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仍是标准吗？

自19世纪以来，“民主”一直是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社会之一的代名词，也是当下政治制度的名称，因此这个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形式的概念。只要目标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任何特定的现实情况下，实现民主时的缺陷都是可以忍受的。或者说，当下的状况被认为是不理想的。这种历史性、描述性和规范性的重叠，可以追溯到雅典。

*文章节选自《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两种自由概念？》（[德]威尔弗里德·尼佩尔 著 三联书店 2026-6）

Ruins of the Parthenon，Sanford Robinson Gifford

雅典仍是标准吗？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几乎所有后来的政治变革都与之相关。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多种多样——有保守主义式的解读，有自由主义式的解读，也有社会主义式的解读——从恐怖统治到俄国十月革命，都可以看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法国大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及其崇拜者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组织得更好的雅各宾主义版本；但也有人认为，十月革命乃是破坏了真正的革命，就好像拿破仑结束了法国大革命一样。

对雅典民主制的看法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尽管相较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影响，这仍是次要的。后两场革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突破了雅典模式。不过，随后民主概念就和代议制绑定了，因此不仅美国被认为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而且英国也因其长期以来的议会制传统而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尽管直到20世纪，英国的选举权仍局限在少部分人手里，而且直到1911年，上议院都完全由拥有巨大权力的世袭贵族组成。还有人认为，瑞士有公民直接参与的传统，因此应该得到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这一荣誉称号。

把民主制和代议制关联在一起，还有一个长期后果：正如托克维尔所预测的那样，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投票权逐渐扩大，最终妇女拥有了投票权。另一个后果是，投票权和被选举权的最低年龄要求也逐渐降低了。

民主作为唯一合法的宪政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预计代议制民主将会席卷欧洲。但正如我们所知，这并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制不仅被欧洲视为理想的制度，而且也被全世界视为理想的制度。民主已经成了唯一一种合法的宪政形式，“是评判政权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众多政权形式中的一种”。无论各种政治制度实际上采用了哪种组织形式，都会声称以民主为标准。所有掌权者都“在全球范围内接受了民主的概念”，这表明“即便在实践中和民主理念背道而驰，也必须在口头上表示信奉民主理念”。1989年后，列宁当年做出的“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新型国家”一旦出现就不可能再消失的预测被推翻了，“人民民主”（在1948年前称为“人民共和”）这个同义反复词也就被废弃不用了。

“共和制”这个词的含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掏空了，尽管在法国，该词仍然保留着源于大革命的特殊含义，而在其他地方，也有人努力在公民美德的意义上恢复“共和主义”的概念。在欧洲，“君主制”不再是可行的宪政选项。君主制被整合进了议会民主制（英国，荷、比、卢三国，斯堪的纳维亚，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这些国家选择采用世袭的国家元首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鉴于贵族不再构成一个有特权的社会等级，“贵族制”一词也已过时了。自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研究以来，“寡头制”这个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用来描述非正式的统治集团；最近，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中的新商业巨头经常会被称为“寡头”。

“僭政”和“专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人们在争论时会用到的词语。从18世纪末开始，这两个词越来越多地被交替互换使用。随着后来人们把这两个词用于描述极权主义制度，二者在古代政体理论中隐含的结构性差异就被彻底消解了。“独裁制”也经历了同样的概念转变，尽管转变的速度不同；今天几乎没人会认为独裁制是一种宪政体制，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里，还有人会这么觉得。今天，“独裁者”“暴君”“专制者”在日常的政治言论中被混杂使用。

如今，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民主制是正面典范，而在过去2500年里，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这提醒我们要牢记雅典人伟大的实验，也鼓励我们把现代民主制与最初发明这种制度时的形态进行比较。雅典仍然具有当代意义：

无论把雅典民主制当作过去失败的实验，以主人公被奴役而告终；还是将其视为指引未来的火焰，温暖了无数为自主和自决而奋斗的男男女女的心。

普尼克斯山，古希腊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的集会场所

雅典民主的缺陷？

自19世纪以来，“民主”一直是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社会之一的代名词，也是当下政治制度的名称，因此这个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形式的概念。只要目标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任何特定的现实情况下，实现民主时的缺陷都是可以忍受的。或者说，当下的状况被认为是不理想的。这种历史性、描述性和规范性的重叠，可以追溯到雅典。用当代宪政国家的标准来衡量，雅典会被认为“并非真正的民主”，是“部分民主”；或者也有人把雅典当作典范，用来批评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缺陷，并提出弥补这些缺陷的办法。第三种可能的思路则是，声称“民治民享的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不过是“空谈”。

偶尔的批评声音首先出现于18世纪末，即认为除了奴隶外，外邦人和妇女都被排除在政治权利外，这是长久以来的惯例，同时也是“封闭社会”的典型形象（与卡尔·波普尔的评价相反）。比这更不恰当的，是认为雅典实际上是由寡头统治的。这既不符合古代的寡头概念，即公民中拥有完全政治权利的少数人，也不符合当代人说的寡头，即形式上所有人都有平等权利，但实际上特定群体真正掌握权力。

人们在批评雅典人把长期定居的外邦人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时，会提到相比于雅典的公民人数，外邦人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外邦人要获得公民权利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但这种批评忽略了一个事实：就原则而言，雅典的做法与当今民主国家的普遍规定没有任何区别。人们只能认为“在古希腊民主制中，人民的含义与今天不同，不能等同于属于城邦的全部男人和女人”这类说法是相当恼人的；或者就认为希腊人“谈到政治平等时并不包括奴隶、外国人［！］和妇女”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下段落的含义不言自明：

雅典民主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应该视为某种“基础民主”，是为拥有政治权利的一小部分人服务的。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真正的穷人、未成年人［！］、妇女、外国工人和奴隶——都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我们不能将雅典城邦描述为现代民主制。

除了现代民主制中的儿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投票权，所有现代民主宪政国家都明确区分了国家公民和仅拥有居住权的居民。根据具体的法律，政治权利是和公民身份绑定的，而不是仅仅靠移民就能获得的。哪怕规定比较宽松，也不改变这一点。比如说，遵从属地原则（jus soli），只要出生在某国境内，就可获得公民身份；或者如（流产的）法国1793年宪法规定的那样，只须短期居住就可获得公民身份。今天，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哪怕没有通过条约来加以确立），国家不应剥夺其公民的公民地位，但公民没有大家公认的成为另一个国家公民的权利。

无论雅典女性在民法上的地位如何，她们肯定从未有任何政治参与的权利。任何想以此作为判定民主国家标准的人，从逻辑上说，都必须把1946年以前的法国和1971年以前的瑞士（在联邦一级）排除在民主国家的标准之外。那样的话，民主制的历史就要从那些首先在国家层面引入女性选举权的国家算起：包括新西兰（1893年）、芬兰（1906年，同时女性也获得了成为候选人的权利）、澳大利亚（1908年）和挪威（1913年）。

和古代其他地方一样，奴隶制在雅典从未受到过质疑，并被视为起源于战争法的法律制度，因此也排除了对本国公民的奴役。所谓废奴运动的开端，那只不过是卡尔·波普尔善意的幻想。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也不存在人权之类的东西；之所以会有人认为这些东西当时可能以某种形式存在，那不过是将现代观念投射到古代罢了。当然，在美国和法国这两个案例中，确实有可能在宣传人权的同时，仍然维持奴隶制的存在；但这终究无法阻止某些动机和利益的发展会导致奴隶制最终被废除。

在雅典，不存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列表，这些权利会成为立法的障碍。英国宪政传统的例子表明，议会主权在理论上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人们假定议会主权不会被滥用，这说明没有书面记录并不见得就是缺陷。后来成为此类声明之核心的大部分内容，如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在雅典无须靠仪式性的公告来克服以往的弊端，因为它们已经体现在制度和程序之中了。公元前403年后，雅典出现了实定法规范的等级制度，即区分了作为普遍规范的法律与针对个别案件的民众决定。如果民众决定与法律冲突，可以由违法提案起诉撤销民众决定。这实际上引入了“宪法优先权”及其程序性的实现办法；正如大卫·休谟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指出的，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技术性宪法革新，尽管它是如何得到应用的似乎经常会受到质疑。

在这类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们会用两千多年后制定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政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肯定不会有其他政治制度会有如此时代倒错的标准，竟会拿来衡量雅典民主制。雅典发明民主的人究竟如何定义demokratia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民主制应该是怎样的；而且，如前所述，这往往伴随着我们对现代民主制历史的无知，甚至是对当代民主实践的无知。摩根斯·赫尔曼·汉森问道：“现代民主制的历史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到今天，跨越了两百多年。……我们是否要把demokratia与19世纪、20世纪或21世纪的民主概念进行比较？”更好的说法是：“自19世纪以来，关于民主概念一直存在着分歧。”

雅典民主制中引起批评或请求理解的部分，在其他社会只是被作为历史事实记录了下来。任何讨论罗马共和国的人，都不需要就罗马把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出政治权利外是否与自身的原则相冲突这个问题提出详细的论据。

很明显，雅典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占有特殊地位。民主范畴创造了一个普遍性的规范，可以用这个规范来衡量自身的做法。因此，人们在批评雅典民主制时，会引用一些事件，如阿吉纽西审判和苏格拉底审判，而要为雅典辩护的人也有责任回应这种批评。

最终，当雅典不仅被视为历史现象，而且被视为自身制度的规范性参照点时，就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评价。宽泛地概括来说：一方面，“自由派”或“左派”的观点试图维护雅典民主制的价值，哪怕雅典有奴隶制，这就好像哪怕后来出现了恐怖统治，还是要捍卫法国大革命早期阶段的那些理想；另一方面，保守派认为，这正反两面是一体的，不可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直接民主”——回归雅典？

现代宪政国家不论采取何种国家形式，也不论在过去两百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是建立在代议制原则之上的。这起源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各种会议（包括那些教会的会议），而与古代没有制度上的连续性，这一点很重要。自由授权的理念（尽管这与政党纪律之间存在张力）也同样将现代议会制与此前基于财产的形式区分了开来。

西方世界的现代宪政国家对于多数人统治意义上的民主有诸多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是选票数量和选票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还有比例代表制中存在得票最低百分比的障碍。此外还有：小党在联合政府中享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权力分立和限制；两院制，尤其是某些成员州的代表人数所占比例可能远远超过其公民人数所占比例；相当高（但各国有所不同）的修宪门槛；基本权利和/或人权对立法权能的限制（如今这些权利也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最后，少数的宪法法官有可能利用适当的程序推翻议会多数人通过的法律。在最后这一点上，英国仍然是特例。议会主权意味着，议会“有权制定或取消任何法律；此外，不承认任何个人或机构……有权推翻或搁置议会的立法”。

荷兰文化史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1945年表示，他很遗憾雅典的平等秩序（isonomia）概念没能得到恢复，这个概念最能表达基于法治的国家理念。相反，民主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支持，而这个理念注定无法实现。把“民主制”附加到议会制上产生的矛盾效果是，有人会批判后者没能达到“民主制真正意味着”的政治参与程度。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议制被接受只是因为，考虑到公民人数和领土大小，人们将代议制视为必要的替代物，而不是像发明这种制度的人设想的那样，认为代议制是更优越的制度，更能推进有利于普遍利益的决策。因此，代议制宪政看起来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替代品”。也有人称之为“没有人民的民主”，甚至是“不成熟的”“粗糙的”，但当然也“必需的框架性概念”，必须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因此需要“公民动议、公民参与、公民自我组织、公民控制代表”来让代议制变得“充满活力”。

这类要求传统上一直都有，从法国大革命的分区会议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再到20世纪初的工人委员会，都是如此。这类要求透露出全体公民参与政治的深切渴望，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左派运动中导致了委员会理念的复兴。然而，汉娜·阿伦特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对委员会的热情赞美表明，这种渴望并不局限于新左派。她建议通过委员会来复兴民主，不过她也明确承认，政治必须是致力于共同利益的自我选择的精英的任务，而所有其他公民应该乐于受到国家和法治的保护。道夫·史腾贝尔格认为，对阿伦特来说，委员会是“古代城邦的吉光片羽”。

无论人们是否认为委员会是一种理想的或可以实现的形式——除了在革命形势下，委员会或多或少会自发产生，然后在革命成果巩固阶段迅速消失——都很有可能会支持这种制度，而不必援引雅典。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德绿党于1980年成立，该党的“基础民主”要求（同时也放弃了）党内职位和议会席位采取轮换原则。这让人回想起雅典的做法（除了一点，即绿党曾经有而且现在仍然有女性配额），不过没有人想要争论说绿党的这项理念是来自古代。

另一个例子也同样如此，即要求为民众动议和全民公决提供更多的空间，以弥补议会制的不足。最近在一些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实施了这种做法，而迄今为止，在德国宪政制度中引入直接民主程序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在各州层面上的相应努力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可以赞美瑞士的经验，也可以质疑瑞士的经验。无论赞美还是质疑，都会出现基于原则或基于结果的论点。另外，波拿巴主义政权和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是如何利用这些措施来达到操纵民众的目的，也可以拿来作为论据。

这场辩论涉及一系列重要主题，但没有必要援引雅典。以州议会形式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民主，今天只存在于格拉鲁斯州和内阿彭策尔州，当然在这番讨论中没什么地位。

近年来，有人讨论过像雅典那样的抽签制，认为这是对抗政治冷漠和选举参与度下降的一种手段。一些人认为，这只在市级层面上有意义。另一些人则主张，应采用抽签方式来任命第二议院的成员，比如在英国，将其作为上议院的替代。在把大多数世袭贵族排除在上议院的投票权之外后，上议院的改革就陷入了僵局。当然，我们可以从雅典（和其他地方）的抽签制中得到一些想法和启示，但这并不等于回答了在今天复刻这一程序是否会产生预期效果的问题，也不等于回答了如何将其纳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宪政架构中的问题——仅仅假定雅典代表了永恒的典范，仍是不够的。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缺乏确凿证据表明雅典采用抽签制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能通过重构效果来反推其意图。

古希腊剧场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也在讨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有没有可能帮助恢复直接民主制。原则上说，这种想法并不新鲜。1848—1849年，德国国民议会就有一位议员建议，不断在开会的选民大会可以通过电报向政府提交他们的投票。在20世纪20年代末，卡尔·施米特曾预见到：

有一天，有用的发明将会为每个人提供手段，让人们能够足不出户，就可以不断表达自己对政治事务的意见，只要使用一种仪器，在某个交互中心自动登记，就能读出每个人的意见。

然而，作为一个“右翼卢梭主义者”，施米特认为这并不可取，因为这会导致意见形成的私人化，破坏了公意。

1994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表示，互联网将使得“新的雅典民主时代”成为可能。考虑到交流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无法把这种说法看得太认真，但仍可将其视为雅典模式依然具有魔力的证据。（后者也可以从目前欧洲关于希腊金融灾难的辩论中看到。有一些声音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希腊人”发明了民主。由于明显的原因，古希腊另一个伟大的社会模式和政制模式，即斯巴达，没有被提及。）

雅典民主制与欧盟

2003年6月，“欧盟委员会”（欧洲未来委员会）在起草《欧盟宪法条约》时，使用了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记，大意是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这又唤起了这种魔力。这句希腊文原文的引文，再加上各国文字的译文，后来被删除了，没有出现在2004年6月各成员国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通过的最终版本中，不过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删除这句话。或许是因为有人还记得，妇女在雅典是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又或者人们也许意识到，伯里克利的这句话是出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语境，这场战争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进行，但所有希腊人都被卷了进来——这对追求和平的欧洲政治制度而言，算不上是什么良好的榜样。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删去伯里克利的这句话对于2004版《欧盟宪法条约》的崩溃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

由于《欧盟宪法条约》应保证欧盟内部有“更多的民主”，反对这句题记的原因不可能是怀疑它不符合欧盟的独特法律地位，即欧盟既是超国家的组织，又是政府间合作的产物；而且，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当所有有资格投票的人之间的多数原则不占优势的时候，“民主”就不可能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说法。

有诸多问题是哪怕参考雅典模式，也无法解决的：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如何靠协调来把议会制度和公民参与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向议员支付报酬？如何安排社会政策、教育和媒体，来把平等的参与权在实质上转化为机会平等（以及哪些任务应由国家承担，哪些则不需要）？如何组织各种社会利益的代表，使得政治决策更加符合公共利益？在民族多元文化和宗教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时代，如何保存共同的政治文化？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如何捍卫民族国家（或超国家政治联盟）的自决权，并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保持公民的忠诚度？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在面对全新类型的敌人和恐怖分子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而不卷入“用最大程度限制个人自由来最大程度保障个人安全”的问题之中？如果不能决定哪一层级具有最大程度的合法性，那么如何在市镇、成员州、民族国家和欧盟这些层级之中组织民主制？

尽管如此，只要民主制以及民主制如何在一个不由诸神组成的国家（参考卢梭的说法）充分实现还是一个问题，雅典大概就不会从讨论中消失。前普鲁士内阁首长哈登贝格（Hardenberg，他此后又再度担任该职）在1807年写道：“如果人类真的能实现纯粹民主的话，那也得等到2440年。”届时将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庆祝民主诞生3000年。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两种自由概念？

[德]威尔弗里德·尼佩尔 著 赵宇飞 陆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6

2500年来，雅典民主制度一直是人们推崇、批评或论述的对象。《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全面介绍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包括其特点，对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它对19世纪至今有关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辩论的深远影响。

作者的讨论始终以西方当代宪法问题为背景，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与源远流长的传统相联系，既有与古代诸多制度和理念的对话，也有对古典时代遗产的接受或辩驳；它们或涉及西方共同的文化传统，或涉及特定的民族传统，往往是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的混合。全书纵论古今，运用丰富的材料阐明了思考和构建民众自治制度时所面临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