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  金融领域改革持续深化

来源：市场资讯

作者｜温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文章｜中国言实出版社 · 《读懂 “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5月

2026年，我国货币政策将延续“适度宽松”基调，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不变，但更注重做好“相机抉择”，关注政策实施的质量和长远效果；并强化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聚焦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精准支持，放大政策效能。同时，为提升政策传导效率，将继续加快向价格型框架演变，逐步畅通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关系。此外，为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在货币延续发力的同时，金融市场改革也将持续纵深推进，助力提高直接融资与股权融资比重，更好适配实体经济转型和居民财富增长需求，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亦将稳妥推进，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一、政策基调：延续适度宽松

2026年《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连续第二年将货币政策基调定为“适度宽松”。在稳增长、稳物价、扩大内需和强化货币财政政策协同的大方向下，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不变，旨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我国曾在2009-2010年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货币政策连续14年保持“稳健”基调。2025年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再度转向“适度宽松”，有着深刻的宏观背景。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贸易壁垒增多，外部冲击加大；从内部看，国内需求不足，物价延续低位运行。在此情况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更强的迫切性。2025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结构等多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其中在5月出台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稳定增长。2025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3%，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5%，均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科技、绿色、普惠等领域贷款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在政策支持下，物价运行呈现积极变化，12月CPI同比上涨0.8%，回升至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进入2026年，外部环境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国际上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等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增强，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仍有必要。从政策空间看，目前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为6.3%，降准仍有空间；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在1.42%，也为降息创造一定条件。

结合《报告》看，2026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内涵进一步深化。目标上，明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将物价回升提升至与增长并列的位置。工具上，强调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利率上，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强调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结构上，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并加强货币与财政在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方面的协同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果。汇率上，重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在逐步探索从数量型中间目标向价格型中间目标转换。2018年起，我国不再公布具体的广义货币（M2）增速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迈出重要一步。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提出要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在最终目标方面，物价增速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从中间目标来看，未来金融总量将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货币政策则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实施好货币政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之间把握好平衡。从“稳健”到“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化对力度、时机和节奏的把握，更加注重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助力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进而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二、总量政策：突出灵活高效

2026年《报告》提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其一是表明降准、降息等总量货币政策工具仍将在下一阶段发挥作用，但在多重目标平衡下，需做好“相机抉择”，重视政策实施的质量和长远效果。《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从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提出“注重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稳增长和防风险、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在2025年第一季度又新增平衡好“支持实体经济与保持银行体系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反映了“灵活高效”的内涵所在。即要在加强逆周期调节的同时，将提升存量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金投向与新增贷款并重，统筹兼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和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

其二是央行运用质押式和买断式逆回购、MLF、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等多种流动性投放工具，短中长期相结合，精准灵活实现“削峰填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资金利率平稳运行。2014年以来，随着外汇占款减少，我国逐渐发展完善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等工具主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机制。进入2020年，我国流动性投放工具主要包括7天和14天质押式逆回购、SLF、MLF、降准等，期限主要覆盖7天、14天、1个月、1年和长期，操作方式多数需要质押，且降准的精准性和灵活性有所不足。因此，为提升流动性管理水平和货币市场利率稳定性，更好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7月调整7天逆回购操作方式，将其操作利率明确为主要的短期政策利率之后，于8月开启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增加中长期流动性调控的精准性和灵活性，并于10月进一步开展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补充了流动性投放方式，以及3个月和6个月的投放期限。截至2026年2月，买断式逆回购余额7.4万亿元，已与MLF余额7.25万亿元接近，成为主要的投放工具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也明确“将常态化开展国债买卖操作，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灵活把握操作规模”。目前，期限丰富、操作灵活、方式多样的工具为保持流动性充裕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三是强化与财政政策协同，灵活高效助力政府债务融资和信贷投放。《报告》作出2026年政府债务规模和新一轮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安排。一是政府债务总体量与2025年规模接近，其中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丰富的流动性投放工具适时适度补充流动性，助力政府债券高效发行及国有大行顺利注资。二是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000亿元，较2025年规模提升，将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撬动万亿元级别的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多种工具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配套资金高效落地。

三、结构政策：强调优化创新

2026年《报告》提出“优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完善实施方式”，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为今年的发力重点，更好实现精准滴灌。

“结构性货币政策”首次出现在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2020年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时俱进，日益丰富，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2020-2024年，在“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原则下，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推出专项再贷款、支持工具、支持计划共19项，额度共计3.81万亿元，支持领域涉及防疫、普惠、绿色、科技、养老、交运、设备更新、债券融资、房地产、资本市场等。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提升了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份额，也逐步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为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了重要支撑。截至2026年1月末，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规模约为5.5万亿元，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约占央行总资产的11%。

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下，2025年末，我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1.5%、20.2%、10.9%、50.5%、14.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加量降价”基础上，继续出台结构性降息等八项政策，将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并增加额度、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并扩大支持范围，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以及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等，也是对“适当增加规模，完善实施方式”的践行，旨在提高结构性工具吸引力、强化精准滴灌，并避免政策资源冗余，提升政策工具的支持精准度和使用效率。

在内需主导、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线下，2026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点也将放在“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在实施方式上，会更加注重货币与财政协同，以及优化信贷投放渠道。一方面，通过“再贷款+财政贴息”方式扩信贷，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强化考核评估、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支持措施，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增加对企业的融资支持。此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用，更好适配科技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四、政策传导：加快框架转型

2026年《报告》提出“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意味着将在近两年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优化，逐步淡化数量型的中介目标，更好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畅通由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

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提出“关于未来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几点思考”，主要包括“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逐步将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等，提出“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未来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等。之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迅速推进。2024年7月8日，设立临时正逆回购工具，发挥收窄利率走廊作用；7月22日，调整7天逆回购招标方式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确立其为主要政策利率；7月25日，开展MLF操作，取消其对LPR报价的引导作用；并于2025年3月调整MLF招标方式为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进一步削弱MLF利率的政策利率属性。2025年9月，14天逆回购招标方式也调整为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确立7天逆回购为唯一公布固定利率的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增强其利率政策属性。在此过程中，市场也逐渐淡化了先前较为关注的7天逆回购和MLF操作规模，各类流动性投放工具更多是维护市场利率稳定，尤其是货币市场基准利率贴近政策利率运行。

在各项改革落地后，已逐步显示出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成效。其一是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波动性下降。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债券回购利率DR001和DR007波动性从2024年开始显著下降，与7天逆回购利率偏离显著减小，尤其是2025年下半年以来，波动性和偏离度进一步降低，对政策利率的传导和对货币政策立场的传递得到改善。其二是存贷款利率与7天逆回购利率的联动加强。贷款方面，LPR报价与MLF利率脱钩，转为锚定7天逆回购利率，自2024年7月开始，1年期和5年期及以上的LPR报价均实现了与7天逆回购利率的同步、同幅调整，实际发生贷款利率随之下行，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存款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22年4月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利率。在LPR锚定7天逆回购利率后，存款利率与其联动性也相应增强。在2024年7月22日和2025年5月7日调降7天逆回购利率后，存款挂牌利率分别在2024年7月25日和2025年5月20日实现联动下调。再结合2023年以来规范高成本的协定和通知存款、集中治理“手工补息”、强化同业活期存款利率自律管控等，实际发生存款利率有效下行，进一步增强了存贷款利率的有效协同，以及对银行净息差的维护。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以及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调整政策利率（如7天期回购操作利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如同业存单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如国债收益率），并影响存贷款利率（如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和银行存款挂牌利率），进而促进消费和投资，提升社会总需求，支持经济发展。

未来，在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方向下，人民银行或逐步开展利率走廊适度收窄（SLF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效率提升、存贷款利率与其他市场利率联动性增强等工作，以强化政策利率向各期限、品种利率传导，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和资源配置效率。

五、资本市场：改革纵深推进

2026年《报告》明确部署“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拓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比重”。此外，还提出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机制。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正逐步从应急维稳转向制度固本，从规模扩张走向功能深化。

《报告》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该项改革关键在于“综合”二字。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这意味着改革已不再是单一环节的修修补补，而是覆盖发行、交易、定价、退市、执法等全链条，涉及融资端与投资端、场内与场外、现货与衍生品等多维度的一揽子制度重塑。相较于2025年，2026年更聚焦基础制度的系统性完善，推动市场从偏重融资功能向投融资功能协调发展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让资本市场更好践行人民性，既为优质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也为广大投资者创造财产性收入来源。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比重是优化金融结构的长期方向，需以更深层次的综合改革疏通资本形成渠道，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是筑牢市场稳定根基的重要抓手。政策表述从“大力推动”转向“进一步健全”，体现向长效机制建设的战略转变。截至2025年末，各类中长期资金合计持有A股流通市值约2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36%，市场稳定性持续增强。下一步改革应聚焦打通资金入市卡点堵点，放宽社保、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的权益投资约束，优化长周期考核与会计规则，发展养老目标基金等适配产品，推动居民储蓄向长期资本转化，形成“长钱长投”良性生态。

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底线保障。2026年监管有望构建全链条保护体系：事前强化信息披露，压实发行人第一责任与中介机构“看门人”义务；事中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事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代表人诉讼、先行赔付常态化，严格执行强制退市制度，通过“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追责”衔接体系净化市场生态，让投资者“敢投资、愿持有”。

拓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退出渠道直指创新资本循环的关键堵点。改革重点应为构建“多重退出渠道”的完整制度体系。一方面，深化创业板改革，优化上市标准与再融资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IPO、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多元化退出路径，包括完善并购重组规则、支持S基金发展、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份额转让试点，畅通私募股权基金与公募REITs、新三板等市场的有机联动。通过IPO、并购重组、份额转让等多元路径提高资本周转效率，引导更多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资本市场改革统筹投资与融资、短期与长期、发展与规范，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随着投融资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制度更完备、功能更协调、生态更健康的资本市场，将为金融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六、风险化解：聚焦重点领域

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仍是当前宏观政策关注的重点。从总体情况看，相关风险化解正沿着有序方向推进，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2026年《报告》围绕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作出进一步部署，为下一阶段防风险、稳预期、促发展明确了政策方向。

在房地产领域，《报告》明确“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部署进一步体现出统筹“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和推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整体思路。其中，聚焦风险防控，强调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的白名单制度作用，防范房企债务违约风险。据统计，截至“十四五”末，全国累计实现约750万套“已售难交付”住房落地交付，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等政策工具对风险化解成效显著。在长效机制建设方面，《报告》围绕盘活存量商品房、住房公积金制度、“好房子”建设等提出多项政策举措，相关基础性制度安排落地将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长期企稳向好。

在地方政府债务领域，政策重点仍是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支持各地用足用好政策，加大金融、财政支持力度，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近三年，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取得重要成效，2025年末较2023年初，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下降超70%。目前，一揽子化债政策持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工作有序实施，2026年是用于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6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基本发行完毕之年，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将趋于收敛。

在金融机构领域，政策重点仍集中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重视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原则和金融监管协同。从运行情况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整体保持稳健。截至2025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5.5%，拨备覆盖率205%，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81%，高于监管标准，风险防控能力较强。同时，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持续推进，综合运用在线修复、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较峰值大幅下降，风险化解成效明显。

总体来看，围绕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政策部署进一步体现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的总体要求，相关风险化解工作持续推进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重点领域风险总体收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为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