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7：嵇康的绝唱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魏晋时代的名士，这是第七篇。

上一篇提到过，魏晋时代的名士，用“清谈”作为社交学术交流，品评人物和朝政的手段；同时，清谈也是展现自己名士风度的重要载体和生活方式。

那么，清谈是什么呢？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清谈是一种名士学阀之间装模做样，故弄玄虚的表演，用于展现其门第身份，但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清谈是一种名士之间探讨玄学，品鉴人物，评议时政的社交活动，仪容风度和修辞并重，有一人主讲，众人提问，两人或多人对谈辩驳等形式。

由于当时佛教信仰已经逐渐从印度传来，所以也吸收了印度佛教中辩经活动的成分。所谓“玄学”意思是，这是一门玄远高深的学问，同时也是一种推崇老子，庄子道家的哲学思潮。它诞生的原因，除了曹魏和西晋时代的政治高压，社会动荡，也有原本的儒学经典难以满足儒家知识分子解释世界等原因。

同时，清谈之所以听上去玄而又玄，是因为在司马氏当政的残酷高压下，士人们只能将自己的政见，隐藏在晦涩的抽象表达里，并非单纯逃避现实。

听起来有些恍惚是不是，那接下来我就随手为你举几个魏晋名士“清谈”中的主题：

比如，世界的本源，是“有”是“无”？名教（也就是社会管理秩序）与自然天性，孰轻孰重？

再比如，才能和道德，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尤其最后一个，才能和道德，到底是啥关系？是该合在一起看呢，还是要分开看？这在当时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叫“才性论”。

其中可以分为四种关系，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合，才性离以及才性异。听着有点绕不是？

我来给你解释，才性同就是说，才能和道德本质是一回事；才性合，就是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把才能和道德放在一起综合来看。相反的一方，主张的才性离，和才性异，意思就是才能和道德要分开看，而且两者不是一回事儿。好比一个人，即使他道德败坏，也可以任用他的才华。

这个话题到底有什么意义，它的现实指向在哪里呢？

在当时，根据名士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他们也被分为两个阵营，而这种思辨上的立场不同，恰恰也和名士们的政治“站队”非常契合——主张才性合、才性同的，比如尚书傅嘏、钟会，都是专权得势的司马氏的心腹；而力主才性离、才性异的李丰、王广，却都站在同情曹氏、反对司马专政的一方。

王广的父亲，老臣王凌，当时为扬州都督，镇守淮南，他甚至还准备兴兵起来，反抗司马懿。当然那次起兵失败了，后来兵败被司马懿所杀。

而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在整体上，也是偏向才性离、才性异的。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偏向反对司马氏，而同情曹魏的立场。

所以，稍微深入挖掘一点历史，就会发现，名士们看起来是在谈才能、道德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在表达政治观念。在曹魏时期，前述所有的玄学议题，都对应着强烈的现实政治立场。

比如，一个人主张世界本无；那么，可能对应在政治中，就会强调顺其自然，统治者不要管那么多，要顺从人性，不要有那么多的道德、礼法的约束。

反过来，一个人如果主张，世界的本源是“有”，那就可能会主张，统治者要积极管理，重用礼法秩序，以孝治天下。

所以，著名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曾一阵见血地指出：“曹魏的清谈，其实是政治问题，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

所以，对于和自己政见不同，用各种方式消极反抗的名士，已经逐渐独揽大权的司马氏，也不能不加以关注，方法包括利用暴力进行肉体消灭或震慑、制度性吸纳，以及符号性、象征性收买。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一个人，那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名的两位——嵇康与阮籍。

嵇康抚琴

嵇康，字叔夜，祖先是会稽人，后来搬迁到今天安徽宿县。嵇康从小聪慧过人，既通晓音律，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玄学家和诗词创作家。

《世说新语》上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首先在外表硬件上就卓尔不群，同时品格孤傲，特立独行，主张崇尚自然，对司马氏推崇的儒家名教采取了激烈批判的态度，可以说是当时名士标准模版，风格拉满。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其家族世代文人辈出；他的父亲阮瑀，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学生，同时也是文学名士团体“建安七子”的成员。而阮籍自己呢，天赋异禀，性格早熟，从小精通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还善于弹奏古琴。

“竹林七贤”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就是因为嵇康选择隐居在山阳，也就是河南焦作市修武一带，而恰好山涛，向秀等名士也在附近生活；所以，以嵇康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名士生活圈。

这七位名士在社交生活中，也有不少放诞出格的趣闻，比如：阮籍有个特殊本领，就是眼珠转动幅度较大，可以把自己的眼眸彻底翻起，只留一双白眼。与人社交时，如果来者是阮籍鄙视的人，那么阮籍就以白眼对之；反过来，如果是品性才气值得尊敬的人，阮籍就会以黑色的眼眸正视；这就是成语“青眼有加”的来历。

再比如，七贤中的刘伶，生性放达，嗜酒如命，经常手持酒壶，乘车出游，让仆人拿着锄头跟着，吩咐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地挖坑把我埋了吧！”

然而，竹林七贤的逍遥社交生活，维持了不到十年，因为曹魏国内政局日益动荡，司马氏的夺权行动逐渐加剧：从高平陵事变，到淮南三叛，天子曹芳被废，名士夏侯玄被杀等一系列事件，预示着腥风血雨的来临。

到了司马昭上台之时，更是一本正经地宣布把推崇名教，“以孝治国”和“以礼治国”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激发了名士们更加激烈的反抗与鄙视。

阮籍甚至公开宣布“礼教岂为我辈设耶？”翻译成白话就是：虚伪，束缚人真情实感的礼教，难道是为我们这些敢于流露真性情的人设置的吗？可谓振聋发聩，回响千年。

当然，这种公开的非暴力不合作宣言，让掌权的司马氏无比憎恶，于是对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下达了一道残酷的屠杀令，罪名与曹操安在孔融头上的类似，依旧是“言论放荡”与“不孝”。

而临刑前，嵇康用琴弹奏《广陵散》的传说，更是为这位魏晋名士的传奇生涯，写上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

《广陵散》绝唱

据说，《广陵散》乐曲，本意是歌颂战国时代舍生取义的刺客聂政；于是，这就和反抗司马氏最终从容就义的嵇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嵇康弹奏此曲的含义，既是表明自己独立反叛的姿态，也是在哀悼朝野上下，再也没有反抗司马氏暴政的声音。

嵇康一死，竹林七贤的其他人，就产生了分化。阮籍的性格比起嵇康，更为内向柔弱，所以他在司马氏手下担任“从事中郎”的官职，也就是丞相，大将军等最高掌权者的顾问一职，地位崇高但没有实权。

另外，263年司马昭自封晋公后，阮籍还被迫撰写了劝进文，承认了自己司马昭拥戴者的角色；为此，阮籍甚为痛苦，完成后几个月，就郁郁而终。

可以说，嵇康是被司马氏暴力消灭，而阮籍是被象征性的赎买。“士人之道”虽然被迫屈从于司马氏的“势”，但这场失败的反抗，却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隽永的一幕。

总体而言，东汉到魏晋时期，由于儒学的兴盛，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官僚，也就是士人群体的蓬勃发展，也让他们对于政治舆论，有了显著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士人领袖的社交舆论来展现，也必然与传统的专制皇权，产生冲突与摩擦。这个历史社会大背景，就是魏晋名士群体得以大放异彩的基础；同时，由于政治斗争的激化，以及曹魏，司马氏政权的残酷高压，士人对于皇权专制的批评，必然以一种隐晦，私人的方式进行，清谈与其他名士的特立独行，也由此诞生。

在皇权垄断一切，尤其是武力的时候，士人的反抗无法采取“直面硬刚”的方式。

不仅如此，魏晋名士用他们的风流和狂放，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现实中的“势”与自己内心坚守的“道”产生冲突时，人到底该如何自处和生存？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如何安顿内心？

这，其实是摆在每个人面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当然，到了后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玄谈，就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色彩，逐渐变成纯粹的思辨，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非但如此，由于两晋门阀崇尚玄学，所以玄谈反而成为获得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