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父亲站在院子里抽烟，烟头在暮色里一明一灭的。

他说：“你明天去赵家提亲。我正蹲在井台边上洗脚，盆里的水被脚掌搅浑了，看不清自己的脚趾头。

“赵家哪个姑娘？”

“赵秀兰。”

我抬头看着他。村里人都知道赵秀兰，三十岁了，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从小小儿麻痹落下的毛病。她爹娘走了之后一个人住，在村口开了一间代销店，卖些油盐酱醋。她人好，但没人娶她。

“爸，你让我娶她？”我的脚还泡在盆里，水已经凉了。

“你听我的就行。”

“我才二十。”我说，“你让我娶一个三十岁瘸腿的？”

父亲把烟头摁灭了，那个烟头在青砖地上被碾成了一小撮灰白的粉末。他说：“你明天去提亲，我跟你一起去。”他没有等我回答，转身进了屋，门在他身后被带上了，灯亮了，又灭了。

那晚我没有睡着，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屋顶那根被烟熏黑的横梁。院子里的老槐树在风里响了一夜。

第二天我跟着父亲去了赵秀兰的店。她正坐在柜台后面，趴在桌上写着什么。她抬起头看见我们进来，没有惊讶，合上本子，站起来说：“来了。”

那间代销店很小，货架上摆着几袋盐、几瓶酱油、一挂干辣椒。她站的位置背光，窗外的光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浅金色的边，但她的站姿，是歪的——右腿比左腿短一截，身体不得不微微侧着才能站稳，那只手无意识地在柜台边缘撑着。

父亲说：“秀兰，我带孩子来提亲。”

赵秀兰看着我，说：“你愿意吗？”

我站在柜台前面，脚底下是磨得发亮的水泥地。我听见父亲在身后说：“他愿意。”

她在柜台后面站了一会儿，把垂下来的头发拢到耳后，说：“那行。”

结婚那天很简单，就在她家那间代销店里摆了两桌酒。她穿了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盘了起来。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但不掩饰，也不低头。她在酒席之间来回走着，步子不算快，像在丈量那间屋子里每一道门槛和地砖的缝隙。亲戚们来敬酒，她接过来喝了一口。

后来我问她：“你怎么愿意嫁给我？”

她把一只空酒瓶搁在窗台上，说：“你爸来跟我说，他说你家的儿子老实，踏实，你跟着他不会吃苦。我信他。”她说这话的时候背对着窗户，煤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她说：“一个当爹的跑来说媒，说自己儿子好，那应该就是真的好。”

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找她谈过三次，最后一次坐了一整个下午，喝了两壶茶，把能说的话都说尽了。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顺当。她腿脚不方便，但我能干力气活。店里的货我来搬，地里的活我来扛，她坐柜台，记账，算钱，算得又快又准。她的字写得好，记的账本整整齐齐，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日期和金额都不含糊，连零头都不差。

村里人慢慢开始说：“老陈家那小子娶了赵秀兰，倒是捡到宝了。”她性格稳，不慌不忙，我不爱说话，她也不嫌闷。两个人坐在柜台后面，一个理货，一个算账，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天黑就关门。

我慢慢发现，她的账本后面总是多出来一页，密密麻麻记录着各家各户的状况，哪家老人吃什么药，哪家孩子念几年级，哪家过冬还缺棉被。她说开店的人不能只记钱，还要记人。

第三年，我们有了儿子。她抱着孩子的时候，那只撑着柜台的手终于空了出来。她低头看着怀里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窗台上那盏灯的光正好落在孩子脸上，把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自己的眼睛被灯光映得亮了一下，像一面被重新擦拭过的旧镜，照出了她从未被人看见过的那一面。

有一年冬天父亲来店里坐了一会儿。他已经老了，坐在柜台旁边的木凳上，面前搁着一杯热茶，茶气扑在他脸上。他看了看四周，货架上整整齐齐的，我正扛着一袋面粉进来，她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他看了一会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了一句：“这日子，过得还行。”她抬起头笑了一下，父亲没有再说话。

他走出店门的时候在门槛上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柜台旁边，肩膀上还沾着面粉灰。他看了我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后来我想过，父亲当年为什么非要我娶赵秀兰。她比我大十岁，腿有残疾，无父无母，嫁妆不过一间代销店。村里人都觉得我家亏了。

但他看见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看见了一个能站稳的人，一个不需要人扶着也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他替我选了一根能扛住生活的骨头。他说我嘴笨，心软，容易吃亏。他给我找了一个算账算得清、看人看得准的媳妇，让我这辈子不会被自己绊倒。

那间代销店现在还在，货架换过两批，招牌换过一次，但她坐的位置没换过。她头发白了，记账的时候要戴老花镜了，但那只手还是稳的，算盘打得还是快。我在她旁边坐着，偶尔她停下来抬头看我一眼，笑一下，又低头继续记账。那根被她撑了半辈子的柜台边缘已经磨出了一道凹陷，正好能卡住她的手掌。那道凹槽在阳光里反着微光，像一面被反复校准的旧日晷，始终指着同一个方向。有一次我站在柜台旁边，看着她低头记账的侧影，隔着那排货架和半扇被风吹动的木门，听着算盘珠子拨动的声音。

我忽然明白父亲当年为什么替我做这个决定了。他替我在那些年里认出了那个能跟我一起站到最后的形状——那道凹陷就是我的位置，已经被她撑了半辈子。风穿过来的时候，她感觉到我的肩膀迎了过去，像一根被压弯多年的旧木料，终于被另一根同样弯曲的木头从对侧接住了。她跟我的重量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够撑住那间小店的门框，让它不再歪斜，不再松动。我站在她旁边，那道被反复磨平的印痕正好卡进我的肩膀，像一个等了我很久的凹槽。我的肩膀还抵在上面，不再需要用力，只需要在那里。她低头记账的手指停了一下，又继续拨下去，像一枚始终在转动的齿轮，不会停，也不需要别人替它上油。那道痕已经不再需要被看见了，因为它已经在那个位置。没有风的时候，它停在那里；有风的时候，它依然是那里。她没有抬头，只是把算盘珠子拨了一下。那个声音穿过货架和那扇被风吹动的木门，穿过巷口那棵老槐树，在暮色里轻轻响了一下，落在我耳边，像我等了很久才听到的那一声回响。她把那行数记完了，把笔搁在账本上。那枚齿轮还在转，不会停。它只需要一个刚好卡进去的齿痕，我给了它，它也给了我一个刚好站直的位置。那道痕一直在那里，在柜台的边沿、在算盘的珠子间、在她的指腹下。年深日久，被磨得更平滑，也更深了，但它不会闭合，不需要被合上，只需要继续被撑住，被接住，被沿着同一道方向反复摩擦下去。那个凹槽已经不再是一个缺口，它已经长成了柜台上最结实的一道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