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县委书记开了5年车，调走她没看我，第二天组织部让我去上任

发动机熄火的那一刻，我看了眼后视镜。

她坐在后排，低头翻着一份文件，像往常一样。

五年了，这个画面我看了几千遍。

我从后备箱拎出她的行李箱，放在县委大院门口的台阶边上。司机班的规矩，领导不下车，司机不能先走。我站在车旁等着，等她下车，等她像以前那样说一句“辛苦了，小陈”。

她没有。

车门推开，她径直走向大楼。

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节奏均匀，一声一声，越来越远。中间没停，没回头，没看我一眼。

我站在车边，手还保持着拎箱子的姿势。

风灌进领口，有点凉。

十月的北方县城，傍晚已经开始冷了。

我看着她消失在玻璃门后面，那扇门反光，把我自己的影子照得有点变形。头发被风吹乱了，制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五年没换过，洗得袖口都泛白了。

“陈哥，还不走？”

门卫老张探出头来，手里夹着烟，烟灰掉在窗台上。

“走了。”我说。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手搭在方向盘上。这辆帕萨特，里程表上十八万公里，有十五万是我开的。座椅的皮子磨出了我的形状，方向盘上有一块被我搓得发亮。

车里还有她用的那瓶免洗洗手液的味道。

柠檬味的。

我发动车子，挂挡，松开手刹。车子驶出县委大院的时候，我没再看那栋楼一眼。

回到家，老婆在厨房炒菜。

油烟机嗡嗡响，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很脆。儿子趴在茶几上写作业，铅笔头短得都快握不住了。

“回来了？”老婆回头看了我一眼，“今天这么早？”

“嗯。”我换了拖鞋，坐到沙发上。

“林书记调走了，你以后跟谁？”她把菜盛进盘子里，端过来放在桌上。

“不知道。”我说。

“那你这工作……”她擦了擦手，语气里有点小心，“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我没接话。

我在这县委大院开了十五年车。前十年给三个副局长跑腿，后五年给林静当专职司机。编制是工勤岗，没有级别，没有职级，说白了就是个工人身份。

老婆在街道办上班，事业编，一个月四千二。我工资比她少八百。

儿子明年上初中，学区房的首付还差二十万。

“吃饭吧。”老婆把筷子递给我。

我夹了一筷子青椒肉丝，嚼着，没尝出什么味道。

手机响了。

我掏出来一看，司机班群里的消息。老周发的，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明天到，让大家都早点去院里等着。

下面跟了一排“收到”。

我也回了个“收到”。

老周跟了我五年，他比我大三岁，给前任县长开过车，后来县长出了事，他就被调去开公务班的中巴了。

他私聊我：“陈哥，听说没？新书记从省里下来的，带了秘书和司机。”

我看着这条消息，屏幕的光照在脸上。

带了司机。

那就是说，用不上我了。

“正常。”我打字回过去。

“你咋办？”他问。

我没回。

这个问题，我从三天前就开始想了。县委办有司机班，十二个人，每个人对应的领导都是固定的。领导走了，司机就回司机班待岗，等重新分配。

但这次不一样。

林静走的时候，没给我任何交代。

按规矩，她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哪怕是一句“小陈，我调走了，你的事我会跟办公室打个招呼”。或者更简单的——“我已经安排好了。”

但她什么都没说。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吃完饭，我刷了碗。老婆在卫生间洗衣服，洗衣机轰隆隆转着，水声哗哗的。我站在阳台上抽了根烟，看着楼下那条街。路灯亮着，黄澄澄的光照着几辆停得歪歪扭扭的车。对面那栋楼的六楼窗户里，有人在看电视，蓝光一闪一闪的。

这县城我住了三十八年。

出生在这儿，上学在这儿，工作在这儿。除了去市里培训过两次，我没离开过这个地方。每条街我都认识，每条巷子我都走过。谁家在哪个单元，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分，菜市场哪个摊位的菜便宜，我都知道。

但今天站在这里看下去，忽然觉得有点陌生。

烟烧到手指，我弹掉烟头，回了屋。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准时醒了。

生物钟这东西，五年养成的，改不了。以前这个点，我已经洗漱完，穿上制服，下楼热车。林静住在县委家属院，离我家十分钟车程。她七点二十出门，我七点十分到楼下等着。冬天提前二十分钟，因为要暖车，要把空调打开，要确保她上车的时候座椅是热的。

这些事没人教我，我自己琢磨的。

她从来没夸过我，也没批评过我。五年里，她对我说过最多的话是“去市里”“回院里”“等一下”。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老婆翻了个身，含糊地说了句“今天不是没事吗”，又睡过去了。

我没再睡。

起床，洗漱，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制服。习惯这东西，刻在骨头里了。

到县委大院的时候，七点刚过。

司机班的人已经到了大半，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抽烟聊天。老周看见我，招了招手。

“陈哥，来一根？”

我接过烟，他给我点上。

“新书记八点半到，办公室让咱们都在这儿候着。”他吐了口烟，“听说姓孙，省发改委下来的，四十出头，挺年轻的。”

“嗯。”我应了一声。

“你的事……”老周压低了声音，“我问了办公室王主任，他说等新书记到了再统一调整。”

“统一调整”这四个字，我太熟了。

体制内的话术，翻译过来就是：再说吧，不一定，等着。

院子里人越来越多，车也陆续开进来。八点一刻，办公室副主任老李跑出来，让大家把车排整齐，说孙书记马上到了。

我把烟掐灭，站到一边。

八点半，一辆黑色奥迪开进大院。

车停稳，副驾驶先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一看就是秘书。后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偏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拎着个公文包。

孙书记。

办公室主任老刘迎上去，握手，寒暄，一群人簇拥着他往楼里走。

经过我们这边的时候，老刘指了指：“孙书记，这是咱们司机班的同志们。”

孙书记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来，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移开了。

“大家辛苦了。”他说了一句，脚步没停。

一群人进了楼。

院子里安静下来。

司机们各自散了，有的回车上看手机，有的继续聊天。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奥迪。新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打开后备箱拿东西，动作利索，一看就是刚退伍的。

老周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

“走吧，去办公室坐会儿。”

司机班有一间小办公室，在办公楼一楼最里面，挨着锅炉房。屋里摆着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台饮水机，一个电视。墙上贴着值班表和车辆使用规定。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那棵槐树。

树叶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

“陈哥，你也别多想。”老周给我倒了杯水，“说不定给你安排个更好的活儿。”

“什么更好的活儿？”我笑了笑，“司机班最好的活儿就是给一把手开车。”

老周没接话。

他比我清楚，给一把手开车的司机，在县委大院里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工勤人员，但一把手的司机，办公室主任见了都要客气三分。出去办事，各部门的人都会给面子。逢年过节，下面乡镇送来的东西，总有一份是司机的。

这些不是规矩，是惯例。

是体制内不成文的规则。

我享受了五年这种规则带来的便利，现在规则变了。

门被推开，办公室副主任老李走进来。

“陈志强。”

我站起来。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老周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担忧。

我跟着老李穿过走廊，上了二楼。他的办公室在楼梯口第一间，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姓赵。

我心里咯噔一下。

组织部找人谈话，要么提拔，要么调整，要么出事。

“坐吧。”老李指了指椅子，自己坐到一边。

赵副部长翻开面前的文件夹，看了我一眼。

“陈志强同志，你在县委办工作多少年了？”

“十五年。”我说。

“一直开车？”

“是。”

“给林静同志开了五年？”

“五年零两个月。”

她点了点头，在纸上写了什么。

“组织上对你这些年的工作是认可的。”她顿了顿，“现在林静同志调走了，新来的孙书记带了司机，你的岗位需要重新安排。”

我等着。

“经过研究，组织部决定调你去安河乡。”

安河乡。

这三个字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全县最偏的乡镇，离县城七十公里，山路十八弯，开车要一个半小时。人口不到八千，穷得叮当响，年年考核倒数第一。

“去乡里……”我嗓子有点干，“开车？”

“不。”赵副部长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看着我，“你去安河乡党政办，任副主任。”

副主任。

我愣了。

老李在旁边插了一句：“小陈，这是提拔。”

提拔。

从工勤岗直接到副科级，跨了身份，跨了编制，跨了好几个台阶。

这种提拔，在体制内叫“破格”。

破格提拔，要么是有人使劲推你，要么是有人使劲踹你。

我不知道自己是哪种。

“文件已经拟好了，今天下午就下发。”赵副部长合上文件夹，“你明天去安河乡报到。”

她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

“好好干。”

我握着她的手，凉的。

出了办公室，我站在走廊里。

墙上的公示栏里贴着干部任免表，红头文件，黑色宋体字。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上面有我的名字吗？还没有。明天就会有。

安河乡党政办副主任。

副科级。

我该高兴吗？

从工人变成干部，从开车变成坐办公室，从一个月三千四变成四千六，从没有级别变成副科级。

换了谁，都该高兴。

但我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知道安河乡是什么地方。

那是全县最烂的摊子，谁去谁倒霉。去年乡党委书记被纪委带走了，乡长代理书记，班子乱成一锅粥。前年扶贫检查，安河乡全省倒数第三，县委书记在省里做了检讨。

把我放到那儿去，是提拔还是发配？

提拔，不会提到那种地方。

发配，又何必给我一个副主任？

我想不通。

下了楼，老周在门口等我。

“咋样？”

“安河乡，党政办副主任。”

老周的表情凝固了。

“安河乡？”他重复了一遍，“那个安河乡？”

“全县还有第二个安河乡吗？”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骂了一句脏话。

“这是谁的意思？”

“组织部赵副部长跟我谈的。”

“赵秀芝？”老周眉头皱起来，“她是林静一手提拔的人。”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脑子里。

赵秀芝是林静的人。

林静在任五年，提拔了三批干部，赵秀芝是第一批，从妇联副主席直接提到组织部副部长。县里都知道，她是林静的铁杆。

林静调走了，她的人还在。

她的人把我安排到安河乡。

这是林静的意思？

还是赵秀芝自己的意思？

还是别的什么人的意思？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五年零两个月，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八九点回家，节假日随叫随到，她母亲住院我去陪床，她孩子上学我去接送，她开会到深夜我在车里等到睡着。

五年，我连一次迟到都没有。

她走的时候，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现在，我被“提拔”到了安河乡。

“陈哥。”老周的声音把我拉回来，“你得想清楚，这事儿不简单。”

“我知道。”

“你去不去？”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不去，就是抗命，组织决定，红头文件，不去就是违纪。

去，就是跳坑，那个坑有多深，我不知道。

我走回司机班办公室，坐在那把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槐树。

树叶还在往下掉。

手机响了。

老婆打来的。

“听说你被调到安河乡了？”她的声音很急，“怎么回事？”

“组织部刚谈的话。”

“安河乡？那地方……”她顿了顿，“是不是林书记安排的？”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给她开了五年车，她就这么对你？”

我没说话。

“你是不是得罪她了？”老婆的声音越来越高，“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惹她不高兴了？”

“没有。”

“那为什么？”

“我说了，不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叹息。

“算了，回来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闭上眼睛。

得罪她？

五年里，我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过。她问什么我答什么，她让干什么我干什么。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安静开车，她打电话的时候我把音乐关掉，她累了的时候我把座椅调到她喜欢的角度。

我像一台机器一样精准、沉默、可靠。

机器是不会得罪人的。

但机器也不会被感谢。

机器用旧了，就换一台新的。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那条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细细的，像一根头发丝。我在这间屋子里坐了五年，从来没注意过它。

现在，我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中午，我没去食堂。

我到门口的小面馆要了一碗面，坐在角落里吃着。面馆里人不多，隔壁桌坐着两个县委办的年轻人，不认识我，正在聊天。

“听说了吗？新书记一来就调整了一批人。”

“正常，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最惨的是那个给林书记开车的司机，被发配到安河乡去了。”

“真的假的？”

“真的，文件下午就下。说是提拔，副科级，但那地方……谁去谁死。”

“他是不是得罪人了？”

“谁知道呢，可能是林书记临走前安排的，也可能是新书记的意思。反正不管谁的意思，这人算是完了。”

我吃完面，付了钱，走出面馆。

阳光很刺眼。

街上人来人往，卖菜的蹬着三轮车，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去，商铺的喇叭放着促销广告。

这个县城，一切照旧。

只有我的轨道，被扳到了另一条线上。

下午三点，红头文件下来了。

微信群里炸了锅。

司机班的人都在转那个文件，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陈志强，男，汉族，38岁，原县委办公室工勤人员，拟任安河乡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下面跟了一排评论。

“恭喜陈哥！”

“陈哥高升了！”

“请客请客！”

我盯着那些消息，一个字都没回。

老周私聊我：“文件下来了，你明天就得去报到。安河乡那边我已经帮你问了，乡长姓马，代理书记，四十多岁，本地人，不好相处。”

“谢了。”

“你小心点，那边情况复杂。”

“知道。”

我放下手机，开始收拾东西。

司机班办公室里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茶杯，一个充电器，一件备用的外套，抽屉里还有几包烟和一个打火机。我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拎着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遇到了老李。

“小陈，恭喜啊。”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安河乡是个锻炼人的地方。”

锻炼人。

这三个字在体制内的意思就是：受罪。

“谢谢李主任。”我说。

出了大楼，我回头看了一眼。

这栋楼，我进出了十五年。

每天早上进来，晚上出去，日复一日。我熟悉它的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每一部电梯的响声。我知道三楼走廊的灯总是闪，知道五楼厕所的水龙头漏水，知道地下车库第三个车位上面滴水。

但现在，我跟它没关系了。

我拉开车门，把塑料袋扔在副驾驶上。

这辆帕萨特，明天会有别人来开。座椅会被重新调整，方向盘会被另一双手握住，后视镜会被掰到另一个角度。车里的柠檬味会慢慢散掉，换成别的什么味道。

我发动车子，挂挡。

驶出县委大院的时候，我没回头。

回到家，老婆已经回来了。

她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什么。

“我查了安河乡的情况。”她的声音很平静，“离县城七十公里，山路，冬天结冰。乡政府没有宿舍，你要么每天来回，要么在那边租房子。”

“每天来回不现实。”我说。

“那就租房子。”她顿了顿，“一个月至少多花五百。”

我没说话。

“儿子明年上初中，学区房首付还差二十万。”她看着我，“你这一去，工资涨了一千二，但租房花五百，来回油费花三百，等于没涨。”

“副科级有绩效奖金。”

“安河乡那个穷地方，绩效能发出来？”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全县都知道，安河乡财政困难，去年的绩效到现在还没发完。

“我去做饭。”她站起来，走向厨房。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她老了。

四十岁不到，头发里已经有了白丝。在街道办干了十二年，每天处理鸡毛蒜皮的事，调解邻里纠纷，登记低保户，写各种汇报材料。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辅导孩子作业。

她从来没抱怨过。

但今天，她写在纸上的那些数字，每一笔都像在问我：这个家怎么办？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

“我会想办法的。”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切菜。

刀落在案板上，一下一下，很用力。

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

五年前，我第一次给林静开车。

那天她刚调来当县委书记，前任出了事，县里人心惶惶。她四十岁，短发，瘦削，眼神很冷。第一次上车，她只说了一句话：“去工业园区。”

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声音很低，我听不清内容。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她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她下车前说了一句：“辛苦了。”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这三个字。

后来五年里，她又说过几次，不多，但每次都是在我最累的时候。去省里开会，来回八个小时，她会在下车时说一句。防汛值班，连续三天吃住在车上，她会在最后一天说一句。

我以为那是一种认可。

现在看来，那可能只是一种习惯。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走到阳台上。

外面很安静，路灯还亮着，街上空无一人。我点了根烟，看着远处县委大院的方向。那栋楼的顶楼还亮着灯，不知道是谁在加班。

我掏出手机，翻到林静的电话号码。

那个号码，我存了五年，拨过无数次，但从来没主动打给她过。我的工作是接她的电话，不是给她打电话。

现在她不在了。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最后按了删除。

屏幕弹出确认框的时候，我犹豫了。

然后按下了“确定”。

号码消失了。

五年的通话记录也跟着消失了。

烟烧完了，我弹掉烟头，回了屋。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就醒了。

洗漱完，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制服。老婆还在睡，儿子也在睡。我轻轻关上门，下了楼。

车停在楼下，那辆帕萨特。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开它了。去安河乡报到之后，这辆车就不归我用了。

我发动车子，热了五分钟。

然后挂挡，驶出小区。

去安河乡的路，我开过很多次。以前陪林静下乡调研，全县十二个乡镇我都跑遍了。安河乡是最远的，也是最穷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弯，两边的山越来越高。

天刚蒙蒙亮，山里的雾很大。

我开了雾灯，车速压到四十。

路上几乎没有车。偶尔有一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过去，车厢里装着白菜或者化肥。

七十公里，我开了将近两个小时。

到安河乡政府的时候，七点半。

乡政府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瓷砖，年久失修，瓷砖掉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院子里停着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和一辆面包车，轮胎上都是泥。

我停好车，走进楼里。

一楼走廊很暗，灯没开，地上铺着那种老式的水磨石，坑坑洼洼的。墙上贴着各种通知和表格，有的已经泛黄卷边了。

党政办在一楼最里面。

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烫着卷发，正在吃包子。

“你好，我是陈志强，来报到的。”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里还嚼着包子。

“哦，新来的副主任？”她站起来，擦了擦手，“我叫刘桂芳，党政办的。”

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马乡长在吗？”

“在，二楼最东边那间。”她指了指楼上，“不过他现在可能在开会，你等会儿再上去？”

“好。”

我在党政办坐下来。

这间屋子比县委司机班的办公室还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文件、报纸和各种杂物。墙角放着一台老式电脑，显示器上落了一层灰。窗户对着后院，能看到一个猪圈和几畦菜地。

刘桂芳吃完包子，给我倒了杯水。

“你是从县里调下来的？”

“嗯。”

“以前干什么的？”

“开车。”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没再问。

过了一会儿，楼上传来脚步声。一个中年男人走下来，个子不高，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有点乱。

“陈志强？”他看着我。

“是，马乡长。”

他点了点头，打量了我几秒钟。

“跟我上来。”

我跟着他上了二楼。

他的办公室比楼下那间大不了多少，但收拾得还算整洁。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堆文件，墙上挂着一幅全县地图，安河乡的位置在最西北角，被一圈等高线圈着。

“坐。”他指了指椅子。

我坐下。

“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他点了根烟，“县里把你放到这儿来，说实话，我有点意外。”

我没说话。

“安河乡的情况你也知道，穷，偏，事多。”他吐了口烟，“前任书记出了事之后，班子一直没理顺。我现在是代理书记兼乡长，两头忙，顾不过来。”

“需要我做什么？”我问。

“党政办管的事很杂，文件收发、会务安排、后勤保障、接待信访，什么都得干。”他顿了顿，“你初来乍到，先把情况熟悉一下。重点是信访这一块，最近有点棘手。”

“什么情况？”

“山坪村，修路的事。老百姓闹了大半年了，说乡里答应的路没修，钱不知道去哪儿了。”他掐灭烟头，“这事归口上应该是分管交通的副乡长管，但他请病假三个月了，一直没人接手。”

山坪村我知道。

全县最偏的行政村，在安河乡还要往里走十几公里，不通班车，只有一条机耕道，下雨天根本走不了。

“你把这事接起来。”马乡长看着我，“你是县里下来的，见过世面，应该能处理好。”

我点了点头。

“宿舍的事，暂时没有。”他站起来，“你先克服一下，回头我想办法。”

“好。”

出了乡长办公室，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

安河乡政府后面就是山，山连着山，一层一层往远处推。山上的树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响。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想给老婆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到了。

打开屏幕，看到一条微信消息。

是老周发来的。

“陈哥，我打听到了。你的事，是林静走之前亲自安排的。”

我盯着这条消息，手指僵在屏幕上。

亲自安排的。

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反复滚动。

她走之前，亲自安排了这件事。把我从司机班调出来，破格提拔，放到全县最烂的乡镇。

这是回报？

还是报复？

我想不通。

五年里，我没有犯过错，没有得罪过她，没有在背后说过她一句坏话。我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需要的时候我在，她不需要的时候我消失。

我做得还不够好吗？

还是做得太好了，好到她觉得理所当然？

手机又响了。

老周又发了一条：“据说她在组织部留了话，说你能力强，应该放到基层锻炼。”

能力强。

基层锻炼。

这些词从文件里走出来，冷冰冰地砸在我脸上。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刘桂芳打电话的声音，好像在跟谁吵架，嗓门很大。

我睁开眼，把手机揣回兜里。

不管她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已经在安河乡了。

回不了头了。

我下了楼，回到党政办。

刘桂芳刚打完电话，脸涨得通红。

“怎么了？”我问。

“山坪村的人又来了。”她叹了口气，“在信访室坐着呢，非要见乡长。”

“马乡长呢？”

“去县里开会了，刚走。”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点试探。

“陈副主任，要不……你去接待一下？”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走廊尽头那间信访室。

门半开着，能看到里面坐着几个人，穿着深色的棉袄，脸上带着山里人特有的那种粗糙和倔强。

我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

走向信访室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五年前，林静第一次下乡调研，去的就是山坪村。

那天下了雨，路泥泞得不行，车开不进去，我们走了四公里山路。她穿着雨靴，踩在泥里，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村里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巴。

村民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反映问题。

她站在泥地里，听了一个多小时。

回去的路上，她在车里沉默了很久。

快到县城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小陈，你说这路，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说：“等资金到位吧。”

她没再说话。

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她用那种语气说话。

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交代工作。

是疑问。

是无力的疑问。

现在，五年过去了，那条路还没修好。

而她把我放在了这里。

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她故意的。

我推开信访室的门，走了进去。

几个村民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期待，也有敌意。

“我是新来的党政办副主任，陈志强。”我坐下来，“有什么事，跟我说。”

最前面那个老汉，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盯着我看了好几秒。

“你能管？”

“我能听。”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

声音沙哑，像山里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