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1日，韩联社援引共同社报道称，记录了反复进行此类实验的报告的“陆军军医团”机关志已被确认。
该实验的时间记录为1938年秋季，但地点被省略，推测受到了审查。根据记录，实验对象为23人，全部身份不明。共同社称，报告中将实验对象表述为“患者”，但没有描述这些对象需要输血的经过，也没有表明他们是日军伤兵的记述。
共同社报道称：“这可能是以‘为了应对战场上难以大量获取输血用血液时的出血’为名义的研究，在中国进行的实验。”
实验对象遭受了多种违背伦理的实验，这些实验因担心排斥反应等原因而被认为是超出常识的。他们被大量输入马血，或者通过手术阻断颈部血流后注射动物血清等，成为了非治疗目的的实验对象。据悉实验中不仅使用了马血，还使用了羊、狗等的血液。此外，还进行了注入红细胞形态不同的鸡血，调查其在体内残留时间的实验。
该实验的报告是在1940年3月召开的“陆军军阵医学药学研究会”会议上进行的。该会议有多名陆军省医务局长等军医军官、药剂军官参加。当时报告中，一名军医学校教官表示：“在此次事变（日中战争）中，我们经历了许多以动物为血液来源的异种输血案例。”据报道，这种异种输血导致部分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副作用，但没有死亡案例。因此，报告主张应将异种输血作为正式研究课题。
据悉，日军在二战战败时曾试图系统性掩盖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因此，共同社补充说，在公共组织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志中发现相关记录实属罕见。
这份由共同社挖掘出的日军陆军军医团机关志，再次撕开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一角。1938年秋季，正值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日益加剧，前线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并非优先保障伤员救治，而是以“科研”为幌子，将无辜平民或俘虏当作实验品，进行违背基本医学伦理的异种输血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曝光的实验并非孤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就已广泛知晓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人体活体解剖、细菌战及冻伤实验。此次实验属于日本陆军正规编制——陆军军医团，其性质更为恶劣：它并非秘密部队的暗箱操作，而是得到陆军高层认可的“正式研究课题”。报告中提及的“陆军军阵医学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等高官出席，说明这种非人道实验在当时日本军事医学界具有制度化的地位。
实验对象23人全部身份不明，这一点尤为可疑。若真是日军伤兵，理应留有姓名和病历；若为战俘或平民，则更印证了日军无视国际公约的残暴本质。共同社推测实验地点在中国，但具体城市被刻意隐去，显然是战后为了逃避追责而进行的系统性删改。这与二战后日本政府销毁大量人体实验档案的行为完全吻合——1945年战败前夕，日军曾下令烧毁731部队的核心资料，陆军军医团的记录能留存至今实属偶然。
从医学角度看，异种输血在现代临床中仍存在极大风险，何况是8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马血、羊血、狗血甚至鸡血被强行注入人体，必然引发剧烈的免疫排斥反应——高热、溶血、肾衰竭乃至休克。报告声称“无死亡案例”，但以当时的记录能力和隐瞒动机，这一结论的可信度极低。即便真的无人当场死亡，这些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和后遗症也足以令人发指。
更令人愤慨的是，日军竟然将不同物种的红细胞形态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鸡的红细胞呈椭圆形且有细胞核，与哺乳动物截然不同。这种实验纯粹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非任何医疗目的，充分暴露了日军将人命视为草芥的冷酷心态。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未就这些人体实验进行正式道歉或赔偿。相反，部分右翼势力持续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罪行，此次异种输血实验的曝光，无疑是对其谎言的有力回击。国际社会应当敦促日本公开所有战时档案，让受害者的冤魂得以安息。对于中国而言，这段历史不应仅仅停留在教科书里，更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史料搜集和国际法律追诉行动。毕竟，遗忘罪恶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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