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下午三点二十六分，手机"叮"地响了一声。
我正在厨房剥毛豆，手上还沾着青色的豆衣。我把围裙往腰上一蹭，掏出手机一看——银行短信，到账壹佰贰拾万元整。
我盯着那串"0"，眼泪"啪嗒"就掉在了屏幕上。
这是我和老李攒了一辈子、又被强拆补偿的钱。老李走得早，肺癌，前年秋天没的。临走前他攥着我的手说："秀兰啊，这房子要是真拆了，钱你自己捏紧了，谁也别给。"
我当时还嗔他："说啥呢，咱就一个儿子。"
老李闭着眼摇头："你不懂建军，他媳妇那个人……"
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我今年六十二，住在城西的老房子里。儿子建军在城东开了家汽修铺，生意不好不坏。儿媳妇小雅是城里姑娘，嫁过来八年，跟我说话从来没超过三句。孙子今年六岁，一年到头见不着两面。
钱到账的事，我谁也没告诉。可奇怪的是，下午五点多，建军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妈，听说你那拆迁款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指头不自觉地攥紧了围裙。
"……谁说的？"
"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王婶下午还跟小雅打电话呢。"建军的声音听着热乎，"妈，今晚我跟小雅带着豆豆过去看你，给你做顿饭。"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窗外的知了叫得人心烦，蝉鸣一阵一阵地往耳朵里钻。我坐在小板凳上，盯着墙上老李的遗像，忽然就出了一身冷汗。
八年了。小雅嫁过来这八年，主动来看我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晚上七点，他们一家三口进了门。小雅破天荒地拎了一盒桃酥，脸上堆着笑："妈，您最近气色真好。"
豆豆怯生生地叫了声"奶奶"，就被他妈拽到沙发上去了。
饭桌上，建军给我夹了好几筷子排骨。三杯酒下肚，他放下筷子，眼圈红了。
"妈，跟你说个事。我那汽修铺……欠了八十多万的外债。"
我手一抖，筷子掉在桌上。
"上个月有个客户的奔驰，我徒弟修坏了，人家索赔六十万。还有银行贷款……妈，你要是不帮我，我这辈子就完了。"
小雅在旁边抹眼泪："妈，您就当救救豆豆他爸吧。"
我看着儿子那张和老李有七分像的脸，心里头跟刀绞似的。可老李临终的话，又在耳朵边响。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慢慢地说："建军，这钱是你爸的命换的。我得想想。"
建军的脸"唰"地就沉了下来。
小雅冷笑一声："妈，您都这把年纪了，留那么多钱干啥？还能带进棺材里？"
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建军临出门前，盯着我屋里那个老樟木箱看了好几眼。
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腿都软了。
我活了六十二年，是个没念过几天书的农村妇女，可我不傻。儿媳妇那句话，那种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连夜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几件换洗衣裳，存折、身份证贴身揣着。我给乡下的老姐妹张桂芳打了电话，她在邻县的村里。
"桂芳姐，我明天一早过去住几天，你别声张。"
凌晨四点，天还黑着，我拎着包袱出了门。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下飞着几只小虫子。我回头看了一眼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
我坐了头班的长途车，颠簸了三个小时到了桂芳家。刚喝上一口热水，手机就响了。
是小区物业。
"李阿姨啊，您家是不是有事？您儿子带着人在撬您家门锁呢，说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了，我们要不要报警？"
我手里的搪瓷缸子"咣当"掉在了地上。
桂芳姐看我脸色不对，赶紧把缸子捡起来。我跟物业说："你们报警吧。就说我不在家，是有人想入室盗窃。"
挂了电话，我坐在桂芳家的土炕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桂芳姐叹了口气："秀兰啊，你这是何苦呢，就一个儿子。"
我擦着眼泪说："姐，我不是不给他。我是怕。我要是把钱一次都给了他，那个儿媳妇能让我进她家门吗？我老了走不动了，谁管我？"
后来警察去了，建军和小雅说是来取东西的，钥匙丢了。这事不了了之。
我在桂芳家住了半个月才回去。回去后，我做了一件事——把那一百二十万分成了三份。一份存了定期，留着自己养老看病；一份买了个小两居，房产证上只写我的名字；剩下的三十万，我给建军打了过去，附了一张纸条。
"妈这辈子就这么多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
建军后来再没来撬过门。可他也很少来看我了。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听着窗外的风声，会想起老李临终的话。
人这一辈子啊，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有了钱以后，分不清谁是真心、谁是算计。
可我不后悔。我得替自己活着——这是老李用命，给我换来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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