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失业两年后发现：到处都是赚钱的路子，你却只知道打工

当我停止投简历

陈默在便利店门口站了四分钟。自动门开了关，关了开，冷气裹着关东煮的味道扑出来又缩回去，像试探似的。他最后还是转身走了，裤兜里的硬币撞着硬币，丁零当啷。

他住的地方在浦东一片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房租一个月三千二，占了失业金的全部。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和开锁的小广告，有一张写了半年多了，边角卷起来，被风一吹就哗哗响。他每天上下楼都会经过那张纸，从来没打过上面的电话。他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地步。

那是失业的第七百零三天。

两年前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年薪税前四十五万，每天早上七号线转二号线，在南京西路站挤成照片出闸。他记得最后一个项目是做一款宠物社交APP，开会时老板说“下沉市场大有可为”，他连夜写了一份七十二页的PPT论证可行性。提案会上讲到第三十七页，HR进来叫停了会议——整个部门裁撤，赔偿N+1，下午五点前收拾东西离开。

他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时，手机弹出推送：当天上海二手房均价每平六万二。他笑了一下，纸箱歪了，咖啡杯滚出来摔在地上，深褐色的液体洇进地砖缝里，像一块洗不掉的疤。

第一年他还挺体面。每天西装革履去咖啡馆“办公”，投简历，做笔试，接面试电话。猎头一开始很热情，“陈先生您这个背景很好找的”，后来变成“市场行情您也知道”，再后来就没消息了。他把简历改了十九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更卑微一些——从“主导千万级项目”改成“参与”，从“团队管理”改成“协助”，最后把期望薪资从五万降到两万五。

还是没人要。

第二年他开始躲。白天不出门，窗帘拉得死死的，手机调到静音。前同事约饭一概推掉，同学群里有人@他假装没看见。母亲每周打一次电话过来，问“最近忙不忙”，他说“忙，刚开完会”。挂了电话他把脸埋进枕头里，窒息到眼前发白才翻过来喘气。

冰箱空了三天他都没察觉。那天晚上胃疼得睡不着，翻遍厨房只找到半包过期的挂面。煮面的时候他看着锅里翻滚的白水，忽然觉得这锅水像自己——烧开了两年，热气全散了，只剩一锅寡淡的白水，连根面条都挂不住。

第二天早上，他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家便利店。这回他进去了，买了一瓶矿泉水，站在货架前面慢慢喝。收银台旁边贴着张手写的告示：招聘兼职夜班，晚十点到早六点，时薪二十五。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两年前他审批下属的加班费，时薪是按三倍工资算的。二十五块，他上个月才拒绝了一个外包岗，日薪八百，嫌低。

“要人的话我可以试试。”他对收银员说。

收银员是个染了粉头发的姑娘，嘴里嚼着泡泡糖，打量了他一下：“你多大？”

“三十二。”

“哦，年纪大了点，不过夜班反正没人来，你今晚能上吗？”

他当晚就上了。凌晨两点，便利店像一座孤岛漂浮在城市的黑暗里，偶尔有代驾小哥进来买红牛，有醉酒的白领抱着马桶吐在门口，有外卖骑手靠着冰柜睡十分钟然后接着跑单。陈默穿着印了便利店logo的马甲，给关东煮添汤，擦货架，整理过期便当。

第三天的凌晨四点半，一个老太太踉跄着走进来，脸色惨白，扶着腰，嘴唇发青。陈默过去扶她，老太太攥着他的胳膊说：“小伙子，我低血糖，有糖吗？”

他给她拿了颗棒棒糖。老太太剥开糖纸手一直抖，糖掉在地上，她又捡起来吹了吹塞进嘴里。坐了一会儿缓过来，老太太从随身的布兜里掏出一把艾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摆在地上。

“卖这个？”陈默问。

老太太点点头：“端午了，老小区门口好卖。一块钱一捆，一天能卖百来块钱。”

陈默看着她把艾草捆得整整齐齐，每一捆都用红绳系三道，系得一模一样。他想起自己写简历时也这样，字体间距行距调了又调，像系红绳一样虔诚。

“阿姨，”他说，“您这艾草从哪进的？”

老太太抬头看他，眼角都是皱纹，笑起来像核桃：“我自己地头种的。崇明岛，每个礼拜回去收一趟。”

那天早上六点下班，陈默没回去睡觉。他算了笔账：一捆艾草成本三毛，卖一块，利润率百分之两百三。端午前后一周，上海上千个老小区，只要铺开二十个点位，一天流水就能过万。他蹲在便利店门口的路牙子上，用手机备忘录打字，打了三个小时，做了一份方案——不是给老板看的PPT，是给自己看的。

他给老太太打了个电话，说想合作，帮她扩大卖。老太太在电话那头笑：“小伙子，我就种了两分地，扩大啥呀。”

“我帮您找地。”

第二天他坐了两个小时船去崇明。岛上风大，吹得他头发乱七八糟。老太太姓王，一个人住三间平房，后院确实只有两分地的艾草，绿油油的，风吹过来像一片小小的海。王阿姨给他下面条，卧了个荷包蛋，汤里放了虾皮，鲜得他眼眶发热。

“年轻人，”王阿姨坐在门槛上剥豆子，“你怎么想到来做这个？”

陈默蹲在旁边帮她剥，手指笨拙，豆子滚了一地。“阿姨，我以前在写字楼里上班，坐办公室那种。后来……干不下去了。”

王阿姨没追问。她把剥好的豆子倒进碗里，拍了拍手上的泥：“地里的活儿不丢人。我老头子走了十年了，我一个人种这点东西，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但心里踏实。你看这艾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不挑土，给点水就活。”

陈默蹲在那片艾草地里，伸手摸了摸草叶，粗糙的，带着一股清苦的香气。他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份七十二页的PPT，最后一页他写了四个字：敬畏土地。当时写着玩的，觉得是互联网黑话，现在蹲在真土地边上，这四个字忽然重了，沉甸甸地压在他手心里。

接下来的日子他像换了个人。白天跑崇明，帮王阿姨把地扩到一亩；晚上在便利店上夜班，顺便研究周边老小区的分布。他在闲鱼上发了帖子，招兼职卖艾草的大学生，时薪加提成。第一周只招到两个人，端午前三天涨到十五个。他把点位画了张地图，红色标记是菜市场门口，蓝色是医院后门，绿色是幼儿园接娃的必经路。

王阿姨看着他把一捆捆艾草装进编织袋里码上货拉拉，嘴张了半天：“小伙子，这得卖多少钱啊？”

“阿姨，今天先卖一千捆试试。”

那天他骑着一辆共享单车，从浦东到浦西，挨个点位转。每个点位站半小时，教兼职的大学生怎么吆喝，怎么帮老太太挑艾草，怎么递红绳说吉祥话。太阳晒得他后颈发红，汗沿着脊梁沟往下淌，衬衫湿透了贴在后背上。他骑到第三个点位时停下来买了一瓶矿泉水——就是那家便利店同款，一块五。拧开盖子灌下去半瓶，水顺着下巴流进领口，凉的。

他忽然笑出声来。蹲在路边，拿着瓶矿泉水，笑得肩膀发抖。路过的阿姨看了他一眼，以为他中暑了。

他只是忽然觉得，这瓶水喝出了久违的痛快。两年来他像一锅温吞吞的白水，终于在某个夏日的太阳底下，被煮沸了。

端午那天，一千捆艾草全卖光了。最后一捆是在浦东一个老弄堂口卖掉的，一个爷叔买回去挂门框，多给了五毛钱说不用找。陈默坐在弄堂口的台阶上数钱，一叠皱巴巴的零票子，五块十块二十块，总共一万零三百。他分给兼职的学生，分给王阿姨，最后自己兜里剩了两千一。

加上便利店夜班的工资，这个月他挣了六千四。比他从前年薪的零头还少。可他把钱叠好放进钱包里的时候，手是稳的。

那天深夜他又上夜班。凌晨三点，便利店进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领带松着，眼睛红红的，买了一桶泡面坐在窗边吃。陈默给他倒了杯热水，年轻人抬头看他：“谢谢哥。”

“加班？”陈默问。

“嗯，通宵赶方案。做宠物社交APP的，老板明天要见投资人。”年轻人咬断面条，含糊不清地说，“这行太卷了，哥你以前做什么的？”

陈默擦着货架，顿了一下。他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穿了两年皱巴巴的卫衣，下巴有胡茬，头发长了没剪，但眼睛里有了点东西。他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不再是那锅温吞吞的白水了。

“我啊，”他笑了笑，“我以前也做这个。现在……”他指指货架上那排矿泉水，“现在卖水。”

年轻人没听懂，继续埋头吃面。陈默也没解释。他走到门口，外面天蒙蒙亮了，东方露出一线鱼肚白。他把便利店的灯关掉，站在晨风里伸了个懒腰。手机响了，王阿姨发来语音：“小陈，下个月艾草又长一茬，你来不来？”

他回了一个字：“来。”

然后他打开备忘录，把昨晚新想的计划打上去：非节日做什么？卖粽叶？卖桂花？他忽然发现满大街都是没被看见的生意——弄堂口修鞋的大爷一个月能挣八千，菜市场代剥毛豆的大姐一小时收费二十，跑腿代排队的人凌晨四点就守在网红店门口。这些路子从来都在，只是他过去坐在四十五万的年薪里，戴着降噪耳机，一个也听不见。

回家的路上，他经过那家贴了半年疏通下水道广告的楼道。他停下来，把那张卷了边的广告纸撕掉了。他想，以后再堵了，自己通。

六楼的门打开，阳光从窗户涌进来，照在落了灰的桌面上。他打开电脑，删掉了第十九版简历。然后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写：陈默，一九九三年生，卖过艾草，守过夜店，觉得上海到处都是钱，只要你肯弯腰捡。

窗外，七号线的地铁轰隆隆驶过。他从前是那车里挤成照片的其中一个，现在他在窗外站着，看见车厢里密密麻麻的人头，看见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一个“赶”字。

他不再赶了。他等着下一茬艾草长起来，然后弯下腰去割。割下来扎成捆，系上红绳，卖给那些需要一把艾草压住门框的人。生活里那些被忽略的小口子，他用一捆一块钱的艾草，慢慢地堵上了。

那天下午他睡了一个踏实的觉。两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梦见PPT，没有梦见HR的脸，也没有梦见白水煮挂面。他只梦见一片绿油油的艾草地，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在喊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