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样貌

《印度洋史：被遗忘的海洋民族与全球贸易的黎明》是一部全景展现印度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著作，以水居民族的跨洋流动为线索，再现公元1—14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的黄金时代。借助泰米尔商人的航海日志、马来半岛的遗址碑文、中国瓷器的沉船遗珍等史料，结合考古发现，本书还原印度洋及其相邻海域的商人、商团如何共建跨文明贸易网络，揭示室利佛逝、朱罗王朝等政权的兴衰如何塑造全球早期贸易格局。书中以全球视野展现了贸易与宗教的共生，重构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样貌。本书不仅证明了印度洋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枢纽的历史地位，也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根基提供了新视角。

《印度洋史：被遗忘的海洋民族与全球贸易的黎明》，[泰]迪达·沙拉雅 著，覃鸿波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

中国的丝绸曾是世界市场或古代国家社会追求的产品，各地商人想方设法与中国联系，而当时的中国也需要征服其北部地区的民族，建造战壕与城墙，以维护贸易交通路线的安全，特别是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的安全。像中国丝绸这样的稀罕物，因其生产秘诀而成为昂贵的商品，但后来，其养蚕、抽丝、织丝等工序不再是秘密，丝绸之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包括波斯人也同样能够生产丝绸。贸易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商品种类不断增加，宋朝时期突出的商品就是陶器和瓷器，中国精湛的生产技艺创造市场需求的商品。可以说，作为远程贸易中重要商品的丝绸，曾是市场大量需的商品和远程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此发生改变。新贸易路线和新贸易区域的开拓改变了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的贸易活动面貌，水居民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能够建立起室利佛逝政权。

东南亚海域新航线是水居民族所熟悉的航线，人们敢于去探索，面向东南亚与南中国海新海域开放的马来半岛和泰国湾地区的贸易市场和港口贸易城市成为贸易竞争、寻求产品和控制前往中国的航线的区域。外国商人，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到来，也带来了知识和航船技术，他们的航船技术融合多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懂得建造和使用多种地方上的船只，穆斯林部落和民间穆斯林商人与原来就扮演重要角色的印度教商人一样参与到东南亚海域贸易中，如朱罗泰米尔人参与到跨洋贸易中，分布在马来半岛和诸群岛等地区。其中重要的商人群体是中国私营商人或中国穆斯林，他们向南扩展贸易活动，在当地的各个城市部落投资生产，如陶瓷生产等。

室利佛逝拥有贸易权势之时正是更多中国商人参与到南海贸易的时期，中国商船南下经过东南亚海域，前往印度，并在室利佛逝的港口城市及南海中的其他城市中转休憩。此外，中国商人还在各地的多座城市定居，遍布东南亚地区，如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就是中国人重要的聚居区，直至公元1420年。整个元明时期，中国商船经过东南亚海域抵达印度，室利佛逝的港口城市是他们的休憩地，此时期内，东南亚海岸地区的港口城市中产生了中国商人移民聚居区。与中国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财富，成为贸易部落和贸易市场兴起的推动力，贸易活动因此扩展至广阔的海域，中国史籍和现今各海域内发现的携带有大量中国陶瓷的古代沉船都是例证。

室利佛逝和东南亚地区城市部落参与贸易与活动的时期，其贸易涵盖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印度洋贸易、东南亚海域贸易，正值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初期等王朝政权统治中国的时期（包括那些存在不超过200年的小政权王朝，即隋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也正是佛教传入中亚地区的黄金时期）。公元7—14世纪时期是亚洲贸易的黄金时期，催生了许多重要的贸易大都市，其中多座大都市成为王国的首都，其势力扩展至海岸和内陆地区。当地的世居居民在贸易往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亚海域水居民族发生了聚集，以控制自己的贸易权力和处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中国、印度作为亚洲地区的大权力集团真正在贸易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使相互贯通的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的关系网得以形成。在这一关系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除中国商人以外，还有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及各地的业者，如操泰米尔语的民族、东南亚海域中操马来语的水居民族等，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作用。

中国在该时期内重要的贸易伙伴是阿拉伯。公元8世纪，阿拔斯王朝建都于巴格达，与印度、中国开展跨洋贸易，但其贸易特征明显不是单纯的双边贸易。因此在其贸易路线沿线也发展起了贸易活动，对亚洲地区多方面的变革产生了影响，其中重要的，如固定贸易路线的形成，沿线的人们也参与到了贸易活动中。更为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贸易路线沿线诸岛和城市中兴起了穆斯林－阿拉伯贸易部落和中国商人部落。除东南亚海域兴起贸易城市以外，中国南部地区也兴起了多座大型的贸易城市。《元史》记载的城市名称就有超过20座，如答利（在《元史》中找不到对应的地名——译者），仅在《元史》中出现，其他史籍中没有该名称，有人推测它是苏门答腊北部海岸的德里（Delli），也有人认为，是指北大年；那旺，指古纳库尔城，位于库兰与苏门答腊岛之间；丁呵儿，指登牙侬、丁加奴，即今登嘉楼；急兰亦曈，指吉兰丹。桑原骘藏整理的文献中描述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道：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出发，跨越印度洋，经泰国－马来半岛，抵达广东（唐朝时称“广东”或“广府”）。除广东以外的港口是扬州和泉州，以广东最为富裕。宋朝曾在广东设立管理商船和收取税费的部门，同时，促进泉州码头发展，并设立同样的机构。宋朝时期，中国较著名的贸易港口是广东和泉州，但至公元14世纪，泉州码头的发展要比广东更发达和富裕，即使至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也都记载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几乎取代原来的广东）。中国设立的市舶司的权力扩大到可以管理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商船，控制管理在福建和浙江一带定居或从事贸易活动的“岛夷蛮人”，这些人自唐朝时期（公元896年）就已经在这些地区定居。

中国推行的贸易方法是，在国内（如各个港口城市）和国外发展起贸易中心，从而使多座城市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马六甲，犹如其在南海地区重要的贸易驿站。泉州是历经唐宋元三朝代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赵汝括正是在他担任泉州市舶司官员时向当地外国人收集相关材料撰写成《诸蕃志》，此书记录了各国相关情况。他于公元1225年开始创作，并在文中提到，宋王朝在泉州和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外国贸易。

中国在开展海外贸易过程中，发展起贸易港口作为贸易中心，对进入中国港口前的外国商品和贸易活动进行系统的检查，泉州就是例证。泉州积累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它成为在南方拥有独立权力的政权，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公元946年，留从效在泉州起兵将南唐军队驱逐出闽国，并控制闽国（闽国由王知于公元909年建立，统治福建全境，泉州是福建的一部分），他掌控的闽政权能够控制来自外国和南方地区的贸易活动。

原标题：《勾勒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