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塌房了吗

近日，多年来广受喜爱的年代剧《父母爱情》，被网络舆论贴上了“三观不正”的标签。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这部播出已逾十年的经典影视作品被逐帧解读、逐人审判。一时间，温情家庭剧成了有的网友口中的“吃人录”，弹幕里充斥着“细思极恐”“滤镜碎了”的惊呼。对此，有人表示，观众开始关注那些长期被忽略的边缘角色，追问他们的处境，是认知视角更加多元的表现。也有观点认为，用今天的尺子丈量昨天的故事并不公平。

不只《父母爱情》，法海被共情为“尽职尽责的打工人”，祝英台没选家世相当的马文才被说成是“恋爱脑”……一部部承载几代人记忆的影视作品在“颠覆式解读”中掀起热议。有网友感叹，老剧过时了，槽点太多，经不起深究了。不禁要问，这些曾经打动人心的作品，真的经不起今天观众的审视吗？我们又该如何与它们对话？

电视剧《父母爱情》截图 图源：“CCTV电视剧”微信公众号

一

《父母爱情》的争议，源自男主江德福的农村原配张桂兰，一个几乎没有台词的配角。在江德福的讲述中，张桂兰不守妇道，他才离婚再娶。

但新一代观众跳出主角滤镜后认为，整部剧没有给张桂兰半句辩解的镜头，所谓真相需要打上问号。有网友还通过推算时间线发现，江德福离家五六年杳无音信，一个被包办婚姻困住的农村女性，在艰难的生存境地下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剧中三位主要男性角色，全部迎娶了城里女性。有网友认为，农村原配女性常被贴上粗俗、见识浅薄的标签，与优雅体面的城市女性形成刺眼的阶层对比，由此暴露出叙事背后隐藏的阶层优越感。有的直言，“以前光顾着嗑糖，现在扒开温情滤镜，发现都是雷区”。

平心而论，如今不少观众开始关注并心疼张桂兰、王秀娥这些主线剧情之外的农村女性角色，追问“代价由谁承担”，这说明大家的人文同理心和社会公平意识在增强。好的作品之所以经得起反复看，往往正是因为它在人物命运叙事上的留白，让一代代观众能从中不断获得新的发现、新的理解。

但问题在于，几十集的完整故事被压缩成几个最具争议的切片，“重新审视”大多变成了“贴标签”，“共情配角”也变成了“审判主角”。带着过于强烈甚至偏颇的眼光去审视一部作品，终究很难走进作品的内里。就像给江德福贴上“渣男”的标签，却无视他跨越数十载包容呵护家庭的完整人生轨迹；《渴望》里的刘慧芳被说成“失去自我的圣母”，却忽略了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女性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真实挣扎。一旦一部好作品脱离完整的艺术结构和时代背景，而沦为制造争议的“话题由头”，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温度，就可能在标签与切片中被稀释。

说到底，《父母爱情》没有“塌房”，变的是一代代观众看它的方式。所谓“塌房”，不过是不同时代的目光在同一个故事上相遇时，自然产生的碰撞乃至错位。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如何与这种碰撞相处。

电视剧《父母爱情》截图图源：“CCTV电视剧”微信公众号

二

要回答“如何相处”，首先得弄清楚碰撞因何而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从广受好评转为争议不断？

有的是将现实经验投射进作品。一些老作品所传达的价值理念与生活逻辑，与今天的现实语境已出现明显断层。就像《父母爱情》里的很多农村妇女，没有像安杰那样的“正经工作”，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这与当时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分工有较大关系，是那个年代真实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可放到当下，不少年轻观众对此难以理解。还有的把《西游记》解读成职场厚黑学，是因为“打工人”在师徒关系里看见了自己的憋屈。文艺作品本就是现实的镜子，观众从中读出对自身处境和社会现象的新思考，这是好作品常看常新的重要原因。可倘若解读完全困于个人单一视角，只用自身经验裁剪文本、忽视作品所处的时代语境与多重人物立场，便容易陷入片面化评判，难以完整把握一部好作品丰富立体的思想内核。

有的是对流量的刻意追求。在解读老作品的创作赛道里，平和中正的解读往往难以激起水花，于是“以颠覆吸眼球”便成了一些创作者的功利选择。比如，有的博主将江德福简单概括为“抛弃糟糠之妻的特权阶层”，将全剧定性为“升官换妻实录”，反而能收获比常规解读更多的关注量。在这种“越有争议、流量越高”的算法逻辑之下，一些创作者不再关心作品的真实内核和完整逻辑，只要找到一两个能刺激情绪的“爆点”添油加醋，便能拼凑出一道看着可口的精神速食。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将一些老作品异化为挑动情绪、激化对立的台本，几番阴谋论推断和激情输出后，对很多作品都近乎一致地得出“全员恶人”之类的粗浅结论，最终只留下一堆内容废墟和思考上的荒芜。

有的是为从中收获“解构快感”。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提出“作者已死”，主张读者对作品拥有充分的解读权。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很多读者、观众正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这一主张。他们不愿一味接受预设好的叙事设定，而是希望在老作品中打捞属于自己的发现。比如，《甄嬛传》中的安陵容曾被贴上“阴狠毒辣”的标签，如今却被更多观众视为草根奋斗的励志人物，带着在深宫倾轧中身不由己的悲剧色彩。类似解读让角色从扁平化的“反派”符号中走出来，变得有血有肉，丰富了观众对作品的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解读通过预设立场甚至杜撰桥段来达成自己的“审判”，便失去了与作品对话的诚意；在解构中刻意模糊善恶边界，还容易使部分群体的社会价值观出现虚无主义的倾向。

电视剧《甄嬛传》截图图源：“CCTV纪录”微信公众号

三

颠覆式解读，既是对老作品的重新审视，也折射出当下文化消费中的价值迷思。从这场解读碰撞的热潮中，笔者有三句话想说。

解读不是道德审判。如今很多颠覆式解读，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作品里的人物必须三观端正、行为无可指摘，否则就该被批判。但文艺作品意在呈现真实的人性、困境与选择，从而让我们看见复杂、理解他者、体谅不同处境下的具体的人。就像《父母爱情》里的江德福有时代的局限，安杰也有一些性格缺陷，但正是这些“瑕疵”才让角色像活过的人，他们在生活中的彼此磨合、互相体谅，更让我们从中读懂人生、吸取教训、启迪成长。正如有网友说，我们读一个故事，不能只盯着某一段冲突，更要看到角色的成长。

解读不能断章取义。好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经得起反复叩问。但叩问要有章法，有依据的发现靠的是扎实的文本细读和严密的逻辑推演；而信口的解读往往只取一隅、罔顾整体，听起来新鲜，实则经不起检验。如有人认为《父母爱情》有丑化农村妇女之嫌，但看过全剧便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有些咋咋呼呼的农村妇女，虽与优雅娴静的知识女性有着明显差别，却有着善良热情的性格底色，在形象塑造上同样鲜活丰满。好的作品往往“千人千面”，有不同看法是常态，但如果解读失去基本的是非观念，甚至美化违法犯罪，就不再是对作品的尊重了，更可能消解社会大众对公序良俗的基本共识。解读如潮，这时最可靠的办法，或许只是回到原著、回到作品本身，自己去读、自己去判断。身处信息爆炸、节奏匆忙的日常，保持完整的阅读、观看体验，本身便是一种清醒的选择。

解读不可脱离背景。影视作品是特定时代社会风貌、制度环境与大众生存状态的艺术缩影，其剧情设定、人物选择与价值表达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特征。因此，解读影视作品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不能用当下的价值观和社会标准去苛责过去的作品与人物，否则只会造成解读错位。比如，《大明王朝1566》中，像海瑞这样为国为民的清官，在见证了吏治腐败的现状后，却仍将改革希望寄托于“君父”，这在现代部分观众看来或许匪夷所思，却忘了封建王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系下，士大夫阶层必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解读影视作品，应回到作品所处的时代环境，辩证看待剧情与人物，才能精准捕捉作品的现实意义与艺术价值。

每一次对作品的重新解读，都是一次与文本、与自己的对话。好作品应经得起解读，但这份开放性应当建立在尊重和理性的基础之上。所有的文艺作品或许都不尽完美，通过这样一部剧，我们应该更多去了解那一个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事物，以此去感受中国社会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而不能动不动就以现在的审美、眼光、社会意识观念去批判和否定。愿我们都能保持这一份理性与包容。

（来源：浙江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