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钓鱼城, 谁为雄(之四)

文/拜啸霖

（一）

护国寺西北有忠义祠，大门石柱、石枋、石梁釉色黝黑透亮，顶脊“人”字瓦碧草青绿，祠前石碑刻文天祥诗《张制置珏》：“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竞何如？”

诗中颂扬的张珏，为凤州人（今陕西凤县），时任中军都统制（副将），是1259年与合州知州王坚守钓鱼城的将领，与蒙古军直接对垒而一战成名。19年后的1278年，元军围困重庆府，部将赵安开西城门投降，已是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的张珏，巷战不敌，欲找毒酒自尽，被近身卫兵藏匿，携家人乘船逃亡时，欲以斧凿船、投江自尽，又被家人阻拦，次日在涪州（今涪陵）被俘，押解大都（今北京）途径安西王府（府治位于今西安市石家街东元路75号斡耳朵遗址）东北赵老庵，借解手方便之机，以弓弦割颈自缢而亡，部下焚尸以瓦罐就地安葬。

在文天祥的眼里，张珏和他一样，是一个绝对忠君，宁死不降的忠烈之士，诗中满含遗憾、悲愤、敬仰与惋惜，哀叹“假使国家没有灭亡，张珏的功业该达到何种地步呀”，英雄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国亡而忠烈殉国，功业被时代葬送。

“钓鱼城之战”，南宋的功臣中，比张珏命运更让人惋惜与悲愤的，是余玠和王坚。余玠主导修建钓鱼城，1253年遭左丞相谢方叔、参知政事徐清叟构陷，在重庆府服毒自杀；王坚时任兴元府（辖今汉中及周边部分地区）都统兼合州知州，因1259年钓鱼城大捷而名震天下，擢升宁远军节度使，权相贾似道忌惮其威望与战功，多方排挤，1260年就将其调回京城临安（今杭州），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剥夺其兵权，1261年又将其调任湖北安抚指挥使兼江陵府知府被边缘化，1263年再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三年三调，明升暗降，远离主战场，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其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1264年三月，王坚在忧愤郁闷中病逝，徒留历史虚名尔。

历史反复上演着极其相似和残忍的悲剧，能人、能臣、干臣和悍将、儒将、名将，大多都死于善于逢迎、长袖善舞、善于弄权、口蜜腹剑、阴险毒辣的权臣和奸佞的政治操弄和构陷。

忠义祠的正堂“忠义千秋”匾下联曰：“关城百仞临江巨鱼可钓，豪杰千秋立庙浩气长存”，正中供奉着余玠，右左依次为冉琎、冉璞、王坚、张珏。祝文曰：“维神才兼文武，志秉忠贞。画地成城，据形胜而保蜀土；协心战守，遗鱼饼以退元戎；忠诚贯日星，后先相继。大捷凌霄汉，今古照临。兹届仲春、秋，爰修祀典，肃陈笾豆，伏维来歆。尚飨！”文字纪表余玠、“二冉”建钓鱼城“据形胜而保蜀土”之功，王坚、张珏“协力战守”退蒙古兵之大捷，皆为忠诚、忠贞之士，后世应“祀典”以纪。

左侧偏屋，供桌上额文字“丹心云表”，左右联曰：“顺时谋札传千里，托疏回天力万钧”，中供奉着王立，右李德辉，左熊耳夫人。祝文曰：“维神武纬文经，忠心贯石。顺时而著奇谋，功资义妹；抗疏以回天意，德自难兄；故主敢忘，数百万遗民获保。丹心常在，千百年庙祀攸隆。届仲春、秋，恭陈笾豆，来格来歆。尚飨！” 文字纪表王立功资义妹，顺应时势，背负“忘故主”骂名，救钓鱼城百姓之事，从“来格来歆”与“伏维来歆”可以看出，官方对于王立、李德辉与熊耳夫人的祠供与典祀，心不甘情不愿，不是对余玠、冉琎、冉璞、王坚、张珏的“俯伏思惟”的恭请享用祭品，似有想来享用你就来的味道。

（二）

右侧偏屋有数方石碑，有明正德十二年（1517）合州知州佘崇凤所立的《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碑文、清乾隆四十四（1779）重庆知府陈大文所立《钓鱼城功德祠》碑、清光绪七年（1881）合州知州华国英所立《重修钓鱼城忠义祠碑记》、清嘉庆六年（1801）护国寺主持僧智会和尚所立《勘定钓鱼城义田界记》碑、清光绪九年（1883）里人禹某所立《严禁挪用寺庙财物碑记》，还有几方诗刻碑，阅读碑文方知，“忠义祠”的定位与供奉的牌位（人）几经变迁。

从钓鱼城破的1279年算起，214年间对于王坚、张珏只有民间的祭祀，最早建祠的年代，为明代弘治五年（1492）春，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合州（今重庆合川）人王玺回乡守孝，期间游览钓鱼城，被王坚、张珏战守钓鱼城的事迹感动，认为王、张二位的“忠烈”，丝毫不亚于唐代“安史之乱”中守睢阳城杀爱妾给士兵充饥，鼓励军民宁愿饿死、战死，也不能投降的名将张巡，应该列入官方祠供典祀，遂于“弘治五年（1492）十一月初六日，于奉天门奏”，上书朝廷请求为二人立官祠以表纪，“都察院备行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张鸾，转行合州知州金祺勘实，果如所奏”，明孝宗朱祐樘诏准敕建“王张祠，“遂于弘治六年（1493）甲寅，立祠以祀焉”，祠内仅供奉“钓鱼城之战”的主战将领王坚、张珏，将其作为“忠义”的教化场所。

今祠内碑刻《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为时任合州知州佘崇凤根据何悌的“记”文所立，时何悌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何悌在弘治壬子（1492）春，曾陪同合州同乡户科给事中王玺、贵州按察司副使陈揆（字季同）登钓鱼山，目睹王、张遗迹，“相与叹曰，王张二公尽忠于宋，有功于合，所宜庙祀，而未有举者，诚缺典也。”后三人议修王、张二公祠，并由王玺上奏朝廷，事成之后，何悌撰写了“记”文，但始终未立碑。正德丁丑年（1517），知州佘崇凤到王张祠祭谒时，听说曾有“记”文而未刻石，遂命工伐石刻碑，此时已是弘治五年（1492）15年之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最早的“王张祠”定位，万历《合州志》收录的《新建王张祠本末》载：“若二臣者，一以生而尽臣节，一以死而全臣节”。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战火中，王、张祠作为前朝遗产被清军所毁。242后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时任合州知州王采珍，深悟满清朝廷对于“忠孝节义”凝聚民心的需求，倡议重建钓鱼城抗蒙功勋祠，供奉钓鱼城城防体系的战略总设计者余玠、钓鱼城防御设施的倡导者、勘察者、建造者二冉（冉琎、冉璞）、钓鱼城之战的前线主官王坚、张珏，祠宇明明“忠义祠”。

七年后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曾任合州知州的苏州人陈大文，研究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至元十六年）钓鱼城破历史后认为，不应只关注南宋将领“抗元忠君”，也要关注“献城保民”。今祠内右侧偏屋有1779年陈大文所撰《钓鱼城功德祠》碑文，清晰可见，因“文死谏，武死战”“忠臣不事贰主”的儒家“忠君节义”伦理观根深蒂固，后世大都对此碑文讳莫如深，史志也看不到祠碑全文，今抄录如下：

“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十里，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淳祐癸卯，余公玠帅蜀，从冉琎、冉璞谋，于此筑城成，州治其上，为守蜀计。

开庆乙未（1259），元宪宗侵蜀，驻兵城下，郡守王公坚、张公珏相继战守，宪宗为飞石所中，致疾而殂。曾遗诏：于克城日尽屠其民，以雪雠（仇）耻。嗣珏擢重庆，继以王公立为安抚。至元丁丑（1277），北兵攻围甚急，立尚拒守鱼城，朝命不通者三年。次年（1278）珏死难，重庆亦失，鱼城无援，立于是时誓死报国，岂有二心，惟环顾数十万生灵，共罹屠毒（涂毒），愁蹙不食，其家之义妹，熊耳之夫人，乃掳自北营，命侍其母，见立之忧，始告以成都总兵李德辉即其亲兄。立谋札求救，李公知夫人在鱼城，乃尽心上奏。仍先倾兵至城下，立竖降旗以迎。北军中有汪总帅者，必欲屠城剖赤，以报先帝之命，适朝使至，尽赦其罪，州之民感李公德，建祠祀之。

明弘治壬子（1492），郡人念王公坚、张公珏尽忠于守，有功于合，官于朝者上其事，为祠城上，春秋祭焉，百余年来，仅存基址。乾隆己卯（1759），刺史王公采珍建祠以复，推余公玠，附以冉公璞与弟琎，为五公位，颜曰：‘忠义’，李公德辉则置之勿议也。

丙戌春（1766），予来佐是邦，尝登鱼城，寻访遗躅（踪迹），或议（王）立降为失计，嗟乎！岂以鱼城为天险，合天下攻之不破耶？公之宁屈一己，而保全宋室遗民，非如沿江诸人，全躯取富贵可比。令（王）立守，区区匹夫之谅，挈此数十万生灵与之偕（皆）死，亦未始不可谓尽忠待宋。然孰谋书致李帅，抗疏赦罪，使宋室遗民咸得存活，所全实大哉！以立为失计者，何勿之思也？王、张二公高风劲节，固于日月争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辉、王公立与熊耳夫人，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享民之祀。郡人士咸以为然，亦于城上为祠设位，颜曰：‘功德’。落成日系之以诗：北军围击近重闽，报国何难（能）死一身。讵敢降元忘故主，只缘为宋保遗民。顺时谋札传千里，抗疏回天力万钧。合水受恩同再造，酬功今日庙堂新。

功德祠，余昔在合时所立，作记以述其概，今余复守是郡，庙貌依然，此记未经勒石，恐前人功德久而复湮，因即前记以贞铭不朽，非感自托于表征（微）之义也。

乾隆己亥春（1779）日郡守吴门陈大文（落款印 砚斋）”

立碑时间“乾隆己亥（1779）春”，陈大文任重庆知府，距离“乾隆丙戌（1766）春”已过了13年，期间“此记未经勒石”，一是1766年陈大文的职务只是合州从九品的“吏目”，是个文职佐吏，算不上官，这个级别立碑并非易事；二是或因碑文撰写好上奏朝廷，迟迟未获批准，今护国门前石壁诗可佐证，诗曰：“□□□□□（峦林耸翠微/清风拂竹韵），空亭映碧流。城南因渡筑，国为北兵败。已揭援民力，全凭与妹谋。蚤应营竣宇，俎豆共千秋。”诗后附言：“城上无安抚使王公及熊耳夫人祠宇，将请续建，持在著。”石刻无年月，无署名。今人根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合阳（即合州）吏目申怀瑗的唱和诗《步陈砚斋太守韵》：“岘首凭高处，双江合汇流。孤城犹屹峙，故垒已全收。邈矣张王绩，雄哉璮璞谋。明禋崇令典，肸蚃（xi，xiang,弥漫、散布，连绵不绝）妥春秋。”文史研究专家认为，此诗韵与护国们石壁的无名诗相同，且明确为步“陈砚斋”诗韵，“砚斋”为陈大文的别号，故诗为陈大文的诗。

（三）

陈大文认为“尽忠未必死节”，“尽人事，听天命”是做人为臣的本分，挑战传统的“文死谏，武死战”忠义观，《钓鱼城功德祠》碑文为“或议（王）立降为失计”开脱，一是“至元丁丑（1277），北兵攻围甚急，立尚拒守鱼城，朝命不通者三年”；二是“次年（1278）珏死难，重庆亦失，鱼城无援，立于是时誓死报国”，据此发出“岂有二心”之问。

王立“献城”的背景，一是效忠的南宋朝廷已不复存在，太皇太后谢道清与皇帝赵㬎已于三年前出都城临安，给元军上了降表和传国玉玺，合州已经三年得不到朝廷的军令信息，明万历《合州志•钓鱼山》载：“至元丁丑（1227），北兵攻围甚急，加以两秋被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三年矣”，即钓鱼城因蒙古军围困和两年干旱闹饥荒，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三年已收不到朝廷政令；二是先后立7岁赵昰、6岁赵昺的“复国派”已被赶至“海岛”，梦想破灭，朝夕不保。围城蒙古军告知城内军民，“宋已归我国久矣，尔既无主，为谁乎”；三是蒙哥汗临死前的遗诏“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四是“北军中有汪总帅者，必欲屠城剖赤，以报先帝之命”，此“汪总帅者”即被抛石机砸死于钓鱼城下的汪德臣长子汪惟正，力主“屠城剖赤”为蒙哥汗和其父报仇；四是城内百姓得知“宋帝归元”，“惶惶汲汲”“危如累卵釜鱼”“数十万生灵共罹屠毒”，命悬一线。

作为合州知州的王立，陷入两难抉择，一是深感“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为已经降元的“南宋”殉葬，一城百姓被屠杀，博得“忠君”“节义”美名；二是背负“献城投降”的骂名，避免数十万钓鱼城百姓免遭屠杀。对于誓死报国的王立，早已将生死度之身外，舍身成仁或许是其最简单的选择。但他知晓“渝（重庆）城已破，制置（张珏）亦擒”“三年无朝廷任何讯息”，不忍眼睁睁看着数十万生灵涂炭，“愁蹙不食”。

其义妹（一说为其宠妾）熊耳夫人，看到王立愁眉不展，寝食难安，左右为难，“遂告知王立，她本姓李，元廷成都总兵李德辉为其同母异父兄长，丈夫为驻守泸州的蒙古千户熊耳”（据姚燧《牧庵集》卷十七），泸州城破丈夫熊耳被王立击毙，自己被宋军俘获，混乱中谎称姓王，被王立收留，照顾其母。若兄长李德辉得知王立待她有恩，一定会尽心争取，救钓鱼城数十万百姓。

得到王立认可后，熊耳夫人做了两双鞋托人送给兄长李德辉试探态度，得知兄长甚爱之，遂又做了一双鞋作为信物，派遣儒生杨獬为使，潜往成都面见李德辉，商谈献城救民事宜，王立提出三个献城条件：不杀百姓，宋旗不倒，保留旧制。

李德辉看到杨獬带来的王立请降书，得知其妹在钓鱼城，一方面让杨獬火速赶回钓鱼城，于深夜树降旗于城墙上，以此缓解了蒙古军的两日攻城，同时以花甲之岁率亲军百余人乘舟赶赴钓鱼城，竖起指挥旗退了攻城蒙古军，命城中百姓毁城墙加固城门阻挡蒙古军。

当时攻打钓鱼城的主帅是汪德臣的长子汪惟一，“屠城报仇”之心坚如磐石，其告知李德辉：“我等攻城十余年，战而死者以万计，宪宗皇帝（即蒙哥汗）亦因此城致疾而崩，临崩遗诏，来降必因攻困至毙，赭城剖赤，上为先帝雪耻，下为亡卒报仇。（万历《合州志》）” 汪惟一不愿接受“和平献城”和王立的三个献城条件。

李德辉时为西川枢密院副使，仍兼安西王府（府治位于今西安“斡耳朵遗址”）左丞相，可直接向忽必烈三子安西王忙哥剌言事，其说服忙哥剌上奏忽必烈放弃屠城，以忽必烈汗未有诏令为由，劝慰阻挡汪惟一，拖延数日，朝使传旨：“鱼城即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于秋毫无犯。”合州百姓感念李德辉与熊耳夫人的“再造之恩”，民间为两人修庙供奉，年年祭祀，这也是陈大文提出将李德辉、王立、熊耳夫人供奉于祠典祀，“郡人士咸以为然”的民意基础。

陈大文认为，抗蒙将领的“守土之忠”“协力抵抗”毫无疑问值得祀典纪念；李德辉的竭力“止战”、熊耳夫人的“斡旋”、王立的“毁誉献城”，避免蒙古军复仇屠城，挽救百万生灵的“保民功德”，同样值得铭记与典祀，因为1276年蒙古军攻破临安后、太皇太后与宋恭帝已献降表及传国玉玺，标志着南宋王朝已经灭亡；钓鱼城破一个月后“崖山海战”失败，陆秀夫抱着8岁的幼帝赵昺投海自杀，标志残存的复国梦想彻底破灭，统治319年的赵宋王朝彻底终结。遂在祠内增设李德辉、熊耳夫人、王立牌位，“忠义祠”改名为“功德祠”。

（四）

忠义祠正厅外过廊右，与护国寺隔一墙，有一方石碑，碑额可见《培修贤良祠碑记》，是光绪五年（1879）刚离任的合州知州徐金镛，与继任的合州知州华国英所立，少有文献记载。从碑文可知，因“历年既久，风雨剥落，州人士屡议修葺，未果”，此时距离陈大文建“功德祠”已过了100年，碑为刚离任的合州知州徐金镛所立，“光绪五年，邑侯徐公莅兹土，百废俱兴，仲春致祭斯祠，瞻仰之下，景慕前贤，睹夫规制之未备，谓无足妥神灵而壮观瞻，乃传集贤院首事，议培修之。”培修时，将“功德祠”改名“贤良祠”，入祠者“或以谋猷显，或以忠节称，或以德泽著，载于史，详于志，所谓义士仁人，诚无愧矣。”对于熊耳夫人和王立，或有争议，专门作了注解，“至若熊耳夫人，以一女子而能画策以救危城，王立虽未殉国，而能顺天以全万姓，亦有合仁之道焉。”将熊耳夫人和王立列入“仁人”的范畴。此碑是徐金镛所立，碑文体现的也是其思想，只是立碑时遵义人华国英已任合州知州，故署其名。

两年后的晚清光绪七年（1881）秋，时任合州知州华国英，契合清廷急需“忠君节义”的需求，募集资金修缮祠殿廊舍，力主将“功德祠”改回“忠义祠”，以回归“忠义本真”之名，将李德辉和熊耳夫人的牌位，从供奉抗元将领的正堂移至偏屋，清理了王立的牌位，将其排除于祭祀之外。

令人不解的是，从1779年陈大文建“功德祠”到1881年华国英恢复“忠义祠”，102年间合州知州不少于10个，为什么没有人对陈大文在“功德祠”供奉、典祀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提出异议，知州们不可能未到过钓鱼城，唯一的解释是，要么他们认同或不反对，要么他们认为没有华国英认为的大逆不道或离经叛道。

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华国英撰文刻碑立于祠内，认为“李公（即李德辉）于合有再造之恩，祀之固宜”，“至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从祀，是为渎祀，神必不享”，因此将王立牌位移除，同时斥责前任知州陈大文“初莅合阳（即合州），私请入祀，且为作记吟诗，以表其忠，不知何心”；对于“王立为救城中百姓，背负骂名降元”之说，华国英驳斥“且宋亡时，死国事者多矣，皆不如（王）立之善自为计”，列举了陆秀夫、张世杰、李芇、赵昂发、江万里、烑訔、文天祥、赵时赏等“以身殉国”者的事例，认为这些人“峥嵘大节，照耀两间，正与五公之忠义相类”，质问“王立能毋对生愧”。

对于王立为什么不能入祠祭祀，华国英曰：“何者王立之不得从祀？匪惟王立知之，而合人早知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合人自无伤乎忠厚，乃合人本欲为之掩其失，而大文反为之表其功。”意即王立不能入祠典祀，不仅仅王立知道，合州之人也早知道，将其置之而不议论，是合州人自己不愿伤忠厚本色，是合州人本想为其掩藏过错，陈大文反而为其表功。恰恰是这种表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王立降元的过错，“表其功者，即所以彰其失，是王立为五公之罪人，而大文又为王立之罪人也。”即王立“献城”是“不义之举”,毫无“忠信节义”，指斥质疑其为“五公之罪人”，否定“保民为忠义”的思想。

华国英还为“忠义祠”撰联，强化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上联曰“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褒颂王坚、张珏率军民重创蒙古军，蒙哥殒命；下联曰“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貮心”，痛斥王立怀有貮心降元，辜负十万民众披肝沥胆，否定王立背负骂名挽救百万生灵的历史贡献，斥王立为“五公之罪人，而（陈）大文又为王立之罪人”。华国英之举的背景，是晚清列强环伺的“外患”，与社会矛盾的“内忧”，风雨飘摇的清廷，亟需“绝对忠君，绝对守节”的臣子，以延续其统治。

（五）

与华国英观点相同的，还有两个人，一是早于华国英14年之前的朱奂，二是晚于华国英50年之后的郭沫若。

朱奂，合州人，字章士，号雪邨，光绪二十七年进士，三十四岁以“瘵”（即痨病，今称肺结核）去世。光绪四年（1878）《合州志•卷十二》收录其撰写的《祀王立论》，他对将王立与余玠、王坚、张珏并祀提出异议，驳斥“祀立者，以其虽降而能存宋之遗民”的观点：“夫存遗民为可降，则崖山移驻，民之死亡几尽矣，文山诸人何不屈一己之节以恤疮痍之众？张珏当渝城攻围之日，生灵讵止数万，能必其城破不遭残杀乎？亦可降以保全之，何弗降？”意即如果说为保存遗民救老百姓的性命可以投降，那么崖山之战驻防的兵民几乎死完了，文天祥等人为何不屈自己一人的名节，体恤满目疮痍的老百姓？张珏在重庆府被围困之日，百姓生灵何止数万，能保证城破不遭残杀？他也可以投降保全城内百姓，为什么没有降？

朱奂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其认为“守土者，虽时势万不可为，亦祗尽心筹战守之策，为百姓扞蔽。济，则民之福；不济，则率民死难，使民皆为忠义之民，于民何负，恶可降耶？”意即负有守疆土城池之责的将帅，虽然战场时势极为不利。也应该尽心筹谋迎战守城的策略，成功了是城中百姓之福，不成功则率领百姓赴死难，使百姓都成为忠义的百姓，有什么对不起百姓的，怎么能越过道德伦理底线而投降呢？一句话，“不成功便成仁”“舍生取义”。

所以朱奂认为王立“即以城降元，俾宋民得不死，即当以身殉宋，随宋祚以俱终。”意即王立既已献城投降元军，使城中宋遗民保存性命，应该以身殉宋，和南宋王朝一起灭亡。然而王立没有选择为南宋陪葬，因此朱奂质问：“责立之降，立犹有辞，责立之不死，立何以自解乎”，指责王立投降其还有说辞，指责王立不以死殉国，其有什么自解的托辞。

1942年郭沫若参观钓鱼城，看到华国英撰写的《重建忠义祠碑文》，赋诗一首：“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敬仰“宋三卿”余玠、王坚、张珏，称王立为“贰臣”、熊耳夫人为“妖妇”，怒斥陈大文将“宋三卿”与“贰臣妖妇”同祠供奉，阶级立场和革命斗志溢于言表。

除此之外，甚至有人以臆想之说评判这一事件，说熊耳夫人是李德辉派到王立军营的卧底，其任务就是策反王立献城投降，兵不血刃占领合州，王立“为一妇人”而失节，陈大文建“功德祠”把守城功臣、投敌降将、敌方夺城主将、奸细卧底同祠典祀，是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罔顾道理。

（六）

但民间并不认同朱奂和华国英的观点。老百姓认为，他们不是一朝一姓谁家的百姓，而是天地间的百姓，责问王立不以死为南宋殉葬，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腐儒之说，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龚濎孽、孙承泽、李光地、陈明夏、冯铨、金之俊、谢升等，哪一个不讲“尽忠死节”，在战乱中都先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清军入关后又降清廷；“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是儒家忠君节义的鼓吹者，曾雕刻儒家经典《九经》，却在乱世中先后侍奉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再说南宋灭亡时，为朝廷而死的人多了去了，但都不如王立不为自身虚名计，而背负骂名救全城百姓生命之善，王立为救数十万生灵而甘负历史污名，是大仁大德者。明末思想家李贽在他的著作中，也不认同“非人道的死节”，痛斥唐代睢阳守将张巡为博取“忠节”之名，残忍杀妻为士兵之食物，不顾城中百姓大量饿死、遭屠戳惨死，毫无人性，漠视生命，赞赏三国时邓艾破蜀后，蜀国大臣谯周为保百姓开城降魏，保全了成都，李贽认为“名节”固然重要，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也是“功德祠”建立前，民间立庙供奉祭祀李德辉、王立、熊耳夫人的朴素民本思想。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封建“忠君”思想被“忠于国家和民族”替代，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民本”思想东渐，部分倡导新思想的学者和重庆合川人士认为王立背负骂名、自毁清誉、献城救民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要求其为已经灭亡的南宋朝廷“忠君守节”，而不顾百万老百姓死活，是典型的愚忠和封建思想遗毒，其“保民”之功应该得到认可，曾将王立牌位与李德辉、熊耳夫人牌位并列供奉于忠义祠别室，后因其“降元”的历史，牌位又被移出“忠义祠”。

如今忠义祠的格局，是2006年重建时的历史再现，尊重了历史的客观与复杂性，肯定王立“避免屠城，保全百姓”的贡献，也不回避“献城降元”的史实；认可李德辉“止战救民”，也不回避其“元将”身份；褒颂熊耳夫人为救全城百姓居中斡旋的功德，也不回避其李德辉同母异父妹妹的史实。

“君为本”与“民为本”、“生命”与“死节”，孰重疏轻，始终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钓鱼城“忠义祠”供奉牌位变化、反复的价值判断，其核心是儒家传统的忠义节气，明初宣扬“抗元守节”，清代中期兼顾“忠君”与“爱民”，清代晚期回归“绝对节义”。谁对谁错，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统治需求，离不开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对于这些喋喋不休的争论，或许社会学的观点可以阐释——“世界没有真理，只有立场；万物没有真相，只有视角。”

明代写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杨慎，谒王张二公祠后，全然没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超脱，涌满胸中的是恨意难平的情绪，赋诗《钓鱼城王张二忠臣祠》，对钓鱼城之战深刻反思：“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雎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乘舟鲁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诗的大意为，钓鱼城下的江水清澈透明，荒烟笼罩的古老堡垒令我心中的遗恨难以平复。钓鱼城守将王坚、张珏堪比唐代坚守雎阳的张巡、许远，二人的坚韧与智慧，可与墨子守城和晋代顾荣比肩，他们面对蒙古兵指挥若定，英勇与从容。兵凶战危之际，临安西湖上君臣依然歌舞升平，这种颓靡之气，只能落得君臣到崖山的海上漂浮躲难，身亡国灭。

走出忠义祠，门前明代天启年间的黄葛古树，历经400余年风霜雨露，依然枝叶繁盛，绿意盎然，承载着钓鱼城曾经的历史与精神。

作者简介：

拜啸霖：现就职于某航天研究院，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具有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颁发的IPMP C级（高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编号CN2003C1008）。榆林历史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苏力德文化传承中心/国王木华黎祭祀协会特聘专家，曾受聘于某管理咨询机构高级管理咨询顾问、某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外部导师。业余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研究专著《国王木华黎及其后裔研究》已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物合同，有百余万字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日报》《辽宁日报》《西安晚报》《文学陕军》《陕西文艺界》《南粤作家》《百花》《金秋》《三秦宗教》《国学研究》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推崇“写真诚的感情，写熟悉的生活，写了悟的思想，写独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