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属性相关的中国地名英译百年流变——基于三本汉学著作语料的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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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及其翻译是历史的印记。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名文化资源丰富。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中国地名的译介深刻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接触与认知变迁。本文以过去一个世纪里有代表性的三本汉学著作语料中与自然地理属性相关的中国地名英译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地名英译的优势与局限，进而总结出中国地名英译的百年流变特征，勾画出西方世界对中国地理空间与文化内涵的认知如何从模糊、异质走向逐步清晰、立体乃至趋向尊重本体的百年变迁。

关键词：地名英译；汉学著作；百年流变

地名含有很多信息，表明其地理状态、历史和主权归属等等。同一地理实体在不同时代留下不同名称，是人类对其认知及历史变迁的痕迹。地名翻译尽可能还原这些信息，同时也透露出译者对其认知。梁启超曾说，地名翻译可谓百人百译。数百年来，中国地名英译较为混乱，同地不同名、同名不同地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记录西方世界对中国态度与认知演变的鲜活档案。本文基于跨度逾百年的三本有代表性的海外汉学著作语料为研究样本，深入研究自然地理相关联的中国地名英译百年流变。

一、自然地理属性相关地名的界定

地名属于专有名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本文聚焦在其中表明自然地理属性的一类，其指称对象为自然界天然形成的地理实体，主要包括水体、山体和岛屿等的名称，如“长江”“泰山”“崇明岛”。同时，本研究范围亦作适度延伸，涵盖了名称源于自然地理实体的人造行政区划或地域名称，如源于青海湖的“青海省”。

地名通常由专名和通名组成，通名标示地理实体的普遍类别，专名用以区分同类地理实体。以“太湖”“洪泽湖”为例，两者通名皆为“湖”，各自专名分别为“太”“洪泽”。

二、概述三本海外汉学著作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东学西渐过程中应运而生了很多介绍中国文化的海外汉学著作，其中美国早期汉学先驱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是近代西方了解中国最主要途径之一。该书体系宏大，内容涵盖中国的地理、社会、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包含了作者在华游历考察所得的大量第一手地理信息与地名记录。

其后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总论》需要充实新的研究成果。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因此撰写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作为美国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填补了《中国总论》后半个世纪的空白，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又一力作，被称为是“具有新的里程碑性质的中国历史研究专著”。

《中国总论》出版大约一个世纪后的2014年，美国亚马逊网站推出电子书籍China Sage，旨在对中国地理、历史、传统、语言和风俗等进行更加深入翔实的展现，其数字化形态使其具备内容动态更新、链接丰富、形式灵活的特点，代表了21世纪西方大众获取中国知识的新途径。

三本汉学著作跨越一百余年，均为各自时代面向西方读者系统介绍中国的重要媒介，其中涉及的中国地名数量庞大，且对相同地名的译法在不同著作既有承袭，也有变化，为历时性对比研究提供了绝佳样本。

三、地名翻译要求

（一）通名翻译

通名翻译应尽可能准确传达地理实体的类别、规模与形态。以“山”为例，应根据“山”的具体形态与规模，在英语中选用恰当的对应词，如低缓的丘或岗可译作“hill”，例如镇江金山（Jinshan Hill）；独立高耸的山体宜用“mountain”，例如五台山（Wutai Mountain）；连绵的山脉则应用“range”，例如念青唐古拉山（Nyainqentanglha Range）。对于名实不符的情况，更应还原其本质，如“洱海”实为湖，应译为“Ear Lake”。

（二）专名翻译

专名翻译需在语音相近与意义传达之间寻求平衡。以“太湖”英译为例，意译为“Great Lake”虽能传达“太”的内涵，但可能丧失其作为特定指称符号的独特性，音译为“Taihu”则可能使目标语读者无从理解其意义与文化关联，因此，“译释并举”或“音译加注”为更佳策略，如将其译为“Taihu Lake，or Great Lake”，既保留语音标识，又解释了名称含义。

四、三本著作地名英译的案例分析与流变考察

（一）《中国总论》：开创性、混杂性与个人化烙印

作为开创之作，《中国总论》的地名英译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与个人特色。

1.全方位还原本来面貌

卫三畏不满足于单一译法，常综合运用音译、直译、意译并辅以详细注释，力求全方位再现地名信息。以“长江”为例，他先音译为“the Yangtsz’kiang”，继而译释并举，补充说明其又名“Takiang，orthe Great River”。对于历史变迁中的地名，如黄河改道后的河道“大清河”，他不仅音译为“the Ta-tsing ho”，还加注“or new Yellow River”，体现了历史地理的维度。

2.自创拼音系统

《中国总论》成书在威妥玛拼音流行之前，卫三畏基于其对中国多地方言的了解，创造了一套传教士罗马注音方案。这套系统既符合西方人的发音习惯，又最大限度还原每个地名按其方言的发音，既忠实于源语文化，又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体现了早期汉学家“接地气”的努力。

3.存在问题

（1）拼写错误

书中存在明显拼写差异或错误，如“辽东”在多处被拼写为“Liatung”，而非“Liautung”；“滦河”被拼写为“the Lan ho”，而非“the Luan ho”。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或许是疏忽，或许是对汉语发音及拼音标注掌握不够得心应手。

（2）译名混淆

发音相近的不同地名在英译后出现同名不同地的情况。例如，“长江”（the river Chang或the Kiang）与“绛水”（the river Kiang）的译名雷同；“黄河”与“浑河”共用译名“Hwang ho”，难以区分；“大运河”与“汶河”共用译名“the Yun ho”，加之两条河流又有交汇之处，同样的译名让人不知所指。

英译后同地不同名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黑龙江”，时而根据汉语音译为“Hehlung kiang”，时而又用当地满族人的命名译为“Sagalien ula”，造成阅读障碍。

（3）简单粗暴

部分译名处理过于简单粗暴。如将“泰山”直译为“Great Mount”，虽“泰”即为“大”，但该译法使这座文化名山沦为泛泛的“大山”，丧失了其专名的独特性。对于“青海湖”，作者提供了基于汉语音译的“the Tsing hai”、直译的“Azure Sea”和基于蒙语音译的“Koko-nor”，但均省略了通名“湖”，模糊了其地理属性。

（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系统化、历史化与过渡性特征

该书在译名上表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首先相较于《中国总论》，该书拼写错误显著减少，译名一致性有所增强。其次作者全面采用了当时已较为通行的威妥玛拼音系统，如译“河”为“ho”，“四川”为“Szechwan”，这标志着中国地名英译开始从个人化方案走向相对统一的学术规范。同时作为历史学家，赖德烈更注重揭示地名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如“江西”，他使用威妥玛式音译为“Kiangsi”后直译换位并文内加注为“West of the River”，“湖北”则注释为“North of the T’ung-t’ing Lake”。

但或许是受历史教科书体例限制，赖德烈较少像卫 三畏那样提供多角度的译注，有时处理显得简化，译法 趋于单一，大量地名仅作音译而省略通名，如“普仑溪”仅使用同音替代为“the Purunki”，地理属性指示不明。还有值得商榷的是，尽管1906年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已推出邮政式拼音，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但这本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仍坚持使用威妥玛式，显示出学术规范更新的滞后性，也体现了对西方读者既有习惯的 迁就。

（三）China Sage：数字化时代的立体化、标准化与新挑战

1.呈现的优点

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手段，力求在英语世界全方位还原中国地名，如“黄山”被译为“Huangshan Mountains（Yellow Mountains）”,音译接轨汉语发音、通名复数形式暗示山脉连绵、直译作为文内加注还原源语本意，兼顾了语音、地理属性和文化内涵。对于名实不符的地名，能准确还原，如“君山”实为岛，译为“the island of Junshun”。

该书的音译标注严格遵守1977年后联合国关于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的规定，这是对源语文化的尊重与接轨，标志着在中国地名翻译领域，中国本土的语音标准最终获得了国际主流的承认，这是文化话语权提升的体现。

China Sage是动态开放式的在线电子书籍，其内容可随时更新修正。该书提及“圆明园”时，曾误写成“原明园”，经读者反馈后得以迅速更正，体现了数字出版物的优势。

2.存在的问题

China Sage借助超文本链接构建，力图实现信息的广度覆盖与实时更新，但也导致内容呈现趋于离散，削弱了体系的连贯性与深度，体现了数字媒介在追求全面即时性时难以避免的碎片化局限。

在细节上也疏漏甚多，包括汉语书写和拼音错误，如将“泰山”误写为“台山”，“蛇山”误拼为“She Shang”。译法也比较粗糙与机械，存在“一刀切”现象，几乎所有“山”都简单对译为“mountain”，“河”对译 为“river”，或机械音译为“He”，“佘山”音译为“She Shan”，而英语“He”意为“他”，“She”意为“她”，因此产生歧义。有时还将专名与通名合并音译，如“北戴河”作“Beidaihe”，完全丧失了通名的指示功能。该书也存在译名同地不同名现象，如“天池”有“Lake Tian”“Crater lake”“Tianchi”、“渤海湾”有“Bohai Bay”“Bo Hai Bay”“Bohai Gulf”等多种译法。

译者身份印记明显，译名未能彻底清除殖民痕迹，如仍沿用香港殖民时期地名“Victoria Peak”（维多利亚峰）来指称“太平山”，未能体现香港回归后的文化主体性。

五、结语

纵观三部跨越百余年的汉学著作，中国自然地理属性相关地名英译呈现清晰流变：拼写系统从传教士自创罗马注音方案、到相对统一的威妥玛拼音、再到标准化的汉语拼音，见证了主导权由“他者”摸索转向中国本土语音标准靠拢；翻译策略从早期混杂但力图“全景式”译介，转向更注重历史脉络但略显单一化的“阐释式”翻译，再到数字时代追求立体还原的“综合式”翻译，总体上地名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呈现趋向深入；视角从19世纪基于亲历的“描述性”构建，到20世纪追求历史化的“分析性”理解，再到21世纪力图全面、即时却难免碎片化的“数字化”呈现，中国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但“他塑”局限仍存。

地名作为历史见证，其翻译准确性关乎文化尊严与历史存真，错误译名可导致文化信息扭曲和历史记忆错位。海外汉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但背后的问题却是全球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不是“自塑”。通过研究地名的翻译可追溯历史、还原历史，所以翻译工作者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杨 焱

来源：《今古文创》2026年第19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刘宇欣

审订：耿 曈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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