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歌乐山那边响起了枪声。
那枪声密得跟炒豆子似的，渣滓洞的牢房被浇上了汽油，火苗蹿起好几丈高，把半边山坡照得跟白天一样。
附近村里的老百姓趴在窗户缝后面，大气都不敢出。
等火灭了，烟散了，进去收尸的人才发现，那场面根本没法看。
有的人被机枪扫死在墙角，有的人被堵在门口拿刺刀捅翻，还有的缩成一团，是被活活烧死的。
这天，离重庆解放就差三天。
就三天。
往前倒20多年，1920年，有个叫程尔昌的小商人，看中了歌乐山脚下这块地，投钱开了个小煤窑。
挖了几年，煤没见着几块，矸石倒是堆了一座山，当地人就叫它渣滓洞。
后来煤窑黄了，几间破工棚和一个半塌的矿洞口就荒在那山沟里，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1939年，军统那帮特务到处找地方关人，有个参谋路过这儿，站住不走了。
这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能进去，把路口一堵，里面的人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
军统没费多大劲就把煤窑占了，工棚改成警卫室，空地圈成放风场，矿洞最里头弄成了暗室，光线全靠原来那几个透气孔漏进来。
从1939年到1943年，渣滓洞一直在改扩建。
16间男牢，两间女牢，围墙加高了三四米，四个角各修一座岗亭，每座岗亭里架着一挺机枪。
最挤的时候，这里关了超过400人。
一间牢房也就十来平米，要塞进去二十多个人。
睡觉的时候人挤人侧着身，想翻个身都得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
地上铺的那层稻草永远是湿的，烂得发了霉，很多人皮肤溃烂流脓，看守从来不管。
每人每天就一个拳头大的饭团，里面掺了大半的谷糠和野菜，硬得能把牙硌掉。
1949年秋天，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能听见了。
国民党那帮特务知道守不住了，开始分批杀人。
9月6日深夜，杨虎城将军和他儿子杨拯中，被特务用匕首捅死，尸体上还浇了镪水。
同一天晚上，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8岁的儿子——就是后来大家叫“小萝卜头”的那个孩子，也被同样残忍地杀了。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个人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毙。
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个人在电台岚垭被处决。
11月27日下午，重庆解放的炮声已经能听出方向了。
溃败前夕，特务对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动手。
白公馆那边是把人分批押往松林坡枪毙。
轮到渣滓洞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一个一个往外押了。
特务把牢门锁死，从窗口往里用机枪来回扫射，扫完端着步枪进去挨个补枪，最后浇上汽油点火烧牢房。
说实话，这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
其实营救计划早就有了。
渣滓洞位置太隐蔽，周围岗哨又密，硬攻容易造成大规模伤亡。
被关押的人想了个内外配合的法子：推选一个代表，以假投降的名义骗取特务信任，出去后把渣滓洞的兵力部署和地形图画出来，约定时间里应外合。
我军的接应部队也派人潜伏在歌乐山附近，只等确切情报一到就动手。
计划在11月初开始推进。
联络员通过狱中内线传出了一封信，约好了面谈的时间和地点。
接应部队的人很快就赶到了约定地点，但负责接头的同志在半道上撞见了国民党溃军的巡逻队，为了躲敌人不得不绕道，原定的会面日期推迟了一天。
第二次约的时间又被一桩突发情况打断。
日子一天天拖过去，最后的会面被重新约在了11月27日。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部署了屠杀。
几百号人里，最后只有十几个人活着逃了出来。
那年秋天重庆雨下得特别长，渣滓洞的围墙被雨水泡软过一次，塌了一截。
特务逼着难友们修墙，修墙的人趁监视松懈，悄悄把墙体做成了豆腐渣——外面糊一层泥，里面填的是松土和碎砖。
机枪从窗口扫进来的时候，有人拼尽全身力气撞开了那面墙，硬是从豁口冲了出去。
现在渣滓洞对外开放，不收门票。
每年11月27日前后，总有人来送花。
有的是牺牲者的后人，有的只是看了史料找过来的普通人。
还有件小事，史料里记过一笔。
渣滓洞的女牢里曾经有人提议，说咱们连五星红旗啥样都没见过，不如自己动手做一面。
她们从被单上撕下一块红布，又不知从哪弄来一点黄纸，剪出五颗星，照着听来的描述一针一线地缝。
大屠杀之后清理现场，这面旗被找到了，烧得只剩一角。
这里面的人，多半没活着看见真正的五星红旗升起。
我查资料看到这段的时候，愣了好半天。
就差三天啊。
这帮人熬过了酷刑，熬过了饥饿，最后却倒在黎明前最黑的那一刻。
那面烧剩一角的红旗，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发堵。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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