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气候政治”破灭，中国如何在绿色领域“弯道超车”？｜GBA编译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大湾区评论）

译者按 ·2026·07·07

2026年6月，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侵袭，德国连续刷新历史高温纪录达41.7℃。近年来，欧洲夏天热浪渐趋频繁，但繁琐的法规与行业壁垒，高昂的安装与使用成本都制约人们安装空调。然而，今年某款中国厂家的移动空调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多地断售。中国空调在欧洲如此受欢迎，不仅反映出“中国制造”的茁壮创新力，更反映出中国在进一步落实绿色低碳发展。

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教授发文指出，曾主导全球气候议程的西方框架正走向瓦解——欧盟撤回燃油车禁令、美国绿色产业政策受制于选举周期，气候行动的紧迫性要求与民主政治的时间尺度存在结构性矛盾。当西方还在争论不休时，中国已依托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不受选举政治掣肘的体制优势，在太阳能、锂电池、电动汽车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占据全球市场主导份额。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The End of Climate Politics”，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美国纽约联合广场上，在百思买（Best Buy）门店和月租8000美元的一居室公寓之间，安装着一件名为“气候时钟”（the Climate Clock）的公共艺术装置。在“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和“保护地球”等字样交替闪现的同时，这座时钟以秒为单位进行倒计时，直到全球变暖不可逆转地达到1.5摄氏度。2020年9月，该时钟首次亮相时，全世界还有大约七年零一百多天的时间采取行动。而在今年2月笔者到访时，倒计时仅剩三年零156天。

然而，早在倒计时归零之前，“气候时钟”就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古董”。美国共和党主导的针对气候问题的攻势暂且不论——这是针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以及所谓“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的更广泛意识形态战争的一部分——过去几年里，随着“气候精英”逐渐偃旗息鼓不再强硬，气候目标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开倒车”。

就连长期自诩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欧盟，最近也退缩了，放弃了其最雄心勃勃的政策——对新内燃机汽车的禁令，并以维护经济竞争力为名，削弱了减排目标。长期以来指导气候政策的共识正在瓦解：无论是出于政治反弹、经济担忧，还是精英阶层的消极妥协，围绕全球气温目标展开的气候政策似乎越来越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中国却在清洁能源领域突飞猛进，通过单边行动成为全球太阳能电池板、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的供应商。尽管中国的减排成果未达其自身目标，不可否认的是，它已垄断市场，成为世界首个清洁能源超级大国。对于那些坚信西方设计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国际气候条约框架能够拯救地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政治风向的以此惊人转变。值得深思的是，西方设计的这一框架究竟是什么，又究竟错在哪里。

美国纽约联合广场上的“气候时钟”（图源：earth.org）

气候变化议题被西方自己抛弃

当气候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登上国际议程时，它的定位是一个有着明确解决方案的问题。联合国主导下，关于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CFCs）的谈判取得成功后，气候变化似乎即将为一种独特的国际环境外交模式再添一笔胜利：由西方主导、以科学为基础，且致力于预防环境问题的模式，而非在问题发生后才作出反应。

《蒙特利尔议定书》（the Montreal Protocol，也称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议定书）对气候政治的影响之深远，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与气候变化一样，臭氧层耗竭也是科学界认定为迫在眉睫的威胁，而非已经爆发的环境危机；同样，这也是一个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参与才能解决的集体行动难题（尽管该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工业化国家造成的）。许多参与气候变化事务的外交官、谈判代表、联合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最初都是在臭氧问题上积累了经验。

因此，人们曾寄予厚望，认为气候问题将参照臭氧问题的模式得到解决：就威胁的本质达成科学共识，引发国际政治关注，然后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以具有约束力的目标和时间表为核心的条约，其中包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豁免条款。然而，臭氧问题与气候问题之间存在关键区别——例如，臭氧层耗竭是由单一类化学物质造成的，而非归咎整个工业社会；此外，在臭氧问题上，很快就找到了化学替代品，这使得美国巨头杜邦等业内大企业逐步淘汰CFC有收益——但这些区别通常被淡化处理，因为需要营造一种希望与可能性的氛围。

将气候变化定性为“集体行动”问题，意味着就如何应对及竞争型政治这两点，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辩论。西方精英们反而理所当然地认为，组织气候变化问题，工具都来自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内部。

2015年是《巴黎协定》签署之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气候谈判僵局——其中的最低谷是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谈判破裂——之后，《巴黎协定》被誉为一项历史性突破，表明在气候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依然可行。

如果说《巴黎协定》后的局势确实标志着气候政治史上的新篇章，那正是源于向绿色产业政策的转变：即由国家主导，推动经济向低碳能源体系进行结构性转型。关于“绿色新政”的最早提案可追溯至2007年，当时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以振兴美国为名，主张实施由国家主导、覆盖全经济的能源转型。但在2010年代末，“绿色新政”的讨论开始与左翼关于公共供给和纠正经济不平等的计划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绿色新政在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2020年总统竞选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绝非偶然。

随着绿色产业政策领域的拓展，气候也被纳入了一个政治博弈的领域，而该领域原本仅局限于国际条约范畴。但突然间，气候问题却和关于联盟构建和分配政治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层面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意味着，任何气候政策的成功都来之不易，且受制于选举政治的约束，而选举政治需要花费的时间尺度，与主流的“气候问题”运动所倡导的紧迫性，两者在根本上是相悖的。

中国绿色能源路线

当西方还在对绿色能源的未来争论不休时，中国却已着手将其变为现实。2006年，“十一五”规划就将清洁能源确立为战略性产业重点，首次标志着中国正将自身逐步定位为清洁能源主要参与者。在电动汽车领域，具体体现为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及中国锂离子电池供应商提供补贴，同时对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短短十年间，中国成功催生了国内电动汽车产业：仅2015年，中国插电式电动汽车销量就猛增343%；该年年底，比亚迪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插电式电动汽车制造商。而在十年后，比亚迪已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巴西卡马萨里的一家工厂正在组装比亚迪汽车，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为巴西总统提供专车，将其送往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图源：路透社）

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众多中国制造的绿色技术：截至2024年，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占据了全球市场80%的份额，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占全球的60%。绿色转型正在成为现实，只是并非按照西方的方式，也并非由西方领导，更非出于西方的原因。

中国的崛起颠覆了气候政治本质的一个核心假设：在气候行动方面，西方是引领者，其他国家则跟随其后。这一假设根植于最初的联合国条约框架之中，该框架将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被认为是造成问题的责任方）和发展中国家（需要规劝和激励去采用低碳能源系统）。然而，中国转向清洁能源的动机并非源于西方气候政治的规范框架，例如净零排放承诺、碳市场或1.5摄氏度的道德要求。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质疑这些条约不过是限制“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借口。因此，中国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清洁能源。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模式不受选举周期的影响，也无需与私人资本谈判，拥有西方民主国家难以复制的结构性优势。即使是来之不易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法案，其中3690亿美元用于将中国主导的各种清洁能源供应链转移到美国本土，并刺激消费需求——与中国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巨头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在IRA通过之时，中国已经生产了全球85%的太阳能电池和四分之三的锂离子电池。

有人认为，中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革者角色，标志着西方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历史观。但更贴切的说法是，中国的崛起只是凸显了气候政治内核中长期存在的若干矛盾。

与此同时，即便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对世界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西方仍然坚持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不威胁现有全球经济秩序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即便气候变化被定义为一场关乎人类存亡的重大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机制——国际谈判、国内立法、企业承诺，本身流程冗长、决策审慎，且极易受政坛局势变动影响。

中国崛起为清洁能源制造大国，其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点在于：西方耗费三十年时间，搭建起支撑能源转型的政治、制度与金融框架，并培育出全社会对能源转型的普遍诉求；西方投入了海量智力、政治、外交与财政资源，致力于减缓气候变暖。可如今实实在在收获产业红利的却是中国。换言之，西方到头来只是为如今销往全球的中国新能源产品开拓出了广阔市场。

本文作者

Leah Aronowsky

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