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爱--人在低谷的时候，要么沉沦下去，要么爬起来重新做人。

人在低谷的时候，要么沉沦下去，要么爬起来重新做人。龚岩偏偏是那种既不沉沦也不爬起来的人，他就那么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地混着日子。伤好了以后，他倒是没有再搞那些危险的玩意儿了，但是别的恶习一点没改，甚至还变本加厉了。

他喝酒喝得更凶了。以前只是偶尔喝一次，现在几乎是天天都要喝，不喝就浑身难受，手都发抖。九伯九娘不敢不给他喝，每次赶集都要给他买几瓶酒回来。没有好酒就喝散酒，反正只要是酒就行。

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以前只是顽劣，现在加上了一条阴狠。看谁不顺眼就骂，骂不过瘾就动手打。他虽然少了一只手，但打起人来比两只手的人还狠，抄起什么就用什么，板凳、铁锹、扁担，什么都敢往人身上招呼。村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谁也不想跟一个不要命的疯子较劲。

九伯九娘想管也管不了了。都二十多岁的人了，个子比他爹还高半个头，发起脾气来眼珠子都是红的，谁敢管？九伯试过几次，每次都是被儿子摔盘子砸碗地赶出去，有一次龚岩喝醉了，拿着菜刀追着九伯在院子里跑了三圈，吓得九娘跪在地上给儿子磕头。从那以后，老两口彻底死了心，随他去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龚家村。包产到户的政策下来了，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生产队名存实亡，大锅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政策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好事，自己的地自己种，多劳多得，不用再看着队长的脸色过日子了。可对于九伯家和刘老四家来说，这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生产队没有了，会计这个职位也就没有用了，九伯手里那点权力一夜之间化为了乌有。以前有人求他办事，给他送这个送那个，现在谁还理他？他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了，不下地干活就没饭吃。

刘老四的日子更不好过。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威风惯了，一下子什么都不是了，心理落差太大了。再加上他当队长的时候得罪了不少人，现在大家都翻身了，有些人就明里暗里地找他麻烦。刘老四受不了这个气，没几年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大半年，人就没了。

九伯家的日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以前在大锅饭的时候，他家最肥，顿顿有肉吃，现在地分到了各家，他家那几亩地跟别人家的也没什么区别，都得靠自己一锄头一锄头地去种。九伯当了半辈子会计，哪里会种地？九娘也是常年不干农活的人，两个人的劳动能力在村里都是倒数的。别人家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他家的地里杂草比苗还高，收成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龚岩这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农村，这个年纪的男人早就该成家立业了。村里跟他同龄的人，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是龚岩的婚事却一直没有着落。

不是没有人操心，媒人跑了好多趟，光是九娘托的人就不下十个。可是方圆几十里的人家，一打听男方是龚家村的“一杆锤”，头都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开玩笑呢，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缺了一只手、脾气暴躁、嗜酒如命的混世魔王？那不是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吗？

有一回，媒人给介绍了一个邻县的姑娘，家里穷得叮当响，姑娘本人长得也一般，还带着点轻微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有点跛。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应该不挑了，可是人家父母来龚家村一打听，回去就把媒人骂了一顿，说你就是想坑我们，那种人也能嫁？给他当媳妇怕是活不过三年。

媒人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九娘，九娘气得够呛，可是又没办法反驳。她儿子确实就是这么个名声，人家说的也没错。

这桩婚事没成，龚岩倒是没什么反应，他似乎对娶媳妇这件事本身就不怎么上心。可是九伯九娘急啊，他们老两口年纪越来越大了，两个女儿早就嫁到外村去了，过年过节才回来一趟，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他们指望着儿子能娶个媳妇，生下孙子孙女，给自家传宗接代，自己老了也能有个人照顾。

可是急也没有用，龚岩的条件摆在那里，实在找不到愿意嫁进来的姑娘。

时间来到了八三年。这一年龚岩二十九岁，在农村已经属于大龄剩男了，基本上属于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的那种。九伯九娘几乎已经绝望了，开始做好儿子孤独终老的心理准备。

可是龚岩自己却不这么想。他忽然有一天跟九伯说，他想买一台电影放映机，去给人放电影挣钱。

这个主意让九伯九娘又惊又喜。惊的是电影放映机不是便宜东西，一台得上千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喜的是儿子终于肯干点正经事了，放电影虽然不算多体面的工作，但好歹是个正经营生，总比他天天喝酒打架强。

九伯咬了咬牙，把给儿子攒了多年的娶媳妇钱拿了出来，又从两个女儿那里借了一些，凑够了一千二百块钱。龚岩拿着这笔钱去了南阳城里，买回来一台旧的十六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几盘拷贝。这些拷贝都是些老片子，《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之类的，虽然老了点，但农村人看个新鲜，也不挑。

就这样，龚岩开始了他的电影放映生涯。他骑着自行车，后座上驮着放映机和拷贝，走村串乡地去放电影。那个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一个村能放一次电影，那简直就是节日般的盛事。男女老少都早早地搬着凳子去占位置，小孩子们更是兴奋得满场乱跑，等着天黑银幕亮起来的那一刻。

龚岩放一场电影收十几二十块钱，一个月能放十场八场的，收入比种地强多了。他学会了操作放映机的那一套流程，挂银幕、架机器、调焦距、换拷贝，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他硬是练出了一套独特的操作方法，动作麻利得很。尤其是换拷贝的时候，他那只断腕夹着拷贝盘，好手操作机器，咔咔咔几下就换好了，那动作麻利得让人都忘了他是个残疾人。

有了收入，龚岩的腰杆又硬了起来。他开始给自己置办行头，买了一身料子衣服，一双皮鞋，还给自己配了一副墨镜，骑在自行车上，嘴角叼着烟，那派头像极了旧社会的公子哥儿。村里人见了都说，一杆锤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了。

九伯九娘看到儿子终于有了正经事做，整天提着的那颗心也稍微放下了一些。老两口寻思着，儿子有了稳定收入，也许就会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了。九娘又开始托媒人四处张罗。

然而龚岩挣来的那点钱，却并没有存下来多少。他是那种今天挣十块，明天就能花光十一块的人。每天必须有酒有肉有烟，一顿吃得不舒服就要发火。九伯九娘已经老了，没有劳动能力了，家里的开销全靠龚岩放电影的收入。可是龚岩从来不考虑这些，他挣的钱第一个是给自己花，有剩下的才轮到他爹娘。有时候一连几天没有放映的活儿，手里没钱了，他就朝九伯九娘要。老两口哪里有钱给他？他就摔盘子砸碗，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有一回九娘实在没办法了，偷偷把自己出嫁时陪嫁的一对银镯子拿去卖了，换了点钱给儿子买酒喝。九伯知道后，老两口的眼圈都红了，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那是他们亲生的儿子，是他们从小惯出来的宝贝疙瘩。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如果那也能算是转机的话。

那些年，人贩子在豫西南一带活动得很猖獗。他们从四川、贵州、云南那边的偏远山区拐骗妇女，然后卖到河南、安徽、山东等地给娶不起媳妇的光棍当老婆。政府虽然一直在严打，但架不住市场巨大，屡禁不止。

九伯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个门路，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整整两千四百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回来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阿秀，四川达州人，说是被人贩子以介绍工作的名义骗出来，辗转千里卖到河南的。阿秀长得不算好看，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黑，脸上有一些雀斑，但五官还算端正，看着干干净净的。年纪也不大，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一双眼睛里满是恐惧和茫然。

龚岩看到这个女人，第一反应是嫌弃。嫌她个子矮，嫌她皮肤黑，嫌她脸上有斑，嫌她土里土气。反正就是看不上眼。九娘在中间劝了又劝，说你看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能找到媳妇就不错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好歹人家也是个黄花大闺女，比你小十来岁呢，你还想怎样？

龚岩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再说什么。他大概也知道，以自己的条件，想找更好的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于是也就默许了这桩婚事。

没有办婚礼，没有摆酒席，只是请了本家的几个长辈吃了一顿饭，这就算把婚结了。阿秀就这么成了龚岩的媳妇，成了九伯家的儿媳妇。

刚开始的几天还好，龚岩虽然对阿秀不怎么热情，但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没过多久，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喝了酒回来，动不动就打阿秀，有时候是因为饭做得不合口味，有时候是因为阿秀说错了话，更多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理由，他就是想打人。

阿秀挨了打，也不敢反抗，只能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哭。她一个女人家，被人贩子卖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举目无亲，语言都不太通，她往哪里跑？她又能跑到哪里去？村里有人看不过眼，私下里劝龚岩别打媳妇了，龚岩不但不听，反而骂别人多管闲事。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阿秀嫁给龚岩的第二年，生下了一个男孩。九伯九娘高兴坏了，老龚家终于有后了！他们给孙子取名叫龚小宝，希望这孩子平平安安地长大。小宝长得像阿秀多一些，皮肤偏黑，眼睛大大的，挺可爱的一个孩子。

有了孩子，阿秀的日子却没有变得好过。龚岩对她的打骂一点都没有减少，甚至因为孩子哭闹吵到了他睡觉，连孩子都挨过他的巴掌。阿秀抱着孩子，身上的伤一层叠一层，心里的绝望也一层深一层。

小宝三岁那年，阿秀终于受不了了。一个深夜，她趁龚岩喝醉酒睡得死沉死沉的，偷偷地收拾了几件衣服，亲了亲睡梦中的小宝，然后悄悄地打开门，消失在了夜色中。

第二天早上龚岩醒来，发现阿秀不见了，他先是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然后跑到村子周围去找，最后又跑到公社去报失踪。可是阿秀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是回四川了，也有人说是在半路上遇到了人贩子又被拐到别处去了，还有人说她跳井自杀了。谁也说不清楚，反正阿秀就这么没了。

换了一般人，媳妇跑了，总要出去到处找一找吧？可是龚岩不去找，他说跑了就跑了，正好省了粮食，他还看不上她呢。九伯九娘心里苦，可是也不敢说什么。阿秀跑了，小宝就得他们老两口来带。九娘每天又要做饭又要带孩子，六十多岁的人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龚岩倒好，该放电影放电影，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跟没事人一样。有时候小宝哭着要妈妈，他就朝孩子吼一声，把孩子吓得直往奶奶身后躲。(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