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边开了
八年车
的人,后来没有留在北京。
一九五六年,广州夜深,梁国栋接到通知,主席要见他。十多年没见,他站在门口,衣扣扣得很整,手却下意识往裤缝边贴了贴。
他心里清楚,自己早不是延安窑洞外那个司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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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栋原名梁启钦,一九〇六年生在海南琼海。六岁时,父母先后离世,家里一下空了。
十岁那年,他离开海南,漂洋过海到印尼投靠亲友。码头上人来船往,一个孩子抱着简单行李,往陌生地方走。
这一走,先学做小工,后来学会开汽车。
那时候会开车,不是寻常本事。方向盘在手里,发动机一响,许多路就能走通。
可梁国栋要走的,不只是一条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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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二十岁的梁国栋在海外参加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到了这一步,他手里的方向盘,慢慢变成了另一种工具。
一九三〇年,他回到海南,参加武装斗争。三年后又到上海,在租界做地下交通员。
租界街口,巡捕、行人、电车混在一起。他要递送的东西,常常不能多问,也不能多看。
一步错,就是大事。
一九三六年,琼崖特委派他去延安抗大学习。到延安后,他又被安排到摩托车学校当汽车驾驶教练员。
延安缺车,也缺会修会开车的人。梁国栋这个归侨,会驾驶,也懂机械,还经过地下工作的考验。
一九三七年,他被派去给毛主席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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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差事听着只是司机,实际上车门一关,责任就压在一个人身上。
延安的路不好走。黄土路、沟坎、雨雪天,车轮一打滑,坐在车里的人就可能遇险。
梁国栋开车前,会看车况,也会看路。他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脚下不敢松。
一开就是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
八年时间,许多干部来来去去,他仍在车旁。车身沾着黄土,发动机热了又凉,凉了又热。
他没有把这八年挂在嘴边。
抗战胜利后,梁国栋随大批干部去了东北。那时东北缺干部,公安、基层政权、地方秩序,都要人去撑。
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在绥化县、庆安县一带工作,做过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从主席身边到县里公安局,桌上换成案卷,门口换成群众来访。没有小汽车等着他,只有一摊子具体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广东,后来担任
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
等职。
这个职务放在地方干部序列里,就是副厅级领导岗位。
所以,梁国栋建国后到地方工作,能明确说出的职务不是普通科处干部,而是省级机关副厅长。
可他身上最容易被人记住的,仍是那八年。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到广州视察,特意派人找他见面。十多年过去,梁国栋从东北到广东,早已换了岗位。
门一开,两人再见,旧日延安的路像又从脚下浮出来。
梁国栋后来活到九十七岁,二〇〇三年去世。
从十岁漂洋过海的孤儿,到延安窑洞外的司机,再到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他这一生绕了很远的路。
最后留在纸面上的,只有几行履历。
可那几行里,有一个孩子抱着行李上船,有一个青年在上海租界穿街而过,也有一个中年人在广州夜色里整理衣扣,等着再见主席。
他曾在驾驶座上开过八年车,后来在地方干部岗位上继续往前走;那只握过方向盘的手,终究没有停在一辆车旁!
参考资料
一、人民网党史频道:《在岛外抗日的海南归侨》
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工作研究:《抗日红都 凝聚侨心》
三、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延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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