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笔记113 ：国王与教宗的蜜月还能维持多久？

1、1521年4月，有人看到亨利八世正在阅读路德写于前一年的《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在这部著作中，路德以最激烈的言辞抨击了罗马教会的圣事体系，将其比作囚禁信徒的巴比伦牢笼。亨利阅后的反应并非如剑桥学者那般为之倾倒，而是深感冒犯。到了5月，他亲自写信给教宗利奥十世，表明自己坚决禁止书中所述异端思想的决心。在托马斯·莫尔等博学大臣的协助下，亨利做了一件当时欧洲君主中罕有人为的事情——亲自执笔撰写神学论著。这部名为《捍卫七圣事》的著作，旨在逐条驳斥路德对圣事制度的攻击，维护教会正统教义。平心而论，这篇文章谈不上多么精彩，也算不得多么高明的神学论述，但它实现了预期的政治与宗教目的。教宗利奥十世阅后大悦，将“信德保障”这一光荣头衔赐予亨利。这个头衔本非世袭，但英格兰王室从此便一直沿用下去，至今仍镌刻在英国君主的称号之中。路德方面则毫不示弱，撰文回击，在文中痛斥亨利为“谎言之王”、“该死的腐虫”。这种人身侮辱令亨利对路德及其教义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厌恶，终其一生，他都未曾在心底真正接纳过路德所代表的新教信仰。

2、亨利的《捍卫七圣事》为他赢得教宗赞誉仅两个月后，利奥十世便与世长辞。在随后召开的枢机团选举中，有些人曾寄望于托马斯·沃尔西能够登上圣彼得的宝座，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英格兰籍教宗。然而，枢机团的成员们怎么也不会愿意让一个来自边陲岛国的教长执掌整个拉丁教会，更何况这位英格兰枢机长期以来只专注于处理英格兰内部事务，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远不及意大利和法兰西的竞争者。沃尔西最终未能当选，这对于他个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失落，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教宗选举的结果也意味着英格兰教会将继续保持其半独立的姿态。沃尔西虽然未能成为整个西方教会的最高领袖，但他作为教宗特使在英格兰境内享有的权力，已经足以让他成为本国教会的无冕之王。他在随后的日子里继续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为修道院制定新法规，操控二十所隐修院的选举使结果对自己有利，将四位隐修院领袖革职。教会的管理效率达到了自亨利二世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代价是主教们对他积怨日深，只待时机反扑。

3、1523年春，沃尔西做出了一项引发轩然大波的举动。他取消了高级神职人员本应在坎特伯雷举行的例行会议，转而将他们全部召集到威斯敏斯特，置于自己直接掌控的场域中。在那里，他宣布对这些主教和总主教征收一项新税，规定他们在行使权力之前，必须向沃尔西本人支付一笔“贡税”。这种做法无异于将教会的圣职变成了一种可征税的特权，其收益直接流入沃尔西的掌控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对宗教法庭进行了重大改革，主张所有涉及遗嘱和遗产的案件都必须经由他亲自督办。这一举措既加强了对教会司法的统一控制，也为沃尔西带来了丰厚的诉讼收入。教会的管理从未如此严格，从未如此集权，但也从未如此依赖一个人的意志。沃尔西为了达到个人及国王的目的，在梵蒂冈的批准下不断颁布教宗诏书、信件和授权法令，逐步将分散的教会权力收归己手。这些做法从短期来看巩固了英格兰教会的秩序，但从长远来看，却使英格兰主教们与其离心离德，埋下了日后他们在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时纷纷倒向国王的种子。一个被过度集权所压制的教会，在危机来临时往往缺乏真正的忠诚。

4、沃尔西之所以能够大权独揽、毫无顾忌地推行其治教方略，根本原因在于国王的庇护始终不变。他的所作所为本质上都是亨利八世的指示或默许，因此他握有的巨大权柄实际上成为王权强大的延伸与保证。在这一格局下，后来人们所热议的“教”与“国”之间的矛盾——即教会效忠于罗马教宗还是效忠于英格兰国王的冲突——在当时被人为地消解了。因为沃尔西既是教宗在英格兰的最高代表，又是国王的首席大臣，两者集于一人之身，仿佛教会与国家在一个人格上达成了暂时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是脆弱且充满悖论的。它依赖的并非制度性的安排，而是沃尔西个人的忠诚与亨利的信任。一旦国王的利益与教宗的权威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沃尔西便被置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双重效忠之中。在天主教教义是否需要根本性改革这一问题上，沃尔西采取了务实的拖延态度，对王国内异端思想的传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主要心思放在整顿教会风纪、提高办事效率，以及最为重要的——如何盘剥教会财产以充实国王的国库。他未曾料到，这些做法正在为一场更为彻底的变革准备条件。

5、在沃尔西忙于教会上层整顿的同时，底层社会的宗教骚动正在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展开。从泰晤士河谷到埃塞克斯的乡间，从伦敦的窄巷到赫特福德郡的堂区，那些被称为“新教之人”、“宣讲福音者”或“知晓真理的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秘密阅读和私下讨论。在里克曼斯沃思的堂区圣堂，一群激进的信徒将圣像和圣坛屏付之一炬。这一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后来席卷整个英格兰的捣毁圣像运动的先声。对于这些深受新教思想影响的信徒而言，教堂中那些被信徒膜拜的圣像、圣物，并非通向神恩的媒介，而是《圣经》所禁止的偶像崇拜。他们引用摩西律法中的诫命，宣称人造的形象不应成为信仰的对象。这种从教义争论到实际行动的转变，标志着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的新阶段。教会与政府的反应是迅速而严厉的：焚毁圣像被定性为亵渎与叛逆的双重罪行，参与者面临被当作异端处以火刑的危险。然而，正如焚书无法阻止思想的传播，处决也无法熄灭信仰的火焰。每一次公开处决，反而为这场运动增添了新的殉道者和更坚定的追随者。

6、1518年，正当宗教改革的暗流在英格兰悄然涌动之时，托马斯·沃尔西在外交舞台上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他以教宗代表的身份，在英格兰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西班牙国王查理之间展开斡旋，试图构筑一个涵盖欧洲主要强国的普遍和平框架。那年秋天，各国的代表齐聚伦敦，签署了一项全面和平条约，史称《伦敦条约》。这个条约完全由沃尔西发起和主导，因此他理所当然地独占其功。在条约文本中，只略微提及组成十字军对抗穆斯林的可能性，而对教宗的叙述仅限于他“参加”或“协助”谈判，仿佛是罗马在支持伦敦的和平倡议，而非伦敦在执行罗马的旨意。一位教廷枢机在评论此事时不无感慨地写道：“可以看得出来，教廷与教宗对这位英格兰大臣寄予的期望。”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十分微妙：沃尔西的地位已经高到令罗马也要对他有所依赖。在短短数年间，沃尔西从一个林肯郡的普通总铎，变成了欧洲外交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他的成功向亨利八世证明了一件事：英格兰可以在欧洲事务中扮演远超过其国力和体量的角色，只要有一位足够精明的舵手。

7、沃尔西权势的膨胀可以透过一个微妙的细节被精准地观察：他对外交使节和廷臣说话时的措辞变化。威尼斯大使首次拜访英格兰时，沃尔西对其称“陛下将会如此如此”，以国王的名义发言，自居为君主意志的忠实传达者。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句措辞悄然变为“我们将会如此如此”，暗示着他与国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合伙人的关系，二者的意志难以区分。到最后，这句措辞直接变成了“我将会如此如此”，仿佛他本人的意志便是国家的决策，他的喜好便是政策的方向。这种措辞的演变精确地刻画了沃尔西如何一步步将巨大权柄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然而，沃尔西虽然傲慢，却并非愚蠢之人。他始终心知肚明真正的权力与权威之所在：只要他严格遵循国王的意愿，他便可稳坐高位；一旦他不能满足亨利的期望，他脚下所站立的便会瞬间崩塌。枢机的一切成就，连同《伦敦条约》的荣光，归根到底都是君王的胜利。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国王的荣誉始终是重中之重。亨利本人似乎也曾对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他对威尼斯大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希望所有君王在其自有的土地上心满意足，我们对属于我们的岛屿感到非常满足。”在1519年之前的这段时期，他甚至写过几行小诗以明心迹，表达内心的安宁与自足。

8、然而，1519年2月发生了一件改变欧洲格局的大事，将亨利内心的满足感击得粉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驾崩，其孙西班牙国王查理在激烈的选帝竞争中胜出，继承了祖父的帝位。年仅十九岁的查理如今名义上是奥地利、瑞士、德国、低地国家、西班牙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广袤殖民地的统治者，半个欧洲的命运尽数在他的掌控之下。查理五世的崛起彻底打破了此前欧洲三大年轻君主——亨利、弗朗索瓦、查理——之间微妙的平衡。此前，他们三人尚可以礼仪性的竞争和仪式化的对抗来维持关系，但查理继承的庞大领地使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感到被哈布斯堡家族团团包围，而亨利八世则突然意识到，曾经与英格兰结盟对抗法国的西班牙，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巨人。三个君王之间的博弈从追逐荣誉的骑士游戏，演变为关乎王朝存亡的地缘政治较量。在此后三十年间，他们的你争我夺将主导欧洲历史的走向，也将深刻影响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进程，因为亨利在两位天主教君主之间寻求外交空间时，将不得不以宗教立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9、1520年夏天，一场被时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盛会，在英格兰领地加来附近的阿德尔河谷上演。亨利八世搭乘雄伟的“大哈利号”旗舰航行至法国，随行人员多达四千人，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会面。会面地点史称“金襕地”，因为那里建起了亭阁宫殿、高塔门楼，挖出了人工湖，搭起了精美桥梁，竖立起古典雕像，甚至造出了流淌啤酒与葡萄酒的喷泉。亨利浑身金光闪闪，他的“饰带由金丝编成”；而弗朗索瓦周身光芒万丈，令人不敢直视。弥撒过后是一系列马上枪术、武术和摔跤比赛，庆典持续了整整十七天。华丽的挂毯上织着栩栩如生的图案，每一个细节都在宣示着各自君主的财富与权力。然而，在这场极尽奢华的友好表演背后，交易也在暗中进行。甚至在坐船前往法国之前，查理五世已经先行到达多佛，亨利亲自前往迎接。查理在坎特伯雷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姨母——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舞会与宴会持续了三天，其间穿插着数小时的秘密商谈。金襕地与弗朗索瓦欢宴之后，亨利又前往加来，再次与查理密谋。所有的计划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法国。亨利仍然念念不忘重申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获得法国王位。这一执念将成为他此后二十年间外交政策的核心驱动力。

10、就在国王们在金襕地的亭阁宫殿中沉睡、在比武场上争夺荣誉的同时，伦敦城的守卫正连夜进行着另一种搜索。据当时的巡逻报告，有一个裁缝和他的两个仆人打牌投骰子一直玩到凌晨四点，被迫停止赌博向巡逻人员提供线索。看守在南华克和斯特普尼搜捕“游手好闲和行为不端的人”时，发现许多被称为“浪人”的无家可归者栖身在破旧的棚屋里。在南华克，有十个德国人被捕，他们的身份和来历引起了当局的警惕。看守还发现“一老一少两个娼妓”躺在地窖里一块肮脏的床单上；在楼上，休·里维斯和爱丽丝·波尔被“捉奸在床”。一个名叫安妮·索思威克的女子因为涉嫌卖淫，在威斯敏斯特的玫瑰酒馆遭到盘问。与此同时，二轮车夫们躺在酒馆的墙边疲倦地沉睡；郊区的旅店中，平静地住着割草人、制干草人，以及烧砖匠。不论他们的生活合法与否，这些男男女女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经营者生计。这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金襕地上的盛宴与伦敦暗夜的搜捕，共同构成了都铎英格兰的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一面是君主荣耀的极致展示，一面是底层民众的沉默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