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想不通：国家砸巨款搞那么多基建，为啥普通人还消费不起

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疑问：“国家砸了那么多钱搞基建，路修得更宽了，桥建得更密了，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钱包怎么还是不见鼓？为啥大家还是不敢敞开消费？”

这种无奈，反映了当下老百姓最真切的感受。钱似乎都花在了看得见的钢筋水泥上，却没有转化为老百姓兜里实实在在的购买力。

于是，很多人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凯恩斯主义”，认为这种靠政府举债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失灵了。其实，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认为大家根本没读懂凯恩斯。

回看这起事件，有位学者花了十年时间翻译凯恩斯文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这位学者的许多发现，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困境，或许大有裨益。

读着读着发现，自己读到的凯恩斯，和大家嘴里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版本，差别都特别大，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有些奥地利学派把凯恩斯描绘成魔鬼，还有一批人把凯恩斯打扮成政府干预的鼻祖，说他完全走向极权、支持计划经济，这和凯恩斯的精神内核完全背道而驰。凯恩斯认为经济学是道德科学，不能离开伦理价值，不能离开人类的内省过程。

这与今天很多人批评国家砸巨款搞基建却无视普通人消费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哈耶克写过《通往奴役之路》，第一时间就寄给了凯恩斯。

1944年凯恩斯正为战后事务奔忙，给哈耶克回信说你说的内容我都同意，不同意的地方是这条干预和自由的线要画在哪。哈耶克论证计划经济不会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凯恩斯认为这个论证方向不对。

真正的核心是，即便能做到那样，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效率牺牲人类的自由。凯恩斯思考经济、市场、政府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这种对“自由和尊严”的关注，正是那些困惑普通人为何消费不起的人们所呼唤的。把凯恩斯的核心主张做了个口号式的总结：凯恩斯的经济学就是维护企业家投资信心的经济学，凯恩斯革命就是一场基于企业家精神的革命。

凯恩斯认为人的决策主要是归纳式的思考，面对未来的时候，是通过归纳形成对未来的概率性判断。基于这个逻辑，凯恩斯提出了很多人都听说过的有效需求原理，但大多数人对这个原理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传统经济学把市场运作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劳动者身上，认为劳动者太懒，不愿意降低工资。但凯恩斯看到大萧条的情况，劳动者是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并不像传统经济学说的那样不愿意降价，那为什么还是没有工作？

这才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在凯恩斯眼中，现代经济就是信心经济。信心，正是今天我们在谈论普通人消费不起时，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有效需求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老百姓实际购买的量，是不确定性全部落地之后的实际需求。现代经济和亚当斯密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生产者和家庭的角色分开了，家庭是储蓄方也是消费方，储蓄多了消费就少，反之亦然。

家庭愿意把钱拿出来储蓄，是基于自己对未来的判断，企业家愿意投资，是基于自己对未来的判断，这两个群体不是同一拨人，如果判断达不成一致，经济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有了有效需求原理之后，该怎么思考经济干预的问题？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提倡要刺激国内需求，提振需求。很多人认为我们要提振需求，是因为老百姓手里有钱，不敢花或者不愿意花，却没人想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花。

有效需求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是你买得起就叫有效需求。这解释了为什么光搞大基建，却无法轻易刺激出普通人的有效需求。

为什么凯恩斯理论叫需求管理理论？它其实就是微调需求，让企业家保持对未来良好的投资预期。

既然有钱不代表就有需求，那构成需求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你对未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才会愿意消费。那收入的良好预期从哪来？

来自企业家的投资。企业家如果不投资，就不会雇佣员工，也不会购买其他企业家的产品。

所以从根本上说，投资带来的就是我们每一个被雇佣者的收入。看起来现在的财富大厦非常宏伟，其实从根本上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基础非常不稳定、很脆弱，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本质。

然而，现实中，那些砸在基建上的巨额投资，似乎并没有转化为大家预期的收入增长。之前有人提到储蓄率居高不下，还在持续增加，大家从根本上想一想，这反映了什么？

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但现实是，进入2026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和各项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居民储蓄意愿虽仍较强，但增速已呈现趋缓态势，不再像过去几年那样呈现出单边持续暴增的特征。

首先得明确什么叫企业家，我们现在说到企业家，往往把他跟资本家等同起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神话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一群更勇敢的、愿意向未来投资、扛过不确定性过程的人。

你有个想法，觉得要生产一种水，明年或者两年之后肯定大卖，你没钱，但你愿意承担风险，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房子抵押去干，你就是企业家。供应链上的从业者，处理的都是很确定的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按照既有的办法盖楼，那就只是工程项目，不算企业家。

这些“工程项目”，正是当下基建狂潮中的主角，它们或许能带来短期的繁荣，却难掩长远的隐忧。当时的情况是大萧条之后，西方世界哀鸿遍野，英国失业率达到了25%。

当时的环境下，钱很值钱，大家都惜贷，不愿意冒险，企业根本不愿意投资，整个社会的投资率非常低，大量之前的信贷都断裂了。之前靠信贷投资的项目，现在有效需求越来越低，大家都持有货币，消费也在下降，过去的大量信贷就都还不上了。

其实我们今天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但很多人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当年的预期需求跟今天的有效需求对不上了，债务就越来越大。

但现实是，2026年，中国正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强力政策，积极推动供需重平衡，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统筹措施也在全面推进，债务问题正在被系统性地化解。

凯恩斯当时就提出来，应该搞一些大的公共工程，让消费者有收入，把消费信心提起来，把信贷接续上，让投资者也有信心，慢慢恢复。但他并不认为这套机制能完美运行，有时候会卡壳，卡壳的时候就需要动手推一把，让它重新转起来。

这种“推一把”的智慧，对于解开为何基建砸了钱却不见普通人消费的谜团，至关重要。那国家干预的具体方式就是大搞基建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这个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选择，凯恩斯那个时代基建还有很大空间。当时大量人失业，雇佣成本很低，正好可以做公共工程。

之前有人提到菲尔普斯最近刚出的《大繁荣》里就提到，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宗旨，应该是保障整个社会的活力。但其实，该书早在2013年就已出版，并非“最近刚出”。

保障社会活力的首要一项，就是保障那些勇于穿越不确定性、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人的活力，这不只局限于企业家，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大家都觉得凯恩斯主张干预，其实他对金融部门充满疑虑。

他讲过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金融部门把金融收益率搞得太高，企业家就不愿意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生产过程。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核心：财富到底应该如何分配？

如果投资只肥了少数人，普通人自然消费不起。最大的政府干预是行政干预，财政政策算是相对间接的。

在西方，财政政策还要经过议会讨论、预算部门出预案，是个法治过程，就更间接了。货币政策要通过货币改变人的行为和信念，那就更间接了。

还有更高层面的，比如法治层面，哲学家、伦理学家讨论的更高层面的规则，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改变人类行为，都是干预。我们以为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其实是人民群众的情绪周期。

情绪最终会以数字化的方式反映到收入、具体的经济指标里，但情绪本身恰恰是最不能被量化的。各位学者不要以为自己说错一句话，全世界就不运行了，完全是胡扯。

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保守点说可能和他们制造的问题一样多，甚至没有超过他们制造的问题。当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都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只有真正理解了凯恩斯的精髓，我们才能跳出“只砸基建不顾消费”的怪圈。接下来的内容将从更深层的角度展开这个话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罗斯福的新政，还是凯恩斯的理论，其核心奥义都不在于单纯的“砸钱”或“借债搞基建”，而在于如何通过政府的投资，将财富合理、有效地分配到广大普通劳动者手中。

正如那条“硬规矩”所揭示的，如果基建的红利被层层转包截留，底层百姓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那么再宏大的工程也无法点燃消费的引擎。

面对当下的消费疲软，我们应当摒弃对凯恩斯主义的曲解，不再迷信于冰冷的投资数据，而是将目光切实转向“人”——保障就业、提高收入、完善分配机制。

只有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国家的投资中分得应有的一杯羹，不再为生计和未来忧心忡忡时，社会的有效需求才会真正复苏，消费的活水才会源源不断地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