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贺子珍和江青，分别是毛主席的第三任和第四任妻子，那么，两人有没有见过面呢？
答案是没有，但两人曾经有一次住的距离非常近，只隔了100多米，江青还为此大发脾气。
这件事发生在1971年夏天，北京天气太热，江青就想去山东青岛度假。
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提前去了青岛，安排好后，江青就在8月5日到达了青岛，住在第一海水浴场的9号楼。
开始的几天，江青住得还算很开心，经常去海边游玩，还给邬吉成讲她年轻时在青岛的故事。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江青却突然变得心情很差，经常对工作人员发脾气，还说要马上离开青岛回北京。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弄不明白江青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直到后来才分析说，很可能是李敏的儿子在一次吃饭时说了一个秘密。
8月11日那天晚上，青岛当地的干部请江青吃饭，包括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海军政委李作鹏、东海舰队司令马忠全等等，另外，还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一家人也在。
当时，李敏的儿子孔继宁还只有9岁，小孩子童言无忌，就说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就是他的外婆贺子珍也在这里度假，就住在11号楼。
就是这个“秘密”，让江青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回去后就指责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细，许多工作都要我来想。在这里到处受风吹，办公室没有门，老是有贼风吹我。护士的工作做得也不细。整个工作你们都要好好地研究！”
在随后的几天，江青的心情一直不好，经常发脾气，最后干脆让秘书给北京打电话，要求赶紧回北京，一刻也不想待在青岛了。
就这样，到了8月16日那天，江青就匆匆离开了青岛，回到了北京。
江青虽然没有说过是什么原因，但很显然就是跟贺子珍有关，她住在9号楼，贺子珍住在11号楼，距离确实很近，也难怪她要发脾气了。
不过，这只是邬吉成的说法，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后来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和这个说法很不一样。
杨银禄从1967年开始给江青当秘书，一直干到1973年，是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他后来写了一本《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其中就提到了这件事。
按照杨银禄的说法，当时就是他和邬吉成两个人去青岛给江青打前站的，而且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贺子珍在青岛度假的事，还专门向周总理请示过，要不要告诉江青。
周总理说，这种事不要瞒着她，要让她知道，让她自己决定去不去青岛。周总理还特地说，这件事你们不要管了，我亲自和她说。
所以，江青在去青岛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度假，但她没有回避，还对杨银禄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不过，等江青回到北京后，又不承认这件事了，指责杨银禄说：“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她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杨银禄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杨银禄就解释说，自己当时已经报告给周总理了，周总理说他会跟你说，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
但是，江青仍然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他说：“总理跟我说是说了，当时我是表示过姓贺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你当秘书的为什么不提醒我，劝阻我不要到那个鬼地方去？你的责任可大啦！此事如果传出去，当成特大新闻传到国外，不仅有损于我，也有损于主席呀！这里的利害关系你懂不懂？”
杨银禄都懵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胡搅蛮缠的人，但他也知道江青就是这样的人，你越解释她越生气，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解释，等她发完脾气就没事了。
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这么无奈，杨银禄和邬吉成两人都是当事人，说的话却很不一样，都不知道该信谁的了。
（参考资料：《红墙记忆——大人物小故事》《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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