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万件举报，94.8%是诬告：这届老师在“躺平”

同样的课堂，同样的黑板，教师的身份却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指路明灯”变成了随时可能被投诉的“服务员”。

教育部“中国教育督导”平台2025年收到涉及教师行为的投诉举报约8.3万件，同比增长23%。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5年前8个月接到128件教师举报，仅7件基本属实，不实率约94.5%。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因在直播连线中纠正一位家长——把学生之间正常的社交冲突上升为校园霸凌——就遭到举报，不得不连日写说明材料、配合调查，正常的教研工作一度停滞。

名校教授尚且耗费数月心力应对一场不成立的调查，基层教师的处境不言而喻。

从教二十年的娜娜，第一次被举报时“整个人都懵了”。举报理由是“批评孩子，把孩子比喻为动物”。领导没有告诉她具体是哪个孩子、哪位家长，只是让她自己去排查。娜娜把近期与学生所有的互动都回忆了一遍——课上对话、课下沟通——她确认自己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调查结果最终证实了这一点：她被冤枉了。

起因是一个六年级男孩因为被批评过，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希望借家长的手把娜娜换掉。一个孩子的谎言，通过家长的举报，变成了一位教师的梦魇。即便最终查明确实被冤枉，家长也道了歉，这件事仍然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上。

娜娜回忆，工作二十年来，身边同事遭遇投诉、被过度追责的情况有很多，学校的处理方式大多是息事宁人。“有些举报莫名其妙的，孩子还小，有时候说不清楚或者理解偏了都很正常，问题在于家长，他们很容易往坏处想，对老师缺乏基本的信任。”

与刚参加工作时相比，娜娜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家长对老师的要求变高了，尊重却变少了，“老师被当成服务员来对待。”

这种被“服务化”的感受，有着五年教龄的小余体会得更深刻：“学校领导处理投诉时就一句话：只要你被投诉，不管有没有错，都是你的错。”

小余被举报的理由听起来有点荒唐：家长不想让她当高年级的班主任。师范毕业后小余一直教低年级，学校安排她带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们就炸了，齐心合力想办法把她“整下马”。“工作是领导安排的，我自己其实并不想带高年级。家长们一闹，校方就让我一个人背锅。”因为有投诉，小余被暂停工作，至于什么时候能复工，她还不知道。

在社交平台上，有关老师被举报的帖子总能引来大量围观。举报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因为换条新裙子被举报“着装不合适”，有人因为放学后没及时回复消息被举报“不负责任”，有人因为表扬学生甲没表扬学生乙被举报“偏心”，有人因为排座位不符合家长心意被举报“失职”。

长春某学校政教处主任透露，每学期他要处理十余起家校矛盾，回复12345举报已成为他的工作常态。在他看来，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沟通解决，但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绕过老师，把举报当成解决问题的“首选”。

比被举报更磨人的，是“自证清白”。因为一些不实指控，老师们不得不手写情况说明，反复配合调查。

曾被冤枉体罚学生而遭投诉的欣华无奈道：“你要为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停地解释，只有冤枉你的人知道你有多冤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到‘举报’这个词我就全身痉挛，想吐。我也去看了心理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

匿名电话、家委会发言、政府信箱、12345热线，都有可能成为教师被举报的途径。面对投诉，很多学校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安抚家长、息事宁人。至于教师是否真的有错，通常是后续要考虑的问题。

拿到退休证的那一刻，@絮絮叨叨y感慨万千。从教三十六载，能平安顺利退休，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做过老师的都懂，现在当老师太难了。我教了一辈子小学，临退休那几年，心里就一个想法：别惹事、别多事，安稳收关就行。但老师这职业干久了，责任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放下。”

她班里有个女生，父母离异，跟姑姑一起生活。孩子有天赋，但自律差。老师盯紧一点、管严一点，成绩就好一些，反之则下滑。私下里，她找女生聊过很多次，女生上课不认真、敷衍了事的时候，她也会当众批评。但每次批评完，她又会犯合计：“我天天提醒自己：快退休了，千万别较真、别给自己惹麻烦。管轻了，孩子不听、没有长进；管重了，孩子玻璃心、容易出情绪问题，老师随时可能要背锅、甚至被投诉。现在教书，早已不是怕辛苦，而是怕负责任、怕被误解、怕好心办坏事、怕无端惹一身麻烦。每说一句话，我们都要反复斟酌，每一次批评都要拿捏分寸，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一边拼命透支身体、坚守岗位，一边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上是非——这是当下很多一线教师的真实处境。

刚入行那些年，欣华也曾暗下决心，要做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她出生于教师世家，爸爸妈妈、姥姥姥爷都是老师。对那时的欣华来说，站在讲台上不仅是一份职业，还是一种传承。“好学生其实很好带，课上、课下作业都能很快完成。所以，我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相对‘落后’的学生身上，督促他们进步。我是真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所有孩子都变得更好。但自从被举报、被冤枉之后，我心寒了，不想再管那么多了。”

以前看到学生打架，欣华会单独找他们聊天，了解前因后果，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现在，她会直接打电话给家长，让双方家长自行解决，“我怕我管了之后，其中一方家长投诉我‘偏袒’。”

从主动介入到退避三舍，这种“防御性教学”正在悄悄改变课堂生态。

“自从被举报后，我这个老实人也不敢管孩子了。操心越多，越不讨好，到头来只剩内耗。”娜娜说。

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在接受《中国教师报》专访时曾指出，当下教师正面临身心疲惫、关系困境、责任过载等多重压力。相关分析也表明，家校沟通困境与责任边界模糊，是一线老师们心理负担的重要来源。当教师频繁遭遇不实举报，而学校又倾向于“息事宁人”时，他们面对问题学生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我该怎么教好这个孩子”，而是“我管了会不会被投诉”。

《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9.09%的教师认为自身存在抑郁、焦虑倾向，21.04%的教师明确存在相关症状，这一比例远超全国成人精神障碍平均水平。河南针对5.7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更显示，焦虑问题检出率高达57.78%，17.82%的教师存在抑郁风险。

在娜娜看来，长期处于容错率低、动辄被投诉的工作环境，教师很容易失去初心，选择得过且过。

家长维权意识的提升，本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当举报老师成为习惯，甚至成为要挟的手段时，受伤的或许不只是老师，还有整个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