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憋屈的大清明君：勤政25年零昏招，为何成了王朝衰败的背锅侠？

嘉庆作为清朝中期的一个守诚之主，不能说是百分百的努力，也算是拿出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干好皇帝的这份工作。

他几乎每天都在勤奋批奏折，对于局势和政策的选择也是慎之又慎。要是政策上出现了什么大错，嘉庆也从来不显摆皇帝架子，直接坦然地对外承认。

哪怕天理教的弓箭射到了紫禁城的匾额上，他也能为底层人着想，宽恕了那些被裹挟参与暴动的百姓。

面对这样的一个已经是仁慈到有些“憋屈”的明君身上，为什么总有人指责他是清王朝晚期衰败的罪魁祸首呢？

乾隆到底留下的烂摊子太大

其实究其根本，还是由于清代在嘉庆一朝下跌幅度太大，几乎是到了一路狂飙的那种境地。

不仅没有了向上发展的空间和红利，连官僚和基层治理都是烂成一片。

这期间光是在嘉庆一朝，就闹出来一大堆数不清的农民起义。甚至连皇帝本人都差点因一场意外，被街边造反的农民砍死。

可这些也不能完全怪嘉庆本人，问题还是出在他那个晚年昏庸的老爹乾隆身上。

很多人可能对乾隆晚期清廷内部的腐败情况存在误解，认为就算官僚系统再怎么烂，凭借清朝深厚的家底，再撑上个几十年也不成问题。

但实际上，当时的清廷已经进入了一种内外全都烂透了的境地。不光财政连年亏损，地方上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更是如同辐射一样，从川陕逐步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举个简单的例子，清廷当时的正常收入是四千万两白银左右，这里面包括全国各省的田赋，盐、茶等商税只能排在其次。

尽管以前一直传闻说乾隆年间清廷的税收是八千万两白银，但哪怕是政治和经济良好的乾隆初期税收撑死也就五千万两左右，远远到不了八千万两。

然而，等到白莲教起义爆发后，清廷的支出一下子飙升，由于各地练兵所需的物资和军备过大，清廷的原本每年四千万两的税收一下子就被放血抽干。

甚至在嘉庆刚登基之时，清廷的财政还因为镇压农民起义亏损了一千余万两。

既然经济上捉襟见肘，政治上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乾隆晚期的官僚政治有多黑暗，想必大家都能从一些野史传记了解一二。但野史上讲的内容跟现实比起来还是差距太大。

乾隆晚年安于享乐，再加上镇压各地起义和边境军事支出不断增加。清廷就拿出了“议罪银”政策，以买卖官职或是免除刑罚的方式让民间自发地掏钱买功名。

更逆天的是这项政策针对的还是那些有钱、有资产的地方大员和巨财商贾。

一般品级低的穷官还根本就掏不起。而且议罪银的归属是在内务府，也就是直接流向皇帝的私人口袋。此举直接造成了清朝的一个“奇象”。

官场上有人不停地贪，可等到东窗事发后，直接掏一笔钱打到内务府就为自己脱了罪。

到时候在家闲居几年，就再次出来做官。这等于是给贪官开了个后门，让他们把贪到的钱和乾隆三流分账。

更离谱的是，议罪银是在乾隆四十五年确立，一直到嘉庆四年乾隆本人去世，这项制度愣是运行了足足二十年。

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腐败的官僚体系第一次有了长期的法理依靠，可以通过议罪银将手里的贪来的钱洗白，然后再拿着洗白的钱继续去买更大的官。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乾隆晚年会放任贪腐，因为他自己也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

每年都会有数不尽的“灰色收入”进入他的内帑，供这个老人在奢靡和排场中不断地纸醉金迷下去。

所以你把这些全拼在一起，就能清楚嘉庆接手的清廷到底是个什么局面，财政不断亏损，开局就亏损一千多万；议罪银制度运转二十年，贪污已经成为良性的闭环体系；地方上因为土地兼并，白莲教起义席卷全国。

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你不要说嘉庆换成别人，都有可能被局势折腾到崩溃。

嘉庆掌权后的应对，二十年勤奋换来只是空文

我们再来看嘉庆掌权后是如何应对的，他首先杀了乾隆生前的心腹宠臣和珅，然后对外宣称“只诛和珅一人”，以此来平息官僚们的恐慌情绪。

至于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平叛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活还需要这些人去做，总不能一竿子都打死。

另一方面嘉庆对议罪银制度也是直接撤销，杜绝了官员给自身贪污资产洗白的可能。这样既表明了态度，也限制住打击面，避免官僚内恐惧的情绪蔓延。

但光表明态度喊口号可不行，还要看实际行动。为此嘉庆在白莲教起义后期，严惩了因为军前贪腐、虚报军饷而导致平叛进度滞后的一批将领和地方官员。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湖北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

他在清军镇压起义期间，专门负责掌管军队钱粮。然而，胡齐仑在握有财政大权后不仅贪污克扣，还主动把钱分给那些平叛的清军军官。

此举在当时着实恶劣，嘉庆直接将其连同那些收过钱的中层将官一起处死，警示其他官员和将领。

这一刀下去，效果立竿见影。前线军费虚报的问题被大幅遏制，平叛的效率也明显回升。截止嘉庆九年，白莲教起义终于被彻底平定，持续九年的顽疾总算是压了下去。

平叛之后，嘉庆终于喘口气搞起了建设。

一方面他开始砍宫中的用度，严禁搞父亲的那套好大喜功的叙事的排场。另一方面，他将重心放在用人和审查贪污案件上。

在嘉庆眼中，肃清官僚机构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典型，但现在的大清上下贪污成风，下狠药的话风险太大。所以只能在小事上严办，对于那些牵扯到整个利益链条的大案，反而不敢深挖。

为此，我们能看到在嘉庆一朝的实录中，嘉庆本人几乎每天都在无比勤奋地处理政务，对于那些各省报上来的小案和琐碎政务，他都是逐条批阅分析，从不敷衍了事，每天都是在超负荷工作。

而在此过程中嘉庆的确办理了许多基层官僚贪污的案子，比如张光裕案、旗人和顺杀人案，以及王叔勋行贿买官案。

但这些案件中除了个别小案严办到底外，对于那些牵扯到京师背后官僚的，嘉庆则是点到为止，只做象征性的惩处不给予深究。

这样做的好处是，嘉庆一朝的官员在吃相比乾隆晚期要收敛了不少，至少表面上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了。

但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典型不断抓，就是抓不完，贪官年年杀，年年有贪官。

这也是嘉庆身上最让人无语的地方，他反贪的目标永远都只是人而不是制度，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无力，最后二十年的勤奋换来的只是一纸空文。

结语

对于嘉庆来讲，他背上清朝覆灭的锅着实不应该。

他的惩贪举措虽然有问题，但如果放在一般的王朝里，他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操作了。可奈何他接下的是乾隆留下的那套已经烂到根子里的清朝。

嘉庆二十五年，前往避暑山庄休息的嘉庆帝，终于因为过度劳累，突发暴病死在了批复奏折的御案上，结束了自己努力又憋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