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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在榆林高新区第二小学,法治课后,乔娜和同学们交流。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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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发生一起惨案:一名男子杀害妻子和幼子,留下一个刚满18个月的女婴。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女婴在法律上成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陕北农村。
案卷摆上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乔娜的案头时,她最先关注的不是定罪量刑,而是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娃娃。“孩子才一岁半,未来的路还那么长,不能没人管。”
那段时间,她反复跟榆林市民政局电话沟通——案发在靖边,户籍在绥德,跨县协调让流程多了好几道坎。老人的丧女之痛未消,关键材料迟迟凑不齐。乔娜和同事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联系榆林市民政局启动认定程序。前后对接不下十次,救助通道终于打通。
从检十余年,乔娜累计办理各类案件300余件。从承办重刑死刑案件到守护“青葱少年”的未检检察官,转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对“人”的关切。2021年底,她带领团队打造“驼城青葱驿站”未检品牌,用一个个“拉一把”的故事,传递着司法保护的力度与温度。
让“断线的孩子”重回怀抱
靖边女婴案的救助通道,走得并不轻松。
按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需由户籍地民政部门审批。案发在靖边,一家人的户籍却在绥德,跨县协调本身就多了一道坎。更棘手的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因丧女之痛,一度不愿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等关键材料,程序就此卡住。
“那段时间,两级检察院和民政部门反复沟通,光对接就不下十次。”乔娜说着,翻出手机里通话记录——那几个月,同一个号码她拨了不下20回。2025年5月,困境儿童书面线索正式移送榆林市民政局。审批程序随即启动,孩子的抚养费、教育费有了着落。目前该案尚在二审,但救助通道已提前打通。
这不是乔娜第一次把“断线的孩子”接上生命的引线。
2020年,定边县留守儿童千千(化名)的父亲因诈骗罪获刑14年,母亲早年离家杳无音讯。千千与双目失明的祖父、身患慢性病的祖母相依为命,全家仅靠低保糊口。2023年9月,已到入学年龄的千千迟迟未能走进校园。定边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排查中发现线索。乔娜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牵头对接民政部门,完成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认定,同步为其申请司法救助金。
但监护缺位、上学无门的难题仍未彻底解决。“以祖父母的身体条件,根本无力长期保障孩子的生活和教育。”乔娜说。市县两级检察院迅速联动,主动对接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通过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凝聚专业力量共同评估监护权变更的必要性。结合孩子的生活现状、入学诉求及个人意愿,大家一致决定暂时不对其父的监护权进行变更,而将千千送入儿童福利院接受专业照料。2024年11月,千千在检察官的陪同下,推开了福利院的大门。
个案办结不是终点。“千千只有一个,但‘千千’不会只有一个。你今天把一个孩子安顿好,明天还有下一个,得让后来的人也能按着这条路走。”乔娜推动检察机关与民政部门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深度合作联动机制,在监护照料、经济救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转介帮扶等方面协同推进,促进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衔接。
“办案不能止于个案,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护航更多‘千千’健康成长。”乔娜说。据统计,2025年榆林市累计帮扶未成年人211人,救助涉案困难妇女儿童94人,发放救助金164万元。
让“迷途的少年”重回正道
“拉车门”盗窃,是近年榆林部分县区多发的未成年人犯罪——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深夜在街头挨个拽车门,偷现金、香烟,得手后挥霍一空。
2023年6月,定边县的王某某(16岁)伙同李某某(15岁)、张某某(17岁)用这种方式盗走车内现金3600元。案子到了乔娜桌上,她没有急于走流程。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张某某沉迷名牌服饰和电子产品,把盗窃当“赚快钱”的捷径;李某某长期处于事实辍学状态,把偷盗当“开盲盒”式刺激,家庭、学校的支持系统已经结构性失效;而王某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作案。
“三个孩子,三个‘病因’,得分别开方子。”定边县检察院汇报社会调查结果后,乔娜作出诊断。
针对张某某,检察机关联合社工为其定制心理偏差矫治和理财培训课程,通过模拟经营游戏引导其认识消费陷阱,在公益劳动和技能培训里建立“努力—收获”的正向认知;针对李某某,向其监护人下达“督促监护令”,明确监护职责,同时责令李某某接受专题法治教育和行为矫治课程。
而对于屡教不改的王某某,乔娜作出了批捕决定。“对于屡教不改的,该惩戒必须惩戒。”作出决定的前一晚,她翻了半夜卷宗——“不是舍不得,是得让他明白,宽容不是没有边界的。”最终,王某某被依法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这套因人施策的做法,正是未检工作分级干预机制的生动实践。定边县检察院未检团队把罪错行为划为“不良、严重不良、治安违法、触刑、刑事犯罪、重新犯罪”六档,联合11家单位细化46项职责,形成干预、矫治、惩治、帮扶的完整闭环。
针对“拉车门”暴露的治安防控漏洞,乔娜指导团队联合公安、交管、住建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排查4类23项风险隐患,推动监控覆盖、照明修复、门禁强化等措施落地。同时,盯着“辍学—失管—犯罪”这条链,团队运用控辍保学大数据监督模型,精准筛出14名事实辍学未成年人;向教育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因整改未达预期又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推动出台“四包”(即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的局领导包片、单位包校、校长包经济困难学生、教师包学习困难学生)措施,令11名学生重返校园。
截至2025年底,榆林涉“拉车门”盗窃的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下降67%。目前该市建成两所专门学校,57名罪错未成年人被送入矫治,27名结业少年回归社会后无一人重新违法犯罪。
说到这个成绩,乔娜笑了笑:“不是办案难,是说服自己难——对那些还能拉一把的,得耐得住性子。”
让“法治的种子”扎根心田
2025年10月,作为法治副校长,乔娜走进榆林高新区第二小学,为六年级学生做了一场“远离犯罪雷区”的主题宣讲。她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抛出几个贴近生活的问题:“偷拿便利店零食会有什么后果?”“帮同学‘出头’约架算勇敢吗?”孩子们争相发言,课堂瞬间“热”了。
这样的场景,乔娜并不陌生。从检以来,她精心制作法治课件,组建家庭教育宣讲团,建立法治宣传课件库,围绕校园欺凌、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保护“两法”、民法典、家庭教育等主题,带领团队开展法治进校园、进乡村、进家庭巡讲180余次,覆盖数万人。她创作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主题网课,获评全省“法治进校园”优秀网课。
但对乔娜来说,站上讲台的意义不止于此。
“以前在公诉席上,我面对的是已经犯下的罪;现在在讲台上,我想做的是让那些罪不会发生。”那天她穿一身检服,胸前的检徽压着衣领,说起公诉处的日子,她停顿了一下:“那时候卷宗里的人,都已经回不了头了。未检不一样,你多走一步,可能就有一个孩子不用走到那一步。”
这份理解贯穿在她办理的每一起案件中。今年6月,榆林检察青年沙龙围绕猥亵儿童案件开展研讨,乔娜结合多年办案经验,提出了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三大准则:不机械依赖客观证据、贴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采信言词证据、全链条综合审查案卷材料。“既要从严惩治犯罪,更要做好被害人心理疏导、隐私保护和监护帮扶,实现法理情统一。”
未检工作之外,乔娜还加入了榆林市妇联“爱心妈妈”帮扶队伍,长期结对帮扶榆阳区一名患白血病的孩子。每逢“六一”、春节,她都去看望。聊起那个孩子,乔娜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画——是孩子画的,歪歪扭扭的检察院大楼,门口站个小人,旁边写着“乔阿姨”。她说:“让孩子知道有人惦记着她,这就够了。”
采访结束,乔娜还要赶去开一个困境儿童帮扶的联席会。她拎着那个磨了边的帆布包往外走,包上别着个小牌子——“驼城青葱驿站”。
从公诉席到讲台,从办案区到福利院,从惩戒犯罪到源头预防——乔娜和她的团队正用法治的阳光,让每一株“青葱”都能向阳而生,拔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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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民主与法制时报
记 者
王镡 □刘文瑞
责 编
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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