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色帕萨特刚拐进县委大院,车窗就被拍得砰砰响。
“你没长眼吗?这是你能停的地方?”
声音尖利,带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火气。
我摇下车窗,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正瞪着我,烫过的卷发扎成低马尾,白衬衫黑西裤,胸口别着党徽,手里拎着个保温杯。她眉头拧得能夹死苍蝇,另一只手还啪啪拍着我的车顶。
“看什么看?说你呢!”她往后退了半步,指着车位旁边的牌子,“看到没?‘县长专用’四个字不认识?新来的司机吧?哪个科室的?懂不懂规矩?”
我看了眼那个车位。
确实写着“县长专用”。
又看了眼她。
“你是?”
“我是县委办综合科的!”她把保温杯往腋下一夹,腾出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胸牌,“李红梅,综合科副科长。你是哪个部门的司机?你们领导没教你规矩?县长马上就到,你堵在这儿算怎么回事?”
我没说话,熄了火,推门下车。
李红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我。我那天穿了件深蓝色夹克,黑裤子,皮鞋,确实不像什么大领导。四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剪得短,脸晒得有点黑,刚从市里下来,身上还带着工程项目的尘土味儿。
“我问你话呢。”她语气稍微收敛了一点,但还是硬邦邦的,“你哪个部门的?”
“我刚调过来。”我说。
“刚调过来?”她哼了一声,“新来的司机也得懂规矩。赶紧挪车,县长马上到了。你别给县委办找麻烦。”
我没挪。
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喂,孙主任,我到了。嗯,在楼下。遇到点情况,你下来一趟。”
李红梅脸色变了变。
孙主任是县委办主任孙国栋,正科级,她的顶头上司。
不到两分钟,孙国栋从办公楼里小跑出来,五十出头,微胖,额头上冒着汗。他一眼看见我,又看见我旁边的李红梅,脚步顿了一下。
“周县长!”孙国栋快步走过来,伸出手,“您到了怎么不打个电话?我好安排人去接您。”
李红梅的保温杯差点掉地上。
她嘴巴张了张,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从愤怒到震惊到慌张,一层一层地切换。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保温杯,指节发白。
“周……周县长?”她声音都劈了。
孙国栋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我停的车,脸色一下子沉下来。
“红梅,怎么回事?”
“我……我以为是……”她嘴唇哆嗦,“我以为这是新来的司机……”
“这是新来的周县长!”孙国栋压低声音,但语气很重,“上周发的任职通知你没看?周卫东同志调任清水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照片都发了!”
李红梅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她张了几次嘴,最后挤出一句:“周县长,对不起,我……我真不知道……”
我摆摆手。
“没事。你做得对。县长专用车位就是县长专用,谁来都不能乱停。你拦我是按规矩办事,没毛病。”
李红梅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孙国栋赶紧打圆场:“周县长,您的办公室在四楼,我带您上去。县委秦书记在市委开会,下午回来。组织部张部长在办公室等您。”
我点点头,从后备箱拎出个旧公文包。
走之前回头看了眼李红梅,她还站在原地,保温杯抱在怀里,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
“李科长。”我叫了一声。
她一激灵:“到!”
“帮我看好那个车位。除了县长,谁都不许停。”
“……是!”
我跟孙国栋进了办公楼。
清水县委大院是八十年代建的,四层灰砖楼,走廊里铺着水磨石地面,墙皮有些地方起了泡。楼梯扶手是铁的,绿漆磨得露出锈迹。整栋楼散发着一股旧办公楼特有的味道,说不上难闻,就是旧。
“条件简陋了点。”孙国栋一边上楼一边说,“新办公楼立项三年了,一直没批下来。县里财政紧张,您是知道的。”
我嗯了一声。
来之前我看过清水的财政报告。全县三十六万人,七个乡镇,去年本级财政收入不到三个亿,转移支付占了大头。支柱产业是农业和两个小矿山,工业基础薄弱。前任县长因为经济数据造假被免了,留下个烂摊子。
四楼走廊尽头,办公室门上贴着“县长办公室”的牌子,也是旧的。
推门进去,房间不大,二十平左右。一张老式办公桌,一把黑色人造革椅子,靠墙一排书柜,里面空了大半。窗台上摆着盆绿萝,叶子发黄,蔫头耷脑的。窗帘是深蓝色的,洗得有点发白。
“前任李县长走的时候,东西都清走了。”孙国栋站在门口,“您看需要添置什么,我让后勤去办。”
“不用。”我把公文包放桌上,“有电脑有电话就行。”
孙国栋点点头:“那您先歇会儿,我去叫张部长。”
他出去了。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
县委大院不大,一个篮球场,两排停车位,几棵老槐树。院墙外面是清水县城的主街,两旁是三四层的楼房,商铺招牌花花绿绿的。远处能看见山,青灰色的,连绵起伏。
清水是个山区县,七山二水一分田。
我看着窗外,脑子里过着一组数字:全县贫困发生率百分之八点七,还有十一个深度贫困村没摘帽。县城供水管网老化,三天两头爆管。县医院只有一栋楼,CT机还是十年前的老款。县一中升学率全市倒数第二。
这些数字我在市里看材料时就知道。
但站在这里,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县城,那些数字突然有了重量。
门响了。
组织部张部长进来,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眼镜,手里拿着个文件夹。身后跟着孙国栋。
“周县长,欢迎欢迎。”张部长握手很有力,“我是张建民,组织部部长。您的任职手续上周已经走完了,今天主要是正式见面。下午常委会上秦书记会正式介绍您。”
“麻烦张部长了。”
“应该的。”他打开文件夹,“您的简历我看了,市发改委副主任,主抓项目审批和基建规划。市里把您派来,是对清水县的支持。”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官方,但我听得出来,他话里有话。
清水县缺的就是项目和基建。
“我初来乍到,情况还不熟。”我说,“这段时间主要想下去跑跑,先把七个乡镇走一遍。”
张建民点点头,合上文件夹:“秦书记下午回来,到时候你们好好聊聊。县里的情况,秦书记最清楚。”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了,县委办给您配的联络员是综合科的小郑,郑晓燕,去年考进来的选调生,人很机灵。孙主任已经安排好了。”
“行。”
张建民走后,孙国栋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个保温壶和一袋茶叶。
“周县长,这是给您准备的。茶叶是本地的高山茶,您尝尝。”他放下东西,犹豫了一下,“那个……红梅的事……”
“我说了,没事。”我坐下,“她做得对,规矩就是规矩。”
孙国栋松了口气:“红梅这个人吧,性子直,容易得罪人,但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她在综合科干了六年,对县里情况熟。”
“行了,别替她说好话了。”我笑了笑,“我又没记仇。”
孙国栋也笑了,退了出去。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我坐在那张旧椅子上,椅子嘎吱响了一声。打开公文包,里面是一沓材料,我在市里就整理好的——清水县基本情况汇总,重点项目清单,财政收支明细,还有我自己标注的十几个问题点。
翻了几页,手机响了。
市发改委的老同事,赵处长。
“老周,到清水了?”
“刚到。”
“怎么样?那边条件还行吧?”
“还行。办公室窗户能看见山。”
赵处长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你心态倒好。清水那地方,市里谁不知道?穷得叮当响,还一堆烂事。前任老李留下的坑,够你填的。”
“填坑也是工作。”
“行,你有觉悟。”他顿了顿,“说正事。你走之前推进的那个污水处理厂项目,省里的批文下来了,资金也到位了。但你人走了,这个项目算谁的?”
“算市发改委的。”我说,“谁接着推进算谁的。”
“你倒是大方。”赵处长叹了口气,“三千多万的项目,你说放就放了。要我说,你该把这个项目带到清水去。”
“清水用不上。那边连像样的工业都没有,污水处理厂建了也是晒太阳。”
“也是。”赵处长说,“对了,晚上给你接风,市里几个老同事想请你吃饭。”
“改天吧。我刚到,一堆事。”
“行,你忙。有事打电话。”
挂了电话,我继续翻材料。
翻到一页,停住了。
清水县第三中学教学楼危房改造项目,申请三年,未获批。报告附了照片,教学楼外墙开裂,地基下沉,雨天漏水。三百多个学生在里面上课。
我在这一页折了个角。
下午三点,秦书记回来了。
秦书记叫秦国栋,五十三岁,清水本地人,从乡镇一步步干上来的。脸黑,手粗糙,说话嗓门大,不像个县委书记,倒像个村支书。
他推开我办公室门的时候,连门都没敲。
“周县长!可把你盼来了!”他大步走进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我手指骨都咯噔一下,“市里总算给清水派了个能干事的!你在发改委干的那些项目,我都听说过。青坪县的工业园区,就是你推的吧?好家伙,十几个亿的投资!”
“秦书记过奖了。”
“不过奖不过奖!”他一屁股坐我对面,掏出烟来,“抽烟不?”
“不抽。”
“那我也不抽了。”他把烟揣回去,“跟你说正事。清水的情况,你大概也了解了。一个字,穷。两个字,很穷。三个字,非常穷。”
他说话直,不绕弯子。
“我在这儿干了八年,从副县长到县长再到书记,清水的家底我清楚。财政没钱,工业没基础,农业靠天吃饭,年轻人都往外跑。前任老李又捅了个窟窿——经济数据造假,被省里通报,搞得我们连申报项目的资格都被暂停了半年。”
“现在恢复了?”
“上个月刚恢复。”秦书记叹了口气,“但耽误了多少事!你刚才来的路上看见了吧?县城这条路,坑坑洼洼的,修路的钱去年就申请了,就因为数据造假的事,省里压着不批。”
我点点头。
“老周,我跟你说实话。”秦书记身子往前倾了倾,“市里派你来,我是真高兴。你在发改委有资源,有人脉,懂项目,懂基建。清水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我这个县委书记,管党建、管干部、管方向,但经济工作得靠你。咱们俩搭班子,我主内你主外,把这个县搞上去。”
他说得诚恳,眼睛里带着急切。
“秦书记,我既然来了,肯定尽全力。”我说,“不过丑话说前头,我刚到,情况不熟,头一两个月主要是调研。项目的事,我得摸清楚再动手。”
“应该的!”秦书记站起来,“走,我带你去转转。先看县城,明天开始下乡。”
我也站起来。
“对了,秦书记,有个事。三中那栋教学楼,危房改造的申请,压了三年。我想优先推这个。”
秦书记愣了一下,然后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
“好!就推这个!三百多个娃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下楼。
院子里,我的车还停在“县长专用”车位上。旁边空着两个车位,一个写着“书记专用”,一个没标牌。
秦书记看见我的车,笑了:“老周,你这车该换了。这帕萨特得有十年了吧?”
“十一年。发改委的老车,我开惯了。”
“县里给你配辆新的。虽然财政紧,但县长的车不能太寒酸。”
“不用。这车还能开,省下来的钱干点别的。”
秦书记看了我一眼,没再坚持。
我们上了他的车,一辆同样不新的丰田越野。司机是个小伙子,精瘦,话不多。
车子开出县委大院,拐上主街。
清水县城不大,两条主街交叉成十字,商铺集中在十字路口周围。下午三点多,街上人不多。几家五金店,两家超市,一个邮政储蓄银行,一个农村信用社。路边摆着几个卖菜的小摊,老太太守着几把青菜,坐在小马扎上打瞌睡。
“县城人口三万二。”秦书记指着窗外,“加上周边几个村,城关镇总共五万多人。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车子经过县医院。
一栋五层楼,白墙灰扑扑的,门口停着几辆三轮车。急诊的牌子歪了,用铁丝绑着。
“县医院,唯一的县级医院。”秦书记说,“CT机是十年前的,彩超只有两台。大病看不了,稍微严重点的就得往市里转。去年有个急性心梗的病人,救护车往市里送,半路上人没了。”
他没再说下去。
车子继续开,经过一个农贸市场。市场门口污水横流,烂菜叶子堆在路边,苍蝇嗡嗡的。
“创卫搞了三年,没搞成。”秦书记摇摇头,“基础设施跟不上,下水道还是九十年代修的,一下雨就堵。”
我一路看,一路记。
县城的破败程度,比我预想的严重。
车子拐进一条小巷,停在一栋楼前。
“三中。”秦书记说。
清水县第三中学,一栋四层教学楼,两排平房,一个土操场。教学楼外墙是白色瓷砖,大部分还在,少部分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楼体侧面有一条裂缝,从二楼延伸到四楼,用水泥糊过,但裂缝又撑开了。
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篮球架子锈迹斑斑,篮板上的铁圈歪了。
“周县长,你提的危房改造,就是这栋楼。”秦书记指着教学楼,“三年前鉴定为C级危房,需要加固改造。报告打上去了,一直没批。我催了无数次,市里说财政紧张,排队等着。”
我走近教学楼。
一楼走廊里光线昏暗,地面是水泥的,有些地方坑坑洼洼。教室门是木头的,油漆剥落,门框变了形。透过窗户往里看,课桌椅是旧的,黑板是水泥抹的,刷了黑漆,有些地方漆掉了,露出灰色的底。
“三百二十个学生,十六个老师。”秦书记站在我旁边,“初一三个班,初二三个班,初三两个班。教学楼要是真出事,后果不敢想。”
我摸了摸墙壁。
潮湿,冰凉。
“这个项目,我推。”我说。
秦书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晚上,县委食堂。
食堂在办公楼后面,一间小平房,摆了七八张圆桌。厨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大姐,姓王,据说在县委食堂干了二十年。
秦书记陪我一起吃饭。四菜一汤,红烧肉,炒青菜,凉拌黄瓜,西红柿鸡蛋汤。味道家常,不算好也不算差。
陆续有人进来吃饭。有的端着饭盒打了就走,有的坐下来吃。看见秦书记和我,都点点头打招呼,眼神里带着好奇。
孙国栋也来了,端着一碗面条坐我们旁边。
“周县长,住处安排好了。县委招待所,三楼,单间。条件一般,您先将就着。”他吸溜了一口面条,“县里本来想给您租套房子,但合适的不好找。”
“招待所就行。”
正吃着,李红梅端着饭盒进来了。
她看见我,脚步明显顿了一下,然后低着头走到角落一张桌子坐下,背对着我。
秦书记注意到了,问孙国栋:“红梅怎么了?蔫头耷脑的。”
孙国栋干咳一声,小声把上午的事说了。
秦书记听完,哈哈大笑。
“这个李红梅!拦县长的车,骂县长没长眼!哈哈哈哈!”他笑得筷子都差点掉了,“老周,你别往心里去。红梅这人就这样,一根筋,认死理。但她管后勤是一把好手,那个车位她盯得比谁都紧。前任老李的司机乱停车,被她骂过三回。”
“我没往心里去。”我说,“她做得对。”
秦书记又笑了两声,然后冲李红梅喊:“红梅!过来!”
李红梅身子一僵,端着饭盒磨磨蹭蹭走过来。
“秦书记,周县长。”
“坐。”秦书记指了指对面。
李红梅坐下,低着头扒饭,不敢看我。
“红梅,周县长夸你呢。”秦书记说,“说你按规矩办事,没毛病。”
李红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去。
“周县长,上午的事……我真的……”
“行了。”我打断她,“这事翻篇了。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车位的事,你继续盯着,谁都不许乱停。”
李红梅嘴唇动了动,最后说:“谢谢周县长。”
她端着饭盒走了。
秦书记看着她的背影,感慨了一句:“基层干部就是这样,有毛病,但也有可爱的地方。红梅在综合科六年,副科长干了四年,一直提不上去。为啥?得罪人太多。但她管的那摊事,从来没出过纰漏。”
吃完饭,秦书记回家了。
孙国栋领我去招待所。
县委招待所在大院后面,一栋三层小楼,也是八十年代建的。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台老式电视机。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
“条件简陋。”孙国栋又说了一遍。
“挺好。”我把公文包放桌上,“比我在发改委出差住的地方强。”
孙国栋走后,我站在窗前。
招待所的窗户对着县委大院的后墙,能看见那几棵老槐树。天黑了,院子里亮着几盏路灯,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篮球场。
远处县城的光稀稀疏疏的,不像城市那样灯火通明。
我掏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妻子接的。
“到了?”
“到了。”
“那边怎么样?”
“还行。山多。”
“你血压的药带了没?”
“带了。”
“记得吃。别一忙就忘。”
“知道。”
“女儿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周末吧。如果不忙的话。”
“你哪有不忙的时候。”
聊了几句,挂了。
我坐在床上,翻开材料继续看。
清水县七个乡镇:城关镇、青石镇、大坪乡、石门乡、柳河乡、高岭乡、望山乡。其中高岭乡和望山乡是深度贫困乡,十一个深度贫困村全在那两个乡。
明天开始下乡。
先去最近的青石镇,然后大坪乡,然后一路往山里走。
我合上材料,关了灯。
黑暗中,窗外那几盏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影子。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醒了。
在发改委养成的习惯,不管睡多晚,六点准醒。
洗漱完,去食堂吃早饭。王大姐蒸了馒头,煮了小米粥,还有咸菜和煮鸡蛋。我吃了两个馒头一碗粥,然后去办公室。
孙国栋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
“周县长,车准备好了。小郑也到了。”
小郑就是郑晓燕,我的联络员。二十五岁,个子不高,圆脸,扎马尾,戴眼镜,看起来像个大学生。她去年考的选调生,分到清水县委办综合科。
“周县长好。”她有点紧张,手里抱着个笔记本。
“走吧。”
司机还是昨天秦书记那个司机,姓刘,小刘。车是县委办的一辆别克GL8,跑了八万多公里,车况还行。
上车前,我看了眼“县长专用”车位。我的旧帕萨特还停在那儿,旁边空着。
李红梅站在办公楼门口,看见我,远远地点了点头。
我也点了点头。
车子开出县委大院。
青石镇在县城东边,二十公里,山路。柏油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路基塌了半边,车子开过去颠得厉害。
“这条路修了十几年了。”小郑坐在副驾驶,扭过头跟我说,“年年说大修,年年没钱。”
我看着窗外。
路两边是山,山上种着玉米和土豆,梯田一层一层的。有些地荒着,长满了杂草。偶尔看见几个农民在地里干活,都是上了年纪的。
“年轻人呢?”
“都出去打工了。”小郑说,“青石镇还算好的,镇上有个石材厂,能留一些人。再往山里走,高岭乡和望山乡,村里基本只剩老人了。”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到了青石镇。
镇政府是一栋三层楼,也是旧的。镇长和书记在门口等着,两个人都是四十多岁,晒得黑黑的。
镇长姓马,马国强。书记姓刘,刘长河。
握手,寒暄,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摆着几盘水果,苹果香蕉,洗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几瓶矿泉水。
“周县长,欢迎来青石调研。”马镇长开始汇报,“青石镇辖八个行政村,人口两万三,耕地面积一万两千亩,主要作物是玉米、土豆,还有部分中药材……”
他照着稿子念,数字一串一串的。
我听了十分钟,打断他。
“马镇长,材料我看过了。咱们直接去看点吧。”
马镇长愣了一下,然后合上稿子:“好,好。周县长想看什么?”
“先看学校,再看卫生院,然后看石材厂。下午去两个村。”
“行!”
一行人出了会议室。
青石镇中心小学在镇子东头,一栋三层教学楼,一个水泥操场。教学楼是十年前建的,看着还行,但操场边上堆着建筑垃圾,厕所是旱厕,老远就能闻到味儿。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彭,头发花白,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
“学生多少人?”
“三百八十个。”彭校长说,“六个年级,十二个班。老师二十一人。”
“师资够吗?”
彭校长犹豫了一下:“编制上是够的。但实际在岗的只有十八个。三个请了长病假,其实是在外面兼职。”
我没追问。
这种事在基层太常见了。
“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教室不够。”彭校长指着教学楼,“这栋楼设计容量是三百人,现在塞了三百八。六年级两个班挤在活动板房里,夏天热冬天冷。”
他带我去看活动板房。
两间蓝铁皮房子,窗户小,不透气。里面摆着几十套课桌椅,挤得满满当当。黑板是刷了黑漆的三合板,已经翘边了。
“夏天里面四十多度。”彭校长说,“孩子们热得满头汗,根本没法上课。”
我站在板房门口,里面闷热,空气不流通。
“这个事,记下来。”我对小郑说。
小郑刷刷地记。
从学校出来,去卫生院。
青石镇卫生院是一栋两层楼,看着比学校还旧。门口停着几辆摩托车,几个老人在走廊里坐着等看病。
院长姓黄,四十出头,白大褂洗得发灰。
“周县长,我们卫生院条件确实差。”黄院长很直白,“全院二十三个职工,医生只有八个。设备就一台X光机,还是县医院淘汰下来的。化验室只能做血常规和尿常规,其他都得送县里。”
“住院床位呢?”
“十五张。平时够用,流感季节就不够了。”黄院长带我看了病房,四张床一间,床单洗得发白但干净。墙上贴着旧的卫生宣传画,有些卷边了。
“药品呢?”
“基本药物目录内的都有。目录外的,老百姓得自费去县城买。”
我点点头。
从卫生院出来,马镇长试探着问:“周县长,中午在镇上吃饭吧?食堂准备了。”
“行。简单点。”
午饭在镇政府食堂。四菜一汤,跟县委食堂差不多标准。马镇长想开瓶酒,我拦了。
“下午还要看,不喝酒。”
吃完饭,去看石材厂。
青石镇的石材厂是镇上最大的企业,产青石,用于建筑装饰。厂子不大,两个车间,七八十个工人。老板姓钱,本地人,四十多岁,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
“周县长,我这厂子一年产值两千多万。”钱老板一边带我参观一边说,“养活了七八十号人。但这两年生意不好做,环保查得严,运输成本又高。”
车间里粉尘大,噪音大。工人戴着口罩,操作切割机。石头被切成薄片,码成一摞一摞的。
“税收呢?”
钱老板看了眼马镇长,含糊道:“去年交了四十多万。”
马镇长补充:“石材厂是镇上最大的纳税户。”
我没多说。
下午去村里。
先去的是青石镇最偏的一个村,叫石板沟村。离镇上十五公里,山路,车子开了半小时。路是水泥路,但窄,只能过一辆车。遇到对面来车,得找地方错车。
石板沟村三十多户人家,散落在山沟里。房子大部分是砖房,少数还是土坯房。村里静悄悄的,只看见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村支书姓罗,六十多岁,脸黑得像树皮。
“村里多少人?”
“在册的一百二十口。”罗支书掏出烟袋,“实际在家的,不到五十口。年轻人都出去了,就剩我们这些老家伙。”
他带我在村里转。
一家土坯房前,门口坐着个老太太,八十多了,眼睛浑浊,看见我们也没什么反应。罗支书说,老太太一个人住,儿子在广东打工,三年没回来了。
“她不缺钱,儿子每月寄钱回来。但一个人,病了都没人知道。”
我站在那儿,看着老太太。
她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攥着个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她没看我们,眼睛望着远处的山。
“这种情况多吗?”
“多。”罗支书说,“石板沟三十七户,有十一户是独居老人。最老的九十二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村里有什么产业?”
“种土豆,种玉米。别的没了。地都是坡地,机器上不去,全靠人扛。种不出多少东西。”
“收入呢?”
“一亩地一年挣不了五百块。主要靠打工寄回来的钱。”
从石板沟出来,又去了另一个村。
情况差不多。
傍晚回县城。
车上,小郑回头问我:“周县长,今天看的这些,要不要整理成简报?”
“整理。但不用发。先记着。”
小郑点点头。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
山一座一座往后退,天边的云烧成了红色。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地绕,绕得人有点恍惚。
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看到的:挤在板房里的孩子,闷热的夏天没法上课;卫生院那台老掉牙的X光机;石板沟那个独居的老太太,攥着收音机望着山。
这些画面叠在一起,沉甸甸的。
回到县委大院,天已经黑了。
食堂还亮着灯。王大姐给我留了饭,热在锅里。
我吃了碗面条,回办公室。
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今天的调研记录。学校的板房教室,卫生院的设备,石板沟的留守老人,一条一条记下来。
记到石板沟那个老太太时,我停了一下。
点了根烟。
我不怎么抽烟,但偶尔会点一根。
烟雾在台灯的光里慢慢散开。
窗外,县委大院静悄悄的。那几棵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第二天,继续下乡。
大坪乡。
大坪乡在县城南边,三十公里。路比青石镇那边还差,有一段是土路,车子开过去扬起一路灰。
乡长姓吴,吴大伟,四十出头,说话嗓门大,爱笑。
“周县长,大坪乡穷是穷,但有宝贝!”他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我们这儿产猕猴桃,品质好得很!还有一片古茶园,清朝的!就是路不行,运不出去,卖不上价。”
“带我去看。”
先去看了猕猴桃基地。
一片山坡上,搭着水泥架子,猕猴桃藤爬满了。果子还没熟,青绿色的,挂得密密麻麻。看着确实不错。
“这片基地多少亩?”
“三百亩。”吴乡长说,“合作社的模式,三十几户农户入股。去年产了二十万斤。但问题在哪儿呢?路不行。大车进不来,只能用小车倒运,运费高得吓人。一斤猕猴桃地头价两块五,运到县城就变成四块,运到市里变成六块。价格没优势。”
“冷库呢?”
“没有。”吴乡长摇头,“建一个冷库要两百多万,乡里拿不出钱。猕猴桃摘下来,一个星期卖不掉就烂。去年烂了上万斤。”
我记下来:冷库,路。
又去看古茶园。
茶园在山上,一片老茶树,树干粗壮,长满了青苔。吴乡长说,这片茶园是清朝光绪年间种的,有一百多年了。茶叶品质极好,但产量低,一年只产几百斤。
“销路呢?”
“主要靠熟人买。县里有些单位会来采购一些,市里偶尔有人来买。卖不上价,一斤才两百多块。外面同样的古树茶,能卖上千。”
“品牌没打出去。”
“对。我们也不懂怎么打品牌。就印了个塑料袋,写着‘大坪古茶’,土得很。”
我拿起一片茶叶,闻了闻。
确实香。
从茶园下来,去了大坪乡中心小学。
情况比青石镇还差。教学楼是九十年代的预制板楼,墙皮大片大片脱落,窗户玻璃缺了好几块,用纸板挡着。
校长姓何,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急:“周县长,我们学校最急的是厕所。厕所塌了一半,现在孩子们上厕所要排队,课间十分钟根本不够。有的孩子憋着,憋出毛病了。”
她带我去看厕所。
果然塌了半边,剩下半边还在用。砖墙开裂,屋顶的石棉瓦破了好几个洞。臭气熏天,苍蝇嗡嗡的。
“这个厕所,申请修了两年,一直没批。”何校长说,“乡里说没钱,县里说排队。”
“多少钱?”
“预算八万块。”
八万块。
一个三百个孩子的学校,因为八万块,厕所塌了两年修不上。
我转头对吴乡长说:“这个事,三天之内给我方案。八万块,乡里拿不出,县里想办法。”
吴乡长愣了一下,然后猛点头:“好!好!我马上办!”
何校长眼睛红了。
“谢谢周县长。”
我没说话。
不是感动的时候。八万块的厕所,拖了两年,这叫什么效率?
中午在大坪乡食堂吃饭。
吴乡长还是想开酒,我又拦了。
吃完饭,继续看。
下午去了两个村,情况和石板沟差不多。留守老人,荒废的地,破旧的房子。
傍晚回县城。
路上,小郑小心翼翼地问我:“周县长,您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没有。”我说,“只是觉得,要做的事太多了。”
小郑没再问。
回到县委大院,天又黑了。
食堂里,秦书记在等我。
“老周,跑了两天,感受如何?”
“感受就是,清水的欠账太多了。”我坐下,端起碗,“学校、卫生院、路、水利,到处是窟窿。”
秦书记叹了口气:“是啊。我在清水八年,天天看着这些窟窿,天天想办法补。但财政没钱,上面项目又难申请,补来补去还是千疮百孔。”
他吃了口菜,接着说:“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下雨。一下雨,我就担心哪个学校的教室塌了,哪段路滑坡了,哪个村的房子倒了。去年汛期,我一夜一夜睡不着。”
我看着秦书记。
这个五十多岁的县委书记,脸黑手糙,说话嗓门大,但眼睛里藏着深深的疲惫。
“秦书记,事一件一件做。”我说,“先把最急的办了。三中的教学楼,大坪小学的厕所,青石小学的板房教室。这三个事,我优先推。”
“好!”秦书记一拍桌子,“你推项目,我协调县里的配套资金。咱们分工。”
吃完饭,回办公室。
整理了一天的记录,然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三中教学楼危房改造的项目申请书。
这个项目的材料我大致清楚。三年前就做了鉴定,C级危房,需要加固改造。预算三百二十万。申请打了三次,市里以各种理由压着。
我在发改委干了八年,知道项目审批的门道。有些项目压着,不是因为不符合条件,而是因为没人盯、没人推、没人较真。
我打算亲自盯这个项目。
写到十一点,初稿差不多了。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走到窗前。
县委大院静悄悄的,路灯昏黄。那几棵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远处县城的光稀稀疏疏的。
手机响了。
妻子。
“还没睡?”
“在写材料。”
“都十一点了。血压的药吃了没?”
“忘了。”
“你呀。”妻子叹了口气,“记得吃。别把自己累垮了。”
“知道。”
“周末回来吗?”
“看情况。这几天要下乡调研,七个乡镇还没跑完。”
“那你注意身体。”
“嗯。你也早点睡。”
挂了电话,我从包里翻出降压药,就着凉水吞了一片。
然后继续写材料。
第三天,石门乡。
第四天,柳河乡。
情况大同小异。学校破,卫生院旧,路不好,年轻人少,留守老人多。
第五天,高岭乡。
高岭乡是深度贫困乡,在清水县最北边,海拔高,山路险。车子开了两个小时,有一段路是悬崖边开出来的,窄得只能过一辆车,护栏都没有。
小郑坐在副驾驶,脸有点白。
“周县长,这段路我每次走都害怕。”她抓着扶手,“去年冬天结冰,一辆面包车滑下去了,死了三个人。”
我让小刘开慢点。
高岭乡政府是一栋两层楼,比前面几个乡还破。乡长姓谭,谭志刚,四十多岁,瘦,黑,说话慢吞吞的。
“周县长,高岭的情况,您大概也听说了。”谭乡长说,“全乡六个村,四个是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百分之二十一。人均耕地不到一亩,还都是坡地。种土豆,种荞麦,产量低得可怜。”
“主要困难是什么?”
“三个字:路、水、病。”谭乡长掰着手指头,“路,您刚才走了,就那条悬崖路,全乡唯一的进出通道。水,高岭缺水,人畜饮水靠天上下雨和山泉水,旱季断水。病,全乡只有一个卫生室,医生只有两个。大病得往外送,但路不好,送出去往往来不及。”
他顿了顿:“去年冬天,一个产妇大出血,往县医院送。路上颠了两个小时,到了县医院人已经没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带我去看。”我说。
先看水。
高岭乡的饮水工程是十几年前修的,从山上引泉水下来,通过管道送到各村。但管道老化,到处漏水。加上这些年气候变化,山泉水量越来越少,旱季经常断水。
谭乡长带我去看水源地。
山上一个泉眼,水量不大,细细一股。泉眼周围砌了个水池,水池壁上长满了青苔。管道从水池接出去,锈迹斑斑。
“就这点水,要供全乡六千多人喝。”谭乡长说,“雨季勉强够,旱季就得限时供水。一天供两个小时,老百姓拿桶排队接。”
“新的水源找过吗?”
“找过。山那边有地下水,但打井要一百多万,配套管网又要一百多万。乡里拿不出钱,申请了好几次都没批。”
我记下来:高岭乡饮水工程,急。
又看卫生室。
高岭乡卫生院是一排平房,四间屋子。一间诊室,一间药房,一间治疗室,一间病房。病房里三张床,空着。
医生两个,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药品架子上的药稀稀拉拉的。
“能做手术吗?”
“不能。”老医生摇头,“阑尾炎都得往外送。我们只能看感冒发烧拉肚子。”
“产妇呢?”
“产检可以做,但接生不敢。都得提前送到县里。有些产妇来不及送,就在家里生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又去看学校。
高岭乡中心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看着还行,是十年前扶贫建的。但学生少,全校只有八十几个孩子。
校长说,很多孩子跟着父母出去打工了,在城里上学。留下的都是家里条件最差的。
“教学质量呢?”
校长苦笑:“全乡去年小学毕业考试,平均分全县倒数第一。没办法,好老师留不住。分来的年轻老师,待一两年就想办法调走了。”
从学校出来,谭乡长说:“周县长,还有一个村,您得看看。最穷的。”
“走。”
车子从乡政府出发,开了四十分钟,到了一个叫崖上村的村子。
崖上村,名副其实,建在悬崖上面的一个村子。三十几户人家,房子大部分是土坯房,少数是石头房。村里没有水泥路,只有土路,坑坑洼洼的。
村支书是个瘸腿的中年人,叫马有田。
“周县长,崖上村三十三户,一百一十六口人。在家的不到六十口。”马有田一瘸一拐地带我走,“村里没水,吃水要到山下去挑。来回一个多小时。没地,地在山下面,种点土豆玉米,还得爬山下去种。”
他指着山下面:“看见没?那片地就是我们的。看着近,走下去要四十分钟。种地跟打仗一样。”
我站在崖边往下看。
山下面一小片一小片的梯田,绿一块黄一块的。确实陡。
“为什么不下山?”
“下山往哪儿搬?”马有田说,“搬下去没地没房,更难活。在这儿好歹有片地,能刨出口吃的。”
他带我去看一户人家。
土坯房,墙上裂了缝,用泥巴糊着。屋里黑乎乎的,一张床,一个灶台,几件农具。床上躺着个老人,病了,瘦得皮包骨。
“我爹。”马有田说,“肺心病。没钱治,就在家躺着。”
老人看见我们,眼睛转了转,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黑乎乎的屋子,看着床上那个瘦骨嶙峋的老人。
心里堵得慌。
从崖上村出来,天快黑了。
谭乡长留我吃饭,我谢绝了。心里装着事,吃不下。
车子沿着那条悬崖路往回开。
天黑了,山路更险。车灯照着前面的路,两边是黑漆漆的山崖。
车里没人说话。
小郑坐在副驾驶,一直抓着扶手。
小刘紧盯着前方,车速很慢。
我靠在座椅上,脑子里是崖上村那个黑乎乎的屋子,床上那个老人,瘸腿的马有田指着山下那片地。
清水县的穷,我在材料里看过无数遍,数字背得滚瓜烂熟。
但数字和亲眼看到,是两回事。
回到县委大院,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食堂早关门了。王大姐给我留了饭,放在办公室门口的凳子上,用保鲜膜盖着。
我端着饭盒进办公室,打开电脑。
没吃饭,先写东西。
把高岭乡的情况整理出来:饮水工程,悬崖路,卫生院,崖上村。
写着写着,停了。
点了根烟。
烟雾在台灯的光里慢慢散开。
窗外,清水县城静悄悄的。远处山影重重,黑压压的。
我拿起手机,想给妻子打个电话,看了看时间,快十一点了,又放下了。
继续写。
第六天,望山乡。
望山乡和高岭乡差不多,也是深度贫困乡。路更险,有一段是挂壁公路,在悬崖上凿出来的。
乡长姓方,方国良,五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
“周县长,望山乡的情况,我不多说了。您看了高岭,望山跟高岭是难兄难弟。”方乡长说话慢,但很清楚,“我就带您看一个村,最典型的。”
他带我去了一个叫鹰嘴岩的村子。
鹰嘴岩,建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三面悬崖。村里十几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有些看着随时要倒。
“这个村,扶贫干部来了都摇头。”方乡长说,“搬吧,没地方搬。不搬吧,住在这儿太危险。去年汛期,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穿了一户人家的屋顶。”
他指给我看那户人家。
屋顶上有个窟窿,用塑料布盖着。
“人呢?”
“人没事,那天正好不在家。但房子不敢住了,那户人现在借住在亲戚家。”
我站在鹰嘴岩边上,往下看。
悬崖深不见底,底下是条河,水声哗哗的。
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
“方乡长,这样的村子,全乡有几个?”
“类似的有四个。都是地质灾害点,不适合居住。但搬迁成本太高,县里一直没拿出方案。”
我记下来。
从望山乡回来,七个乡镇全部跑完了。
晚上,办公室。
我把七天的调研记录全部整理出来,列了一张问题清单。
清单很长。
学校危房:三中教学楼,大坪小学厕所,青石小学板房教室,还有五所村小需要修缮。
卫生院:县医院设备老化,三个乡镇卫生院缺基本设备,高岭乡卫生院只有两个医生。
饮水:高岭乡季节性缺水,望山乡三个村没通自来水。
路:高岭乡悬崖路需要加固拓宽,望山乡挂壁公路需要护栏,三个乡镇的通村路需要硬化。
贫困村:十一个深度贫困村,四个地质灾害点需要搬迁。
产业:猕猴桃缺冷库,古茶缺品牌,石材厂环保不达标。
我把清单打印出来,拿在手里,一张A4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
秦书记推门进来。
“老周,还没休息?”
“秦书记,你来得正好。”我把清单递给他,“七个乡镇跑完了。这是问题清单。”
秦书记接过去,从头看到尾。
看着看着,眉头拧起来。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老周,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他把清单放桌上,“每一条我都知道。在清水八年,我一条一条看着它们堆起来。有的解决了,大部分没解决。”
他坐下来,掏出烟,又揣回去。
“不是不想解决。是没钱,没人,没项目。清水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三个亿,连保工资保运转都勉强。想做事,就得靠上面的转移支付和项目资金。但项目资金不好申请,清水又是个小县,在省里市里都说不上话。”
“现在县长是你。”他看着我说,“你在发改委干过,懂项目,有人脉。这是清水最大的机会。”
“秦书记,我既然来了,肯定尽全力。”我说,“但清单上的事,得排优先级。先做最急的,最要命的。”
“你说。”
“第一,三中教学楼。三百二十个孩子,C级危房,这是要命的事。第二,高岭乡饮水工程。六千人喝水问题,也是要命的事。第三,高岭乡悬崖路加固。那条路随时可能出事。”
秦书记点头:“这三件事,我全力支持。”
“其他的,一件一件来。”我说,“明天我去市里,跑发改委,跑教育局,跑水利局。先把三中教学楼的项目推上去。”
“好!”
秦书记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周,清水这摊子,我一个人扛了八年。现在你来了,我终于有个能分担的人了。”
他说这话时,眼眶有点红。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七天,我去市里。
市发改委在市政府大院,一栋新楼,玻璃幕墙,电梯空调。和我待了八年的地方一模一样。
老同事赵处长在办公室等我。
“老周!才去一个星期就跑回来了?”他笑着给我倒茶,“怎么样?清水那边?”
“穷。”我接过茶杯,“比材料上写的还穷。”
“正常。材料是材料,现实是现实。”赵处长坐下,“说吧,今天来什么事?”
我把三中教学楼的材料递给他。
“C级危房,三百二十个学生。申请压了三年。这个项目,我得推。”
赵处长接过材料,翻了翻。
“这个项目我知道。不是压着,是排队。全市等着改造的学校危房有几十所,资金盘子就那么大,只能一年批几个。”
“清水这个等了三年了。”
“我知道。”赵处长叹了口气,“但前面还有等了五年的。”
“老赵,你跟我说实话,今年能不能排上?”
赵处长沉默了一会儿。
“今年的盘子已经分完了。清水三中不在名单里。”
我心里一沉。
“明年呢?”
“明年的事现在说不准。但我可以给你透个底——明年省里有一笔教育专项资金,额度比较大。如果你能提前把前期工作做扎实,把材料备齐,到时候我帮你争取。”
“前期工作?”
“对。危房鉴定报告要更新,三年前的鉴定过期了。地勘报告,设计图纸,预算,这些都要重新做。很多项目排不上,不是因为不重要,是因为前期工作不扎实,评审的时候被刷下来。”
我明白了。
“这些前期工作,要多少钱?”
“不多。鉴定加地勘加设计,十几万吧。”
“清水拿不出这十几万。”
赵处长看了我一眼:“老周,你在发改委待了八年,规矩你懂。前期工作不做,项目永远排不上。这十几万,你得想办法。”
我沉默了一会儿。
“行。我想办法。”
从发改委出来,又去了教育局。
教育局的副局长姓陈,是我在市里开会认识的。我把三中的情况说了,又把刚拍的危房照片给他看。
陈副局长看了照片,眉头皱起来。
“这个确实危险。但资金盘子……”
“我知道资金盘子有限。我不求你今年给钱,只求你明年把清水排进去。前期工作我自己想办法做。”
陈副局长点点头:“老周,你在发改委的口碑我知道。你既然亲自盯这个项目,我信你。明年教育专项,清水三中我给你排进去。”
“谢了。”
从教育局出来,又去了水利局。
高岭乡饮水工程的事,水利局的答复差不多:前期工作先做,项目才能排进盘子。
我跑了一天,回到清水已经是晚上。
办公室里,秦书记在等我。
“怎么样?”
我把情况说了。
秦书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十几万的前期工作费用,县里挤一挤,能拿出来。”他说,“但问题是,挤了教育,水利那边又怎么办?高岭乡饮水工程的前期工作也要钱。还有悬崖路,交通局那边也要前期费用。”
“一件一件来。”我说,“先把三中的前期工作做了。这个最急。”
秦书记点点头。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县里再怎么紧,十几万还是能挤出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老周,你知道吗?我在清水八年,最难受的不是没钱,是有钱也不会花。以前的项目申请,材料写得稀烂,前期工作一塌糊涂,报上去就被刷下来。刷下来就抱怨上面不给钱。其实不是不给,是自己没做好。”
他转过身看着我:“你来了,至少知道怎么做。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待到深夜。
把三中教学楼的前期工作方案列出来:联系鉴定机构,联系地勘单位,找设计院出图纸,做预算。每一项的时间节点,责任人,费用。
列完,看了看表,凌晨一点。
站起来,走到窗前。
县委大院静悄悄的。路灯昏黄。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远处山影重重。
我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条微信:“周末回不去了。事多。”
她秒回:“就知道。记得吃药。”
我看着屏幕,笑了笑。
第八天。
早上六点,照常醒来。
洗漱,吃早饭,去办公室。
孙国栋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周县长,今天的安排:上午九点,县政府常务会议。下午两点,全县干部大会,秦书记主持,正式向全县干部介绍您。晚上,企业家座谈会。”
“行。”
上午的常务会议在县政府小会议室。参会的是各位副县长和政府办主任。
副县长一共五个:常务副县长刘建国,分管工业;副县长王秀兰,分管文教卫;副县长李长江,分管农业;副县长张明义,分管城建交通;副县长赵永刚,分管公安司法。
五个副县长,四个是本地人,只有刘建国是从市里调来的。
会议议题是今年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
刘建国先汇报:“工业园区项目,招商不太理想。谈了十几家企业,只有三家有意向。主要原因还是基础设施跟不上,路不好,水电不稳定。”
王秀兰汇报:“三中教学楼危房改造,还在排队。大坪小学厕所,预算八万,县里配套资金没到位。青石小学板房教室,需要新建两间教室,预算二十五万。”
李长江汇报:“猕猴桃冷库项目,申请了两年,省农业厅没批。古茶品牌推广,县里没专项资金。”
张明义汇报:“高岭乡悬崖路加固,预算四百万,交通厅没批。望山乡挂壁公路护栏,预算八十万,也没批。”
一圈听下来,全是问题。
我听完,说了几句。
“各位,问题都摆在这儿。我的意见是,先抓最急的,最能出成效的。三中教学楼,高岭饮水工程,悬崖路加固,这三个项目作为第一优先级。前期工作马上启动,费用县里想办法解决。其他的项目,排好队,一个一个推。”
“我在市发改委干了八年,项目审批的流程我熟。前期工作做扎实了,项目才能排进盘子。以前我们吃亏,就吃亏在前期工作不扎实。”
几个副县长都点头。
下午,全县干部大会。
县委大会议室,坐了二百多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各部门负责人,县委县政府全体干部。
秦书记主持会议。
“同志们,今天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主要议题是欢迎新到任的县长周卫东同志。”
掌声。
秦书记把我介绍了一番:市发改委副主任,主抓项目审批和基建规划,青坪县工业园区的推动者,等等。
然后让我讲话。
我走上台。
下面二百多双眼睛看着我。有好奇的,有审视的,有期待的,也有漠然的。
我清了清嗓子。
“同志们,我到清水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我把七个乡镇全部跑了一遍。”
下面安静了。
“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挤在活动板房里上课的孩子,夏天四十多度,冬天冷得发抖。看到了塌了半边还在用的厕所,孩子们排队上厕所,课间十分钟不够。看到了悬崖上的村子,土坯房裂了缝,老人病了躺在床上没钱治。看到了六千多人喝不上水,旱季一天只供两个小时。看到了产妇大出血往县医院送,路上颠了两个小时,人没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有的存在三年了,有的存在十年了。为什么没解决?原因很多:没钱,没项目,没人力。但有一条,我今天想强调一下——效率。”
“大坪小学的厕所,塌了两年,修好要八万块。八万块,拖了两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效率的问题,是责任心的问题。”
下面有些干部低下了头。
“我来清水,不是来当官的,是来干事的。秦书记在清水干了八年,扛了八年。现在我来,就是帮他一起扛。”
“接下来,我会重点抓三件事:学校危房改造,高岭乡饮水工程,悬崖路加固。这三件事,都是要命的事。谁在这三件事上拖后腿,我找谁问责。”
“我不怕得罪人。我在发改委干了八年,得罪过的人不少。但我推的项目,都落地了。”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把清水的事干好。”
掌声。
比刚才热烈了一些。
散会后,秦书记走过来。
“老周,讲得好。这些话,清水干部很久没听过了。”
晚上,企业家座谈会。
在县委小会议室,来了十几个人。石材厂的钱老板,猕猴桃合作社的负责人,古茶园的承包户,还有几个小矿山的老板。
座谈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反映的问题集中在运输成本高、基础设施差、融资难这几方面。
我听完,说了几句:“各位,清水的发展,靠政府也靠企业。政府负责修路、通水、通电,你们负责生产、销售、创收。我在发改委的时候,帮青坪县引进了十几亿的投资。清水的条件不如青坪,但也不是没有机会。猕猴桃、古茶、石材,都是好东西。关键是路要通,品牌要打出去。”
“接下来,县里会重点改善基础设施。路修好了,你们的运输成本就降下来了。冷库建起来了,猕猴桃就不怕烂了。品牌打出去了,古茶就能卖上好价钱。”
“给我一点时间。”
企业家们鼓掌。
开完座谈会,回办公室。
孙国栋送来一沓文件,需要签字的。
我一份一份签。
签到最后一份,是县委办关于调整“县长专用”车位管理的请示。请示里建议,把“县长专用”改成“领导专用”,方便书记和县长灵活使用。
我看了,批了一行字:“维持原状。县长专用就是县长专用。”
然后签了名。
放下笔,看了看窗外。
县委大院静悄悄的。路灯昏黄。老槐树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远处山影重重。
到清水第八天了。
要做的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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