认为是高种姓婆罗门的领域。因此，今天在印度软件业中执牛耳者大多不是传统的工商业种姓，而是传统的高种姓。”

此外，英语也扩大了印度精英阶层在跻身IT等新兴产业时的优势。大卫•莱廷（David Laitin）等学者指出，对殖民语言的掌握不仅有利于精英把持政治权力，而且也影响了其他落后群体的个人发展——印度的数据显示，一个人的母语与官方语言之间的差异越大，其人力资本和职业发展水平将会越低。尽管印度声称有1/5的人会讲英语，但其中大约只有4%能达到熟练使用的水平。由于新兴产业发展离不开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的支持和对外交流，因此只有掌握英语的群体能够胜任相关工作。如此一来，语言像教育一样，作为一道重要的屏障将广大民众挡在门外，却为精英阶层嵌入新兴产业提供了天然优势。

综上所述，印度对基础教育的忽视和对高等教育的偏向不仅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而且加剧了阶层的分化：一方面导致了大量“文盲”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打造了一小批知识精英。正如前文提到的，工业化并不像新兴产业那样只需要少数人的知识技术，而是需要训练有素且“均质化”的劳动力，这显然需要依靠基础教育来完成。然而，印度的阶层分化在“重精英教育、轻基础教育”的政策之下被进一步拉大，留下了超大规模受教育水平低下且技能素质良莠不齐的中下层民众，使得劳动力供给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要求。正如项飙指出的，由于高辍学率、信贷、信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限制，农民和工人没有办法适应新的行为方式和产业，“即使在全球化打开新的机遇之门时也是如此”。

值得强调的是，印度工业化长期滞后的原因并不是缺乏资金和技术，恰恰相反，印度高速增长的企业和产业部门往往都是资金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进步最慢的则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印度与工业化相关的投资不足，既不是因为投资者担心财产安全，也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这些行业和领域根本无利可图或生产活动根本无法组织开展。在这一背景之下，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且熟练掌握英语的精英阶层同样也认识到工业化面临的巨大阻碍，他们发现，印度想要 快速发展，只能充分发挥精英阶层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嵌入”以IT为代表的全球新兴产业链就是这一考量下的自然结果。由于新兴精英专注于此、无暇他顾，中下层民众也只能被隔离在发展成果之外。

四、阶层悬浮：社会结构与全球化

如何互相嵌入

嵌入往往是相互的，行为体享受着结构带来的收益之时，也势必受到制度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表明，即使对于同一阶层，收入来源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政治激励和偏好：相较于通过市场体制获取收益的中产阶级来说，那些通过公共部门就业或政治庇护获得收入的人对国家有更高的支持度。除了国内因素外，还有学者发现全球化便利了资产的跨国转移，为产权保护落后国家的大企业主提供了“退出”（exit）选项，使得他们不必为完善产权保护而“发声”（voice），从而延缓了法治建设进程。类似地，由于全球化对印度社会经济的嵌入，印度传统精英与新兴产业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新兴阶层能够在生产、销售、收入、消费各个环节“退出”国内体系，他们既然未受到国内工业化落后、基础设施不足和相关市场狭小等各种限制的影响，自然也缺乏激励来改善国内境况，成为高高漂浮于普通民众之上而置身事外的“悬浮阶层”。

这种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意义不在于其“跃迁”的先进性，而在于其封闭和僵化的特征。印度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客居于故乡的一小撮精英的游戏。对广大民众来说，它无助于提供普遍的就业机会以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大规模的普通群众；对精英来说，它扭曲了新兴精英改造政治经济体系、推动社会进步的激励结构。

（一）

生产与销售的双重“退出”

全球化放大了精英阶层投身新兴产业的优势，其中的主要机制则是传统精英阶层嵌入全球产业链，通过生产和销售的双重“退出”规避了印度国内落后工业基础设施和狭小互联网市场的制约，在助力产业跃迁的同时逐渐转型为新兴的IT精英。

第一，在产业所需的“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印度IT产业以软件外包服务业为核心，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低。制造业需要集中平整的土地、厂房设备、稳定充足的电力来保障生产能力，需要遍布全国的交通设施来保障货运能力，而这些都是印度缺少的要素。相较而言，印度IT产业在“硬件”上只需要几台能够联网的电脑，但是对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等“软件”有很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才能进入IT产业，而在印度这样一个教育分化严重的国家，那些能接受教育并且愿意为教育支付昂贵学费的人，往往来自社会的精英阶层。

第二，就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而言，印度的IT产业主要面向海外特别是美国市场，印度的英语语言优势、相对发达的高等教育和深入的海外联系使得印度IT产业能够摆脱因普遍贫困而导致的狭小国内市场，发展成为典型的外向型产业。根据印度全国软件服务协会（NASSCOM）在2000年的统计，北美占据了印度软件出口62%的市场份额，欧洲占23%，两个发达地区构成了印度IT业的主要市场。

除了在本国发展以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印度知识精英移民至美、欧、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印度安得拉邦的卡马（Kamma，当地一个“先进”种姓）群体中，“在海得拉巴买房，在安得拉置地，在美国赚钱”一度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硅谷来自海外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中，印度裔占了23%。1980年时，美国印度裔移民中有接近一半的人被归类为“管理者、专业人士、决策者”，这一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白人（24%）和其他亚裔族群。截至2003年，印度迁往美国的IT人才达25万人以上，占到美国IT产业总人才的1/3。这些印度移民将技术、市场和行业关系网络等带回国内，促进国内IT产业不断循环再生产。不仅如此，在印度—西方的IT循环中，几乎没有财富资源从全球市场流入印度基层社会，恰恰相反，印度民间的经济价值被源源不断地“抽取”而流入西方世界。IT精英常常对周围承担IT行业发展隐性成本的女性、儿童等低廉劳动力嗤之以鼻，却意识不到如果这些人不存在，IT精英们本身的竞争力也会被大大削弱。

（二）

悬浮阶层如何与本土脱节

尽管自21世纪初开始，印度国民就期望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加州硅谷的IT精英工程师们能“带领印度重建重工业和走向经济自立”，但这种想法可能只是印度国民的一厢情愿。正如本文强调的那样，随着“阶层—教育—产业—阶层”的阶层再生产，印度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退出”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悬浮阶层。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但相较于绝大多数平民而言，他们仍幸运地凭借着教育优势获得了“退出”的资格。然而，这个阶层只能是现代化的“先遣小分队”，他们既无法成为推动印度这个人口大国整体走向现代化的中流砥柱，也无须关心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自然没有意愿来推动社会改良。

首先，这一阶层尽管出生、学习乃至工作在印度，但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完全西化的：收入是美元，客户是欧美人，日常消费使用的是信用卡分期付款。这并不是从道德上对他们进行批判，但这一特征对印度发展的消极意义主要表现为，该阶层既无法成为印度民族工业的目标客户，也不需要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如印度发达的制药业一半用于出口而国内的医疗卫生形势却十分严峻的矛盾现象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日常消费品还是耐用品，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他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高价高质的“国际化”商品和服务，他们是已然“退出”本土政治经济体系而“客居”在祖国印度的悬浮阶层。这样的结构之下，悬浮阶层一方面因为消费需求错配和规模狭小而无法为民族产业提供足够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因无须忍受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而缺乏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的动力。

正如俄罗斯的大企业主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以后便不再有动力追求国内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一样，悬浮阶层对印度政治中的诸多乱象也难以像普通民众那样感同身受。在广大民众的认知中，政府职位是待遇最好、“油水”最多的工作，然而这一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让人垂涎的——除了那些母语是英语的人，（因为）他们自1991年后有新的剥削别人的方式”。同样的道理，选举政治和公共行政腐败一直是困扰印度的顽疾，然而精英却对此感知甚少：“这样的腐败没有引起更大愤怒的原因在于，1991年许可证制度被废除后，绝大多数的印度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私营企业都已经从政府的过度干涉中解放了出来。那些处于精英阶层、控制着媒体并拥有塑造公共舆论的力量的人们受腐败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些人甚至认为自1991年后，腐败已经逐渐消退。”

其次，新兴阶层不仅没有意愿“反哺”国内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事实上，他们之所以选择了“退出”这条路，正是因为在印度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只有“退出”才是更有效率的选择。

从政治层面来看，与工业化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政府投资、征地还是劳资关系，印度在选举政治和庇护政治的纠缠下根本无法突破既有的政策和法律格局，而新兴阶层则悬浮于既有政治经济体系之外，难以起到理论所提示的推动作用。在种姓政党碎片化的趋势之下，印度政治腐败、庇护主义横行，种姓矛盾和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占印度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并没有被沿着阶级阵线动员起来，而是被地方化的政党所裹挟。即使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试图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的方式为工业化铺平道路，但众多“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总是能联合起来，以“不利于穷人”的借口发动起已成为惊弓之鸟的广大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悬浮阶层一如既往地对工业化道路持冷漠态度，并没有表达支持与响应，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民族自豪感的标志客居故乡而又置身事外，同时心安理得地享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红利。

五、“印度问题”与比较现代化视野

当精英可以脱离国家的时候，公民身份便没有了意义。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看似实 现了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但其现代化并没有惠及广大民众，这与其精英态度息息相关：印度的精英们对第三产业的现代化热情甚高，却对工业化兴趣寥寥，塑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产业跃迁”现代化模式。

本文以社会结构和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分析了印度产业跃迁背后的阶层悬浮本质。不同于“剥削—被剥削”式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视角，本文定义了印度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阶层悬浮现象。这种现象的深刻意义在于，原本和广大民众同属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片土壤、一个社会的新兴阶层，却在特殊的激励结构之下有意无意成了自外于祖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看客”角色。进一步讲，这种阶层悬浮是由教育等基础设施投资偏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和全球化互相嵌入造成的，少数凭借优渥资源和便利条件而形成的新兴阶层，在抽取社会资源后置身事外，选择了一条绕开工业化的更容易的现代化道路，心安理得地成为“故乡的客居者”，经济上无助于印度的工业化和缓解贫困，政治上则任由政治精英利用种姓和族群政治对下层平民进行统治和剥削。

本文期待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比较现代化研究作出贡献。

第一，探讨政治—经济的“回旋镖”解释和政治—经济现代化模式形成的共同底层逻辑。由于社科研究“科学化”的影响，既有研究把自变量和因变量作出严格的区分，往往只在“路径1”“路径2”中选择其一。但通过对比较现代化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条件”的政治联盟和作为“政治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的阶级关系本质上是相同的。本文以阶级（阶层）为逻辑纽带，既讨论了社会结构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1），又分析了这种产业发展路径给印度政治社会带来的影响（路径2），展示了印度现代化道路中“产业跃迁—阶层悬浮”的二重性。

第二，寻找国内结构与全球化互嵌式耦合的新形式。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兼顾内外部因素对一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但只有少数研究发现了二者的耦合机制。不同于大多数研究把外部影响处理或近似化处理为“平均因果效应”，本文用印度案例展示了全球化对一国现代化道路的双重影响：全球化既作为“催化剂”为印度精英阶层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助力，又作为“固化剂”扭曲了新兴精英的激励结构、阻碍了朝向公正分配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

第三，丰富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几乎所有以社会结构视角探讨政治经济现代化的文献展示出的都是随着利益交织而形成的复杂的阶级关系、激烈的阶级矛盾，印度案例却展示了一种新的情况：一国能够培养悬浮阶层来实现产业跃迁式现代化，尽管可能潜藏着诸多代价——在这一模式中，广大民众可能痛恨对其层层盘剥的官僚阶层，却并不反感印度的新兴精英，因为民众与新兴精英处于几乎完全隔绝的生产关系之中，二者看上去几乎毫无关系，民众很难产生“相对剥夺感”。印度道路的特殊性给寻找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带来了启迪：不只是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会带来悲剧，因阶层悬浮而导致的“无关”以及贫富差距“沉默的扩大”同样蕴含深刻的政治意义。

“客居故乡”是印度新兴阶层与祖国关系的一种隐喻，也似可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于更为广泛的发展中地区的相关分析。本文提出的“阶层悬浮”不只是一个“印度现象”或“印度问题”，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可转移的比较分析价值，对于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特别是特定阶层与其祖国政治社会体系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马振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9期文章，原文标题为《故乡的客居者：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跃迁与阶层悬浮》。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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