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邑古城在哪里？

（春秋时期棠邑周边形势图）

一、 疑问悬而未决

棠邑，是南京辖域内已知最早的行政建置。

然而，作为南京地区最早的古城邑，棠邑城的确切位置至今仍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旧志虽记载棠邑有城，却 “不详其址”。本文拟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等，对棠邑古城的位置进行考辨。

（六合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图）

二、 在 文献 中寻找

梳理历代文献关于棠邑城位置的记载，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县北说。《六合县志》载： “春秋时楚之棠邑故城在县北。”《读史方舆纪要》亦谓棠邑城在县北。此说为多数方志所采。

其二，县西北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信息管理与公众服务部主任骆鹏指出，旧志记载棠邑位于 “长江北岸六合区雄州街道之北或西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称：“棠，今江苏六合县稍西而北二十五里。”

其三，程桥说。《江苏建置志》（ 2013年）进一步确认：“棠邑治所位于原六合县六城镇西二十五里。”即今程桥街道地域内。

综上，历代文献虽在具体方位上略有差异，但大体指向六合旧城（今雄州街道）的西北方向，距离约二十至二十五里。这一方位描述，为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程桥羊角山新石器遗址 ）

三、 从 考古 中求证

程桥街道位于今六合城区以西约 8公里处，是文献指向最为集中的区域。该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推断棠邑城位置提供了关键证据。

（一）密集的商周遗址群

程桥及其周边分布着众多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密度之高在南京地区颇为罕见：

羊角山遗址，位于程桥街道刘营路侧的羊山村 ， 距今约 5000多年，曾出土大量精美的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其中一对陶纺轮上刻有神秘的几何图案。

大墩子遗址，位于程桥街道羊山村程桥工业园西北隔河 100米处，为典型 的 商周时期 台形遗址，高 15米，面积8000平方米。199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发掘，出土石斧、石锛、石镞、玉琮、陶网坠、陶纺轮、骨镞、骨饰、蚌镰及骨雕图腾等大量器物。

薛山遗址，位于程桥街道薛山村（或程桥镇西南 2公里处河北村南），为商周时代滁河流域古文化遗址，文化层厚2.5米，采集有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及红陶鬲、罐等器物陶片，纹饰有几何纹、回纹、绳纹，属湖熟文化遗存。

此外，还有鳖墩 （ 位于 程桥街道桂花村张窑河以西 100米处的河堤旁） 、拐墩 （位于程桥街道桂花村林营组西 400米处，张窑河拐角处东北河堤旁） 等多处遗址。如此密集的先秦遗址群，说明程桥一带在商周时期已是滁河流域重要的聚落中心，为春秋时期棠邑城的设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 程桥三号墓出土的文物“罗儿匜 yí ” ）

（二）程桥东周墓葬群

程桥东周墓是江苏东周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墓 葬 群位于程桥镇长青村，共发掘 有 三座春秋晚期墓葬：

一号墓（ 1964年发掘），出土了九件一套的直钮编钟（带铭文）、青铜鼎、缶、剑、戈、戟等兵器，以及车马器、玉器，还有一件铁丸。编钟铭文中的作器者为“攻敔仲终□之外孙”，“攻敔”即“攻吴”“句吴”，是吴国国号，表明墓主为吴国贵族。

二号墓（ 1972年发掘），出土器物50件，包括七件一套的编钟和五件一套的编镈，青铜鼎、兵器、车马器等。经推测，墓主应为吴王室之女。

三号墓（ 1988年发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青铜礼器、铜剑、铜匜 （ yí） 等。墓中出土的 “罗儿匜”铭文涉及“吴王”，据考即吴王僚。

经考证，一号、三号墓的主人是在吴为官的楚裔，同时又是吴王室的亲戚。二号墓主为吴王室之女。因此，程桥墓地是吴国贵族中楚裔的家族墓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座墓葬 断代 均为春秋晚期，与棠邑在文献中活跃的时代（公元前 6世纪至前5世纪）完全吻合。更为关键的是，一号墓编钟铭文中的“攻敔”国号，直接证明了此地在春秋晚期属吴国势力范围。这与棠邑在春秋时期屡屡易手于吴楚之间的历史背景高度一致。贵族墓葬的出现，意味着附近必有相应的城邑或聚落作为其政治、经济依托——这是考古学的基本逻辑。

这在考古界是有证据可循的：

苏州木渎古城与西部山区墓葬群。关于吴国都城的所在，传统文献多指向今苏州市区，但多年考古工作并未在苏州市区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墙、城门、大型建筑等与城址有关的遗存。考古工作者遂将目光转向了东周遗存密集分布的苏州西部山区。 2009年至2011年，联合考古队在苏州西部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包括城墙、城壕、水门、石器作坊、陶窑、高等级墓葬等遗存240余处，其性质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该城址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2010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苏州西部山区的诸多山体上，如上方山、七子山、真山、胥山、横山等，都分布有大量的春秋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其中有许多是高等级墓葬。墓葬群与城址之间的空间对应关系，为“墓葬近城邑”的规律提供了有力佐证。

以上 例证 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邑周围普遍分布有同时期的墓葬群，尤其是高等级贵族墓葬。据此反观程桥地区：三座春秋晚期吴国贵族墓葬在此集中发现，且周围分布着羊角山、大墩子、薛山等众多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 ， 这种 “高等级墓葬＋密集聚落遗址”的空间组合，正与 吴国 木渎古城所呈现的 “城邑—墓葬”共生模式高度一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程桥一带即为棠邑城所在地的可能性。

（三）程桥一号墓出土铁丸的重大意义

程桥一号墓出土的铁丸，经科学分析确认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生铁实物。这一发现不仅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从侧面印证了棠邑地区在春秋晚期已具备相当发达的手工业水平。《汉书 ·地理志》载堂邑县设有铁官，这一冶铁传统显然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冶铁业的发展，恰恰是城邑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

（ 1988年出土于六合程桥羊角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兽首人身纹陶纺轮。现藏于南京市博物总馆）

四 、 “ 石钟 ” 的价值

南京师范大学 王志高教授在 棠邑古城 相关研究中引用了《宋书 ·符瑞志下》的一条重要记载，这条材料对于推断棠邑城的位置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一）史料原文与背景

《宋书 ·符瑞志下》载：

“元嘉十九年（442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三录其事于六合县下，文稍异：

“石梁溪，西北自滁州清流县界流入。宋元嘉中，石梁涧中，古铜钟九口，大小行列引次南向，刺史临川王献以为瑞钟。”

（二） “肥如”与“石梁”的地望考释

要理解这条史料的价值，首先需要厘清 “广陵肥如石梁涧”的具体位置。

肥如本为辽西之县，西晋永嘉之乱后，其民南渡，侨立于广陵。《宋书 ·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宋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可知肥如为东晋南朝时期的侨县，其地望在广陵郡境内。

石梁的地望更为关键。《太平寰宇记》明确将 “石梁溪”系于六合县下，称其“西北自滁州清流县界流入”。这一记载将石梁涧的地理位置指向了六合县北境。考之今地，安徽天长市有石梁镇，位于六合区北约数十里，正在滁河流域。石梁涧的位置正在六合县北境、天长县南境一带，与文献所载棠邑故城“在六合县北”的方位完全吻合。

（ 程桥三号墓出土的青铜簠 fǔ ）

（三）石钟发现的学术意义

这一发现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其一，作为城邑附近祭祀遗存的标志。成组排列的石钟（铜钟）在先秦时期多与祭祀山川的礼仪活动有关，一般位于古城邑附近。九口石钟 “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呈现有规律的排列，绝非偶然散落，而是某种礼仪行为的产物。这种有组织的青铜礼器埋藏行为，通常发生在城邑周边的山川祭祀场所。

其二，暗示石梁涧附近存在先秦城邑。石钟发现于石梁涧中，而石梁涧正在六合县北境。考虑到棠邑故城 “在县北”的文献记载，这批石钟的发现地点恰与棠邑城可能的方位形成空间呼应。换言之，石梁涧中出土的成组石钟，为推断其附近存在先秦时期的城邑提供了间接但有力的物证。

其三，与程桥考古发现形成证据链。石梁涧位于六合以北，程桥位于六合以西偏北，二者同处六合旧城西北方向的扇形区域内。石梁涧的石钟发现与程桥的东周墓葬群，从不同角度指向了同一片区域 ——六合西北部滁河流域。这一区域在先秦时期显然是一处重要的政治、礼仪和聚落中心。

（四）史料价值的审慎评估

当然，对这条史料的运用也需保持审慎。《宋书 ·符瑞志》属于“符瑞”类记载，其编纂目的是以“天人感应”思想将祥瑞视为君主有德的验证，内容多源自谶纬文献。因此，“石钟九口”的发现被作为“祥瑞”上报朝廷，其发现本身应是真实的（地方官员将出土古物作为祥瑞进献，在南朝是常见现象），但史家将其归入“符瑞志”而非一般地理志，难免带有一定的神异色彩。我们在引用时，取其“发现地点”和“器物组合”的客观信息，而不取其“祥瑞”的主观诠释。

（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教授（右三）等考察大墩子遗址 ）

五 、其他城址辨析

（一）老古墩

六合文史研究者张德贤 先生 撰文指出，程桥街道古墩社区有一座名为 “老古墩”的土墩。在六合方言中，“老”有“特别”之意，“老古墩”即“特别古老的土墩”。上世纪农业集体化时期，村民曾在古墩中挖出一块重约三四斤的“铜片，上面全是字”，后不知所踪。古墩周围的村庄也曾挖出“铜的，像猪食罐一样的东西”。这些线索暗示老古墩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先秦遗址，甚至可能直接关联棠邑城。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考古发掘，目前尚不能做出确切判断。

（二）古城山

长芦街道有一座小山名为 “古城山”，山下原有“古城山村”。“古”与“城”结合的地名信息量颇大。据张德贤实地调查，古城山位于化工园内，山上有一道蜿蜒向上的土埂，地面上大量石器俯首可拾。这极可能是一处先秦遗址，蜿蜒的土埂或许就是城墙或防护墙的遗迹。

古城山位于六合沿江地区，与程桥一带的台形遗址有所不同。先民们利用天然土山，将山顶削平作为聚落平台 ——六合大厂的“平顶山”公园、瓜埠的“台平山”皆属此类。古城山是否为棠邑城址？抑或是其他先秦城邑？目前尚缺乏考古发掘的验证。

（三）吴王城（瓦梁垒）

位于今安徽来安县雷官镇姜家渡的吴王城，相传为三国吴孙权所筑。据《三国志 ·吴书·吴主权传》：“（赤乌）十三年 （ 250年 ） ，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涂塘即瓦梁堰，吴王城即瓦梁垒。但此为三国时期的军事城堡，与春秋时期的棠邑城并非同一概念，不宜混为一谈。

（ 程桥大墩子遗址 ）

六 、综合 研判 推断

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以得出以下推断：

第一，棠邑城应在今六合程桥街道一带。 文献记载棠邑故城在六合旧城西北二十至二十五里，与程桥的地理位置相符。更关键的是，程桥地区发现的东周墓葬群被确认为吴国贵族墓地。从苏州木渎古城与周边墓葬群分布等考古学通例来看，先秦城邑与其同时期的墓葬群在空间上密切关联。程桥东周墓葬群作为吴国贵族的家族墓地，其附近必有相应的城邑 ——这一推断因此有了充分的考古学通例作为参照。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结论——“古棠邑大致在今六合程桥街道一带”——是目前最为审慎和可信的判断。

第二，棠邑城的形态可能较为简陋。春秋时期的城邑规模不大，多作为小型县邑级城池或军事城堡。棠邑城很可能只是一座土墙围合的聚落，而非后世砖石结构的城池。江南地区多雨多水，后世农耕活动频繁，这样的土筑城址难以保存至今，这正是迄今未能发现城垣遗迹的主要原因。

第三，程桥密集的商周遗址群构成棠邑城设立的文化基础。羊角山、大墩子、薛山等遗址证明，程桥一带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是滁河流域的重要聚落区。这种长期延续的聚落传统，为春秋时期楚国在此设立棠邑提供了充分的人口和经济基础。

第四，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宋书 ·符瑞志》所载石梁涧出土成组石钟一事，将六合北境与先秦礼仪活动联系起来，暗示该区域在先秦时期存在重要的城邑聚落。石梁涧的位置与文献所载棠邑故城“在县北”的方位相合，与程桥一带的考古发现形成南北呼应的证据链条。

（ 程桥二号墓出土的编钟 ）

七、审慎的结论

棠邑 故 城位置的最终确认， 仍 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 实证 。 2013年曾有考古队进驻六合雄州镇，勘探棠邑侯国城池遗址。未来在程桥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特别是在老古墩等可能地点进行科学发掘，或可最终解开棠邑古城位置之谜。

棠邑作为南京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其城址的确认不仅关乎六合一地的历史认知，对于研究南京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起源与早期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考古学证据最终揭示真相之前，将棠邑城定位于程桥一带，是现有条件下最为审慎、最为合理的学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