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去世后,王冠亚一生未再娶,他说世间再难遇到像她这样贤惠的好女人!
1985年初夏,合肥市工人文化宫的放映间里,胶片噼啪作响,一幕幕黑白影像在幕布上闪回。王冠亚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厚厚的资料本,镜头里的唱段、步伐、手眼身法都是他和妻子曾经一遍遍打磨出来的。他侧过头,对旁边的年轻摄像说:“这段《王金凤》唱腔要保留原味,别改动一笔。”对方点头,“王导,您放心,绝不动她的气口。”声音压得很低,生怕惊扰了银幕上那位穿着素色长裙的女子——严凤英。
胶片的光影像潮水一样退去,放映间灯亮起,王冠亚捧着记满批注的剧本,久久不动。十七年前的情景突然涌来:1956年,在排练厅初见那位嗓音清亮的女主演,他正替南京前线歌舞团来支援排戏。烈日下的竹椅、斑驳的布景、她一句“请您指点”,拉开了二人此后十二年共舞同唱、同甘共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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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那时已是台柱,陈在桂、王金凤、女驸马,一出接一出,场场满座。可鲜花掌声并没掩去她的心事。两段失败婚姻留下一子,流言四起,她却像戏台上的花旦,笑容里藏着不动声色的坚韧。王冠亚并不介意,把孩子抱上自行车后座,转身告诉严凤英:“咱们家里再挤一点,也得给小亚留位置。”那一刻,她眼里泪光闪动,只答了句:“好。”短短两个字,如同锣鼓点子敲开新场。
夫妻档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台下的日子却并不轻松。60年代中期,“破四旧”的风声越刮越紧。黄梅戏被贴上“封资修”标签,一纸通知下达:所有传统剧目暂停,演员轮流做检讨。夏日里,他们在露天会场低头站立,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淌,晒成一身黝黑。严凤英的嗓子本就娇嫩,长期停演加上心理压力,夜里常痛到彻夜难眠。王冠亚搀着她,悄声劝慰:“熬过去,总会有亮堂日子。”她抬头看看他,只轻轻叹气,没有更多抱怨。
1968年4月初的一天,严凤英在家忽然昏厥,高烧不退。深夜,邻居敲开王家的门帮忙把人抬下楼。救护车在颠簸的旧马路上一路鸣笛,医院条件有限,军医口中“急性肝衰”的诊断像冰水泼下。清晨将近,她微弱地握住长子王小亚的手,“照顾好弟弟,听爸爸话。”这一句,便是诀别。当日拂晓,她的生命定格在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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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传出,整个剧团像被抽空了筋骨。有人守在宿舍楼口嚎啕,有人悄悄把旧戏服捧进箱子里藏好,怕在风声中连记忆也散了。王冠亚却没时间哭,他得处理丧事、安顿两个孩子,还要面对外界的各种指责与同情。有人劝他:“再找个伴吧,总得过日子。”他摆手,“这辈子,台上台下只认她一个。”话音不高,却铿锵。
三年、五年、十年,日子一页页翻,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摁进了整理、抢救妻子留下的手迹与唱段。那阵子,合肥到安庆的班车还叫“解放牌”,颠簸八九个小时,他提着录音机,挨个拜访老艺人,学唱每一句衬腔、抄录每一段锣鼓经。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说:“她还在台上唱呢,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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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带来新的风,传统戏曲被重新打量。1983年,安徽电视台计划拍摄十集《严凤英》纪念剧,主创班子向王冠亚伸出了橄榄枝。他成了艺术总顾问,每天穿梭在摄影棚和排练场之间,纠正演员手势,甚至给配乐老师哼唱拍子。有人嫌他要求苛刻,他只回一句:“她当年比我还严。”片子播出后,全国戏曲票友俱沸腾,许多年轻人第一次记住黄梅戏那股清亮甜润的味道。
2013年的冬天,王冠亚因病住进省立医院。他把住院证压在枕头底下,每天念叨的仍是剧团要办的资料展——那是他为妻子奔走了半辈子的收官心愿。病榻前,王小英说:“爸,您放心,这事我来办。”老人只是摆摆手:“别丢了你妈的唱片,比啥都紧要。”当年12月,他静静合上眼睛,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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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初夏的合肥大蜀山,草木繁盛。王小英依约把父亲的骨灰盒轻轻放进母亲身侧。两方骨灰,挨得仅有薄薄一壁。他抬头看见碑前摆着的旧门票:1958年《天仙配》首演五分钱的纸票,纸张泛黄却依稀可辨。有人悄声念起经典唱腔,“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曲调在山风里飘散,像是远方传来的回声,也像是那对伉俪在云端再度合扇对唱。
黄梅戏的舞台早已换了灯光和幕布,但严凤英的水袖、王冠亚的指挥,一直留在后辈的排练镜子里。艺术靠记录延续,也靠有人不肯放手。世人记住这位女伶的歌喉,却更该记得,漫长岁月里,有一个人把她的每一段高腔低回都细细缝进卷宗,只因当年台下那句轻声的“我只认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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