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米歇尔的家庭风波与瓦格纳牵出的“Master案”，都在说明这个国家是如何运转的。在博索纳罗家族这场喧闹风波中，可以看到巴西保守派政治力量的一套新布局。沃尔卡罗案则暴露出联邦最高法院、金融界、政界以及权力实际运作中的种种痼疾。
本周的一个政治话题，是米歇尔·博索纳罗发布的视频。这段视频在保守派阵营内部又掀起一场风波。在这场胶着的选举中，它可能具有现实影响，因为这可能分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选票。此外，米歇尔未来可能获得比现在更大的政治位置，这既因为她在博索纳罗这个并不寻常的家族中的地位，也因为她在福音派舞台上的号召力。她在线上具有高效的传播能力，也拥有真实存在的动员力量。
如今，哪个全国性政治人物还会走遍全国去组织基层单元，而且主要面向女性，并由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政治指挥委员会来运作？左翼还有哪些全国性领导人——几乎已所剩无几——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数字化组织能力，并在现实政治动员中聚拢支持者？
即便不认同米歇尔所说的话，也应当注意她在做什么：她正在推进一项让右翼扎根设防的计划。她与博索纳罗家族之间的争执之所以具有“流行性”，正在于它混合了八卦、肥皂剧、家庭争吵、真人秀以及网红之间的龃龉，而这些恰恰都是巴西社会极易投入情绪的内容。
本周另一个话题是雅克斯·瓦格纳。这件事同样带有耸动效应，尤其因为它又成了左右两派互相记“乌龙球”的材料：双方都因与帮派式网络发生牵连而受损。不过，“Master案”远不止如此。带着一点讽刺地说，它更像是统治阶层世界中的一个“总体社会事实”。
本周更明显的一点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大法官至少有意控制针对丹尼尔·沃尔卡罗案件造成的损害，这既出于个人利益，也与他们在国会中的联盟有关。类似情形并非首次出现。人们此前已经见过那种“大和解式安排”：它最终埋葬了“洗车行动”，或者更重要的是，埋葬了有关经济精英上层系统性腐败的证据，而这些腐败远不止涉及劳工党。
“洗车主义”曾经包含很多面向。它既有程序欺诈的一面，也是终结劳工党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但它也是对一个腐败且封闭、难以撼动的政治体系的反抗之一。
它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在于，在卢拉主义和劳工党执政模式受到暂时压制后，传统的权术政治重新占据了腾出的空间。本世纪卷入腐败最深的一些政党，如自由党和进步党，在雅伊尔·博索纳罗执政时期进入权力中心。随后，它们利用行政权削弱的局面，攫取更多资源——包括基金、议员拨款和企业输送的利益——扩大议会席位、地方票仓以及为经济权力集团提供服务的能力。这种情况还可能再次发生。
“Master案”同样是在试图把某种可以称为“契约式腐败”或“熟人式腐败”的做法正常化：以合同形式进行带有腐败色彩的游说，把带有犯罪性质的利益输送称作“友谊”。沃尔卡罗和从右翼到左翼的政客，都是这样为他们之间的纠葛辩解的。
这起案件也暴露出金融犯罪的制度化。“Master”利用的是一整套体系：金融科技公司、秘密且带有欺诈性质的基金、粗放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对这一切缺乏有效监管工具。国家之所以无力应对，既因为监管被俘获，也因为资源没有配置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这一体系至今仍然存在，仍在重组，并处于多种非法运作的核心：派系组织活动、逃税和资本外逃、腐败政治资金、违禁品走私、武器交易、燃料、黄金和木材非法贸易，以及土地侵占和毁林等。
透过“Master案”这面放大镜，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衰败、右翼中间集团重新坐大、企业对国会的收买、犯罪活动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合同形式“租用”权势人物、熟人式腐败，以及自201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大交易和政治性打压模式。“Master案”，甚至米歇尔的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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