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疑是一个红军教员为长征留下的独特印记

胡建东/文

买到一本喜爱的新书，不少人习惯在扉页上落款、钤盖私章，以此标识归属，这份藏书记事的习惯，各人缘由不尽相同。

笔者也有类似做法：新书到手，第一件事便是在扉页写下姓名、加盖私章；若全书页数超过二十四页，还会在第二十四页左下角再盖一印 —— 笔者的姓氏恰好二十四画，以此专属标记，防止藏书转借后遗失，这个习惯自中学起便延续至今。

多数藏书人只会扉页留印，像笔者这般额外定点钤印的实属少见。可倘若有人在同一本书十余处反复加盖同一方私章，想来多数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若非孩童嬉闹、刻意恶作剧，实在找不到合理缘由。

凡事总有特例。今天要讲的，正是一位红军教员在一本书上留下的独特印记。欢迎你一同参与笔者的分析与推断。

2023年8月12日，笔者在于都县境内收藏到一本由红军总政治部编印出版的《中国地理常识》。2025年5月8日，笔者曾以《万水千山——你没读过的首部红军版〈中国地理常识〉》为题，发布在个人公众号《沧桑证道》及多家文史平台。

结合课本落款、苏区史料综合研判，书主廖康松极大概率为红军公略步兵学校教员。这所红军干部学校校址设于于都昌村小学（今城关小学旧址），主要培训红军排、连基层指挥员，由此推测廖康松为于都本地籍红军教员。

据此进一步推断：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廖康松随身携带这本地理课本与授课讲稿，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万里征途。

图1：廖康松持有的红军版《中国地理常识》，扉页上留有其签名。

图2：廖康松授课手写讲稿

此前撰文时，曾提到一句：“内页中分别留有其8个‘廖康松印’私章。”由此，也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团与悬念。

后来，笔者又发现两处用印，合计10处钤印。

一本书上为何会加盖这么多同一款私章？是家中小孩拿着印章随意玩耍所致吗？不像，因为10处用印呈现出一定规律。是家中其他成人随手加盖的吗？也不像，因为用印有重点，并不盲目。

下面将加盖印章的页面按书页顺序列出：

图3：第1枚，加盖在《第四课 山脉》课文的右下角空白处。

图4：第2枚，加盖在《第四课 山脉》课文后的插页《中国山河大势图》背面；对应正面地图上的位置，大致在太行山一带。

图5：第3枚，加盖在《第八课 江西》课文页尾的左下角空白处。

图6：第4、第5枚，分别加盖在《第九课 湖南》《第十课 湖北》课文的右下角空白处。

图7：第6、第7枚，分别加盖在《第十五课 河南》《第十六课 河北》课文的右下角空白处。

图8：第8、第9枚，分别加盖在《第十九课 陕西》课文的文头和文尾，位置为右下角和左下角空白处。

图9：第10枚，加盖在插页《甘肃省青海省宁夏省》三省地图背面的下方偏左处；对应正面地图上的位置，大致在云、贵、川（含西康）一带。

为方便阅读，笔者再将这10处用印归纳如下：8处加盖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和山脉这7篇课文中。其中，“江西”课文用印在文尾，“陕西”课文则首尾各一枚；其余多加盖在课文文头或右下角空白处。另有2处加盖在插图背面：一处在《中国山河大势图》背面中间偏右，对应正面地图大致为太行山一带；另一处在《甘肃省青海省宁夏省》三省地图背面下方偏左，对应正面地图大致为云、贵、川（含西康）一带。

该书除缺封面、封底外，其余部分均较完整。全书课文42篇，含注释共89页，另附插图27幅。除这10处用印和廖康松的亲笔签名外，其他页面都很干净。

看过这10处用印，相信读者会与笔者有相近感受：这既不像小孩随手玩耍，也不像其他成人偶然加盖。换言之，它更像是持书者有意留下的一组特殊印记。

难道这是廖康松为自己走过的长征路线留下的印记？

对，笔者也是这样猜想的。

我们不妨借用一张各路主力红军长征示意图来对照复习：

图10：各主力红军长征示意图（来自网络）

从图10可见，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含江西、福建）出发后，按当年行政区划，先后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含原西康省部分地区）、甘肃、陕西等地。

再从廖康松书中挑选与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有关的5处用印，作一番比对：

廖康松跟随部队从江西出发，因此在《第八课 江西》课文页尾左下角加盖印章；随后部队进入湖南，他在《第九课 湖南》课文首页处加盖印章；再后经过云、贵、川和甘肃等地，他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地图下端、对应云贵川一带的背面加盖印章（盖在背面，不会影响地图阅读）；最后抵达陕北并落脚陕西，他在《第十九课 陕西》课文首尾各加盖一枚印章。

如果这个猜想能够成立，上述3篇省份课文和1张地图上的5枚印章，或可代表他走过了8至10个省区的“万里长征”。

你也许会问：在甘青宁三省地图背面的下端盖上一印，就能说明廖康松走过两广、云贵川和甘肃等数省区吗？这样会不会太牵强？既然江西、湖南两篇课文中都可以加盖印章，为什么不在这些省区对应的课文中逐一加盖呢？

的确，这一点容易让后人犯迷糊。但再细看10处用印：8处在课文中，其中多处落在文头；唯独《第八课 江西》落在文尾，唯独《第十九课 陕西》文头、文尾各有一印。这样的差异，难道不奇怪、不有趣，是否也可能另有深意？

还要看到，无论史料记载、影像图画，还是后来讲述者的叙述，谈长征路线时，多是叙述主力红军部队的总体足迹，并不等于每一名红军官兵都完整走过同样路线。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小团体乃至个人身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8.6万余人从中央苏区出发，最终到达陕北的不足8千人；绝大多数人或牺牲于战斗，或病倒途中，或冻死在雪山，或陷落、饿死于草地。

仗打着打着，队伍可能就被打散；路走着走着，个人也可能就掉队了。有人走散或受伤后，再也找不到部队，只得寄居当地老表家，甚至成为当地人家的上门女婿；有人历尽千难万险，沿途乞讨返回赣南老家，只走完了“半长征”；有人沦为国民党俘虏；也有少数来自不同部队的失散官兵，自发拼成小股队伍，甚至单个红军官兵，仍矢志不渝，历尽艰险，最终找到陕北。比如红九军团后卫连因乌江浮桥被炸，与主力隔绝53天，仅剩89名战士携带军费，在连长带领下成功归建。又如红军总部侦察部长欧阳毅在战斗中失散后，孤身跋涉23个月，几经生死考验，最终抵达陕北找到中央机关，其经历被毛泽东称为“就缺你这样的坚决分子”。

这样的现象当年并不少见。只是今天的我们很难真正想象，只能从影像作品和那一代人的回忆录中略作体会。它虽不是长征的主体叙事，却是理解长征精神的重要注脚。

廖康松在长征过程中，会不会也有过类似经历？例如，在执行某项任务或某次战斗中失散，因而少走了某些省份或某些区域，所以没有在相应课文中加盖印章？若真如此，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也许就成了他寻找部队的一盏“指路灯”。

笔者大胆推断：江西是廖康松跟随红军离开的地方，所以他在“江西”课文文尾钤印；陕西、陕北是他随红军胜利抵达并长期停留的地方，所以他在“陕西”课文文头、文尾各钤一印。若以此解释，其用意便较为清晰。廖康松应当是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很严谨的人，对许多细节保持敏感；何况他还是一名红军教员，这也正是那一代人在特定年代里形成的精神特质。

你可能还会追问：剩下5处用印，分别落在不同课文或插图上，又该如何解释？

如果前面5枚印章的解释尚能成立，那么剩下5枚或许更容易作出判断。除了参与史诗般的集体长征，廖康松还有属于个人意义上的继续“长征”。

假定廖康松随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出发，经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后，成为最终到达陕北的7000余名幸运者之一；那么，他很可能又继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且幸运地生存下来，带着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回到故乡。如此一来，河南、河北和湖北三省若是他后来战斗、工作或辗转经过之地，在相关课文文头盖上印章，便也顺理成章。

此外，他又特意在《第四课 山脉》课文下方，以及该课文后的插页《中国山河大势图》背面太行山脉附近钤上自己的“大印”，是否也能说明这一点？太行山脉正处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一带。

当然，上述结论仍只是笔者的分析与大胆推断，还有许多谜团未能解开。因此，副标题中加上“疑是”二字，或许更为贴切。

要彻底解开谜团，仍须进一步核实廖康松的真实身份：他是哪里人？“廖康松”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当年究竟是参加了长征，还是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是“半长征”，还是“全长征”？是烈士，还是幸存者？最终结局如何？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先后到赣州市图书馆地方志阅览室、于都县图书馆和烈士纪念馆查找，但均未查到廖康松其人其事。

巧的是，笔者一位曾经搭班子的老同事廖小勇是宁都人。笔者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说“康”是字辈，他自己就是康字辈。其祖上从浙江来宁都为官，子孙后来在今宁都县黄陂镇下坝村繁衍生息。这里是廖氏三系之一，且只有这一系有“康”字辈；到“康”字辈，已是第37代。笔者听后喜出望外：不仅找到了廖氏正宗，而且黄陂镇还曾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中革军委的核心指挥地，是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

图11：黄陂革命烈士英名录

去年底，笔者和廖小勇专程来到下坝村廖氏宗祠，拜见事先约好的廖氏宗亲负责人廖海平。宗祠墙壁两侧挂满了吊线谱，上厅右侧箱柜里摆放着新修族谱，非常便于查阅。

该族谱的字辈排序为：发、详、金、玉、寿，富、康、迎、纲、常。很快，笔者从中找到三个“廖康松”。心情也像坐过山车一般：每找到一个都激动、欣喜，然而逐一比对后，结果都是失望——他们都不是那位红军教员廖康松。

为何会这样，笔者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廖小勇还向笔者讲述了他自己家族的往事：他的爷爷和爷爷的堂弟廖运子，当年一起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结果，他的爷爷牺牲了；家里人也一直以为廖运子也死于广昌战役。实际上，廖运子随大部队踏上长征之路，1935年5月在会理战役中被炮弹击伤，后被国民党地方民团抓住，拉到河边枪决。三个红军战士中，两人牺牲，廖运子却只是负伤落入河中，侥幸被一位钟姓农民救起。无奈之下，为保性命，他只好改名换姓，也随恩人姓钟。

所幸，他会做豆腐、会纳鞋底，凭这两门手艺在当地活了下来。后来，他靠勤劳节俭，积攒了一些钱财，收购和接纳了战乱时期别人低价卖掉或遗弃的田地。日子稍稍好转后，他先后娶了两位妻子，繁衍了不少子孙。

也是造化弄人。新中国成立后，响应一夫一妻制号召，他与小的那位妻子“离婚不离家”。结果土改时，他竟被划成了当年自己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所要推翻和打倒的“地主”。所幸他没有血债，没有民愤，子孙后来尚算平安。几经波折，时隔几代人，其外甥、四川某县法院院长才于2022年与廖小勇见上面。而廖氏家谱里，已没有这位曾经的红军战士廖运子的记载。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战士，大多是赣南和闽西籍客家子弟。不少官兵不仅国家档案里没有记录，族谱上也只留下“生殁葬未详”五个字；有的甚至连这五个字也没有。因为那时，许多村庄已经成了无人村。

图12：《宪溪下坝太原郡廖氏族谱》

记得当年有位中央领导参观瑞金后曾说过：无论怎样支持革命老区都不为过。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给所有为长征作出贡献的红军战士，也献给像廖运子这样虽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划为“地主”，但没有作恶、没有血债，始终守住不叛变革命、不出卖同志底线的红军战士！没有近七万人以不同方式作出的牺牲，就没有七千余人最终抵达陕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