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毛泽东渐行渐远的新民学会总干事萧子升

萧子升是毛泽东年轻时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密友，二人过从甚密，可惜的是后来两人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毛泽东日后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而萧子升晚年则客死异国他乡的乌拉圭，时间是1976年11月21日，就在两个多月前的9月9日，他青年时期的好友润之已经先“走”一步了。

萧子升是1894年生人，比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还要小一岁，老家是湖南湘乡的萧家冲，与毛泽东的老家湘潭韶山冲相距并不太远，两人早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认识了。

当毛泽东1914年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时候，萧子升在这里已经读了三年书了，算是毛泽东的学长。这两位老乡在省立第一师范再次重逢，很快就成为了至交好友。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修的《毛泽东年谱》，萧子升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5年4月11日。

年谱记载这一天，毛泽东和萧子升、熊光楚到芋园黎锦熙处，继续听黎锦熙讲读书方法。

此后，年谱关于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记载就越来越多。

同年5月30日，毛泽东同熊光楚、王季范在黎锦熙处讨论改造社会问题。此后，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向杨昌济、黎锦熙求教。同时，与同学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萧三等组织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指导，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讨论。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时常以书信方式和萧子升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沟通。

在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说“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其胫”；并说自己近年来的进步，“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

8月，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畅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信中还抄录了自己近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自讼》，以匏瓜、牡丹相对照，说明做人不要华而不实。

“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有的人像牡丹，“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古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时的毛泽东无疑是把萧子升当作是可以如切如磋，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列出七十七种经史子集的书目，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至于萧愿意赠书和赠钱问题，则予以婉言谢绝。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人结伴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九百余里。

这次长途旅行，未带一文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到一些风土民情，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此行成为二人共同的美好回忆。

这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萧子升提议团体的名字就称“新民学会”，并由毛泽东负责草拟学会的章程。

现在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一封毛泽东在1918年2月19日写给萧子升的毛笔手札原件，信的内容主要是商议借书、出游安排，以下为原文：

子升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闲时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
肃此敬颂
学安不一
弟泽东上言 二月二十九日

信末的“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数语，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与萧子升志同道合，感情甚笃，几日不见，就甚是想念。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

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勤工俭学，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开始着手在湖南成立早期的党组织，并通过新民学会会员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全力开展建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12月1日，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毛泽东与萧子升在关于社会革命的认识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从1921年3月至7月，毛泽东与回国的萧子升之间就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两人争论了好几个晚上，但是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6月，毛泽东接到了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毛泽东与湖南另一位一大代表何叔衡一起乘船从长沙出发，计划经武汉前往上海。

有意思的是，当时萧子升与毛泽东在同一个船舱里面住。

萧子升去了法国一趟后，深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激烈的革命会带来太多的流血牺牲，因此主张通过改良和教育来慢慢实现。

但是毛泽东并不赞同老同学的这一想法，而是认为想要改变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实现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仅靠办书店、办教育是不行的。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显然，历史的发展精准地印证了毛泽东的话，这是萧子升后来所没有想到的。

萧子升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毛泽东年谱》里是在1921年的9月28日，年谱记载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及自己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

我回湘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