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4年，韩阿富被调中南海为毛泽东掌勺，结果仅坚持20多天便主动辞职，只因不适应
1952年深秋，西湖的游船靠岸得比往年早些，寒意透过薄雾。就在那时，杭州最负盛名的楼外楼被划入公有制，西湖分局新任局长曲琪玉盯上了一个名字——韩阿富。
绍兴人韩阿富1914年出生，十五岁进灶间熬刀工，二十出头已能独当一面。解放前他在河坊街开过小馆子，凭一手做酱鸭的功夫，小店门口常常排着长队。可新政权接管私营行业，转眼间“小老板”成了“公家人”，他被请进楼外楼当主灶师傅，领了国营饭店的蓝布工作服，这一步改变了命运。
没多久，楼外楼接到一纸密令：中央首长将在杭州驻留，需要组建临时厨房。曲琪玉亲自点名带上韩阿富，还调来北方老师傅李锡吾、廖冰夫，三人临时拼成一支团队。众人刚到刘庄，警卫局的人只交代一句：“务必保口味，保证安全。”话不多，却字字千钧。
1953年12月一个清晨，韩阿富守着灶台，忽被叫去湖边。满头白发的领袖挽起裤腿站在浅水里，一边捞鱼一边招手：“小韩，你绍兴人？西湖醋鱼会做吧？”韩阿富忙答：“主席放心，包您满意。”毛泽东笑着说：“那就等会儿让我也尝尝高手的手艺。”一句话，把厨子心里的拘谨打散了。
午后，西湖醋鱼端上石桌，鲜亮的酱色伴着丝丝姜末，鱼肉轻拨即脱骨。毛泽东夹了一口，只点头：“好，酸里透甜，不腻。”第二天，警卫局送来调令，要求韩阿富随同返京，直接入中南海常驻。
1954年春寒料峭，列车一路北上。对于第一次离开江南的韩阿富，干燥的风沙、陌生的胡同、还有24小时值班的哨兵，样样都让人发慌。中南海的厨房规矩严得出奇：刀具要编号上锁，鸡蛋要过秤登记，连踏出小院都得请示。20天过去，他睡不惯硬板床，吃不惯面食，规矩更让人喘不过气。终于，他递交了一份请辞报告。
“怎的？嫌北方冷，就想打道回府？”曲琪玉在电话那头的声调不高，却像冷水兜头泼下。韩阿富小声回：“局长，我怕做不好，牵连大事。”对方只抛出一句：“回来可以，先写检查。”电话挂断，空气立刻凝固。
返杭后，他在楼外楼后厨干了两天，折腾不安。曲琪玉把他叫去办公室：“国家需要你，你却退缩，这像话吗？”这一席话击中了他骨子里的倔强。半个月后，他再次踏上北上的列车，心里默念：这回无论怎样，也要站住脚。
重新进海里小厨房，他自觉按规矩来。南方人的清爽菜式与北方的面点荤馔交替出炉，很快得到认可。毛泽东与他闲聊时偶尔关心一句：“天冷，晚上别忘了多铺被子。”韩阿富只道声“谢谢”，心里却像喝了口热黄酒。一次夜里加班熬粥，领袖突然推门探头：“小韩，别太咸，最近咳嗽厉害。”这一句平常的话，让他记了几十年。
中南海的餐桌并不奢华。玉米面窝头、辣椒酱、粉蒸肉，标准不过十来样。毛泽东偏爱葱蒜，菜要爆火快起锅。他常说：“菜多了吃不完，可惜。”因此每顿限六八个菜，吃光为准。厨师心里门儿清：实在想换口味的日子，做一锅雪菜面疙瘩，也能让首长胃口大开。
随行出差是常态。去钓鱼台、上庐山，一口行军灶、一只老汤罐，便解决指挥所里的伙食。一次深夜会议散后，毛泽东还在琢磨文件，韩阿富端来一盅桂花莲子羹。领袖尝了口，调侃道：“又是你这小锅头，专会哄人。”众人笑声一片，会议室的烟雾气氛顿时缓和。
1976年9月初，医疗组昼夜轮班。那夜，护士长吴旭君递来条子：首长咳嗽剧烈，需要易吞咽的流食。韩阿富用老母鸡汤打底，细火炖烂山药，撇清浮沫，撒些葱白。汤送进病房时，毛泽东费力抬手，微不可闻地说：“谢谢你，这么多年辛苦了。”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对话。
9月8日凌晨，钟声未响，京城沉睡。警卫员快步从居所跑来，低声喊：“韩师傅，首长走了。”他木然点头，抬手摘下围裙，折好，放在案板上。窗外无风，厨房灯盏却似乎一齐暗了半格。此后多年，老人每谈及那只未喝完的山药鸡汤，总说一句：两碗汤里，有一勺是技艺，九勺是岁月。
韩阿富后来告老还乡，再没踏进那片高墙深院。有人问他值不值得，他笑笑，回答轻飘飘：“做菜的人，火候对了，就是福。”短短一句，像极了他一生的炉火——不炫目，却能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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