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厌女法案”与新的惩罚主义，这项法案暴露出一个难题：如何在批判大规模监禁的同时，又主张设立新的“语言犯罪”。
当左翼以这种逻辑来对抗偏见时，它也走向了自己过去归于右翼的那套思路。“厌女法案”在国会推进，背后是一种少见的联盟：它诞生于进步主义的道德语言，却也得到了保守派典型的父权式保护主义支持。该法案已获参议院通过，目前正在众议院进入决定性审议阶段。法案试图将“厌女”定为不得保释的犯罪，理由是现行法律在保护女性方面存在空白。
但这样的提案必须证明，其收益足以超过一个建立在如此弹性概念之上的罪名所带来的可预见损害。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支持该法案的进步派人士还应向公众作出更多解释。毕竟，那些长期主张某些行为去罪化、在药物管制、堕胎和刑事责任年龄等议题上降低刑罚严厉程度的人，如今也是在主张把被视为冒犯或带有偏见的言语入罪、加重处罚，并设为不得保释。
理由会随着对象不同而变化。面对某些实体性犯罪时，论述重点通常落在行为人的社会处境、执法选择性以及监狱系统的失灵上。可一旦涉及针对女性或少数群体的冒犯，这些语境就消失了，焦点转而落在受害者或群体所承受的伤害上。由此形成的公共信息很难自圆其说：国家应当对某些实体行为少惩罚一些，却要对令人反感的言语施以更严厉的惩罚。这难道不矛盾吗？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政治体系中，不同阵营本应彼此形成某种制衡。左翼会抑制保守派把一切社会问题都交给警察和监狱解决的冲动；右翼则会对设立“语言罪”和“意见罪”保持警惕。但在这里，惩罚冲动叠加在了一起。右翼仍停留在一贯的位置，发生位移的是左翼，它正走向惩罚的柜台。纠正偏见、保护受害者，如今也被当成了警务问题。
这两个项目最终可能相遇，并给进步主义带来一种残酷的讽刺。如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和“厌女罪”都获得通过，那么16岁或17岁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针对女性发表施虐式或粗鄙的评论——正如塔巴塔·阿马拉尔所举的那些例子——而被当作成年人对待。那个曾被左翼试图保护、免于进入“犯罪大学”的年轻人，最终可能因为一种由进步派帮助创造出来的“语言犯罪”，被亲手送进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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