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重庆一对母子受邀访朝，金主席：我找了你50年！

1994年5月6日晚间，一列国际列车开进平壤火车站。站台上人不多，几名朝鲜工作人员站在灯下等着。他们接到通知，今晚有两位中国客人到达。

74岁的胡真一由儿子王辽宁扶着走下车厢。她个子不高，一头白发，穿一件深色外套。这是她第一次到朝鲜。

接站的人快步走上前，把一部移动电话递给她。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对方说的是汉语：“老战友，欢迎你来朝鲜！”

胡真一拿着电话，没有马上开口。这个声音她认得，可是有五十年没听过了。打电话的人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金日成在电话里讲：“我找了你五十年呀！”

这次通话本身就是一次破例。金日成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多年，极少主动给外国人拨打电话。这次他不但打了，还用汉语聊了好一阵。接站的人对胡真一讲，金日成同志已经安排好一切，请她先去宾馆休息，第二天再正式见面。

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轿车接上胡真一母子，开到平壤市区一处接待场所。车停稳的时候，金日成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他八十二岁，身体还很硬朗，穿一件深色人民服。看到胡真一下车，金日成紧走几步迎上来，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

“老战友，你来了。”金日成说。

“我来了。”胡真一说。

两个老人面对面站着，看了好一会儿，眼睛都湿了。他们上一次见面是1945年。那年金日成三十三岁，胡真一二十五岁。

胡真一站在平壤的土地上，脑子里翻起来的却是五十多年前的事。

胡真一生于1920年，老家在辽宁省凤城县。凤城靠着辽东山地，胡家是种地的农户，靠几亩薄田过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很快占了东北全境。凤城成了沦陷区。日本人到处抓壮丁修工事、挖矿、伐木。胡真一的二哥也被抓走，给日军修建军事工程，不久后被杀害。家里人后来才打听到这个消息。

这一年胡真一十六岁。

1937年，十七岁的胡真一做了决定，加入抗日队伍。她找到了活动在吉东一带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随后被编入第五军妇女团。

抗联的生活非常艰苦。日军经常发动“讨伐”，部队常年藏在山林里打游击，缺粮食，缺衣服。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战士们也只能在野外宿营。妇女团的战士一样要行军打仗，胡真一没多久就学会了用步枪和手榴弹。她话少，做事利索，战友们对这个从凤城来的姑娘印象很好。

胡真一在抗联第五军认识了柴世荣。1938年5月，两人结为夫妻。

柴世荣生于1894年，比胡真一大二十六岁。他是山东胶州人，小时候随家人闯关东，落脚在吉林和龙。九一八事变之前，柴世荣已经是当地出名的猎手，枪法准，山林经验足。

事变后他拉起一支抗日队伍，1934年率部加入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1937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正式编成，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1938年初周保中调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后，柴世荣接任第五军军长。

第五军的活动范围在吉东八县，这八个县是宁安、穆棱、勃利、依兰、方正、宝清、富锦、桦川。柴世荣带着部队在这些地方伏击日军运输队、炸铁路、拔据点。日军悬赏他的人头，价格开到了六万大洋。

同一时期被悬赏六万大洋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金日成。金日成比柴世荣小十八岁，当时担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活动区域挨着第五军。

为了躲开追捕，柴世荣留起了大胡子，金日成剃光了头发。两人碰面的时候，一个大胡子，一个光头，都忍不住笑了。

胡真一嫁给柴世荣以后，跟着部队走。她第一次见到金日成，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金日成和柴世荣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末期。那时候柴世荣在和龙当猎户，金日成还是个少年，两人因为抗日活动认识。此后十几年，两个人从上下级变成了好朋友。柴世荣曾经冒着风险，从日军手里救出了金日成手下被俘的七名战友。金日成一直记着这件事。

1939年，日本关东军加大了对吉东地区的“讨伐”力度，抗联部队伤亡很大，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主力按照计划向北满和苏联境内转移。

柴世荣带着第五军剩下的人渡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金日成所部也撤到了苏联。两家人被安置在哈巴罗夫斯克，住进了同一栋木屋。胡真一和金日成的妻子金正淑成了邻居，两家只隔一道薄木板墙。

撤入苏联的抗联部队，被统一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这个旅也被称为“国际旅”。柴世荣在旅部工作，金日成任该旅第一营营长。

苏联方面给的供应有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是两家人住在一起，互相帮着，苦日子里也有几分暖意。1941年，胡真一在苏联生下第一个孩子。同一年，金日成家也添了一个儿子。

金日成时常到柴世荣这边串门，两家人坐在一起逗孩子。他的汉语讲得好，和胡真一说话基本不用翻译。有时候苏联方面给了一点糖或者茶叶，他们就分开来用。孩子哭了，大人轮流抱，也分不清是谁家的。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太久。

1943年秋天，胡真一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身体还很虚弱。产后第七天，柴世荣接到命令，要离开驻地。关于这次离开的具体情况，胡真一多年后回忆，当时她只知道丈夫要去执行任务，细节一概不知道。

柴世荣走的那天早上，胡真一还躺在床上。他走到床边看了看孩子，摸了摸胡真一的额头，讲了一句：“我走了。”胡真一讲了一句“早去早回”。柴世荣点点头，转身出了门。

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来。

柴世荣没有音讯之后，胡真一等了好久。1944年，柴世荣在苏联被错杀。这个消息很多年后才被确认，而在当时，胡真一只知道丈夫一去不回。她慢慢认了这个事实，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金日成在那段时间给了胡真一很多帮助。他安排人给胡真一送粮食，还让妻子金正淑常过来陪她说话。有时候他自己也来，坐一小会儿，问问孩子的状况，然后走了。他话不多，可是胡真一记得他的好。

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开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垮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光复。

金日成在苏联方面的支持下准备返回朝鲜。临走之前，他找到胡真一，递给她一个小布包。胡真一打开看，里面是几件金首饰和半小瓶金子。

“你拿着，”金日成说，“用得着。”

胡真一没有推托，收下了。她知道这一分开，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

1945年9月，金日成乘火车经元山返回平壤。胡真一带着孩子站在木屋门口，望着战友远去。此后五十年，两人天各一方。

胡真一后来带着孩子回到中国，几经辗转到了重庆，在那里安顿下来。之后她担任了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线志愿军急需物资，国内发起了捐献运动。胡真一想起了金日成当年留给她的那包金首饰和半瓶金子。她把这些东西全部找了出来，卖掉之后捐了出去，当作抗美援朝的军费。有人问她舍不舍得，胡真一讲：“那是在打仗，什么都舍的。”

金日成在朝鲜多次托人找胡真一的下落。可是中国地方大，五十年代通讯条件又有限，加上胡真一一直在重庆平平淡淡过日子，消息始终没能传回去。金日成得到的结果一度是，胡真一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将近五十年。

1994年春天，一名朝鲜干部到中国参加培训。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碰到一位抗联老战士，闲谈间提到了金日成同志当年的中国战友。那位老战士随口讲了一句：“胡真一还在呢，在重庆。”

这名朝鲜干部吃了一惊，马上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把这个消息报了上去。消息很快传到平壤。

金日成看到报告后，决定邀请胡真一访朝。他亲笔写了邀请函，又觉得这样还不够快，干脆直接拨了国际长途。这是五十年来他第一次给外国人打电话，也是第一次主动联系一位中国老人。

电话接通的时候，胡真一听出了他的声音。

“老战友，我找了你五十年呀！”金日成在电话里讲。

访问的行程很快定了下来。胡真一带着儿子王辽宁动身了。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趟列车。

1994年5月7日，金日成在自己的办公地正式接见了胡真一。见面之后，他设下家宴，桌上没有太多陪客，只有两位老人和翻译，还有胡真一的儿子王辽宁。金日成一直用汉语说话，偶尔想不起一个词，就停一下，换个说法。他给胡真一夹菜，问她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样，问她的身体，问她的孩子。胡真一后来对儿子讲：“他还是那个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

访问期间，金日成两次宴请胡真一，由朝鲜国家副主席陪同参观平壤的部分设施。金日成亲自陪她走了部分行程。他一边走一边向胡真一介绍朝鲜的变化。金日成指着一片新盖的居民楼讲：“这些楼都是我们自己盖的。”说话的口气像老熟人之间聊家常。

分别之前，金日成又安排了一顿家宴给胡真一送行。席间他拿出几样礼物，一块金手表、两枚金戒指，还有高丽参和几件丝织品。他亲手把表戴在胡真一手腕上，讲：“留着当个念想。”

胡真一接过礼物，没讲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金日成又讲了一句：“你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中国大姐。”

两个人再次握手，握了好一会儿。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安静站着，没人上前催。

离开平壤那天，胡真一坐在车里回头望了望。金日成站在门前，一直目送车子开远。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在平壤逝世。

胡真一在重庆家中得知这个消息。她坐了一会儿，对儿子讲：“他找了我五十年，我们只见了一面。”

2008年，胡真一在重庆病故，终年八十八岁。家里人按照她生前讲过的意思，把她的一部分骨灰送到朝鲜，安放在那片土地上，和她的老战友们长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