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我街头唱歌，一个大哥往我帽子里放了二十块：别嫌少，买个馍

楔子

他说完那句话就走了。我攥着那二十块钱，站在九九年冬天的风里，半天没反应过来。二十块，在那个时候够买四十个馍。我卖唱一晚上，帽子里最多的时候也就七八块钱，还都是毛票。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大哥，可那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我心里，一扎就是二十多年。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他说的是“买个馍”，不是“买包烟”，不是“买瓶酒”。他知道我饿。

第一章

一九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天桥上卖唱。

说卖唱是好听的，其实就是一个人抱着把破吉他，面前放个帽子，谁爱扔钱就扔点。那时候我唱得真不怎么样，吉他也是自学的，和弦按不实，扫弦扫得稀碎。但我不怕丢人，因为我已经没什么可丢的了。

那年我刚从老家出来。老家在豫东一个叫刘庄的地方，黄河滩区，穷得叮当响。家里三间土坯房，下雨天满屋接水。我爸在我十五那年走了，食管癌，查出来就是晚期，扛了仨月，人瘦得皮包骨。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我妹，种六亩地，农闲时去砖瓦窑搬砖，一块砖一分钱，一天搬两千块，挣二十块。

我学习不行，初中毕业就不上了。不是不想上，是真上不起。那时候高中一学期学费三百多，我妈拿不出来。我也不忍心让她拿。我妹比我小四岁，学习好，我不能跟她争。

不上学就得找活路。我在村里跟人学了半年木匠，后来跟着邻村一个包工头去郑州干装修。说是装修，其实就是打小工，和水泥、搬砖、扛石膏板。一天十五块，管一顿午饭。晚上住工地，彩条布围个棚，地上铺层草垫子，几十个人挤一块。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冬天冻得睡不着，就裹着被子缩成一团，听旁边的人打呼噜、说梦话、磨牙。

干了两年，包工头跑路了。欠了我三千二百块钱工钱，一分没给。那是我两年的全部积蓄。我找他要，他躲着我，后来干脆连电话都打不通了。我蹲在他租的那个民房门口等了三天，等来的是一群跟我一样的农民工，都是来找他要钱的。有个四十多岁的大叔，蹲在墙根底下哭，说他儿子等着钱交学费。我没哭，但我也快哭了。

后来我们就散了。各找各的路，谁也帮不了谁。

我那时候身上就剩四十多块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在街上晃了两天，睡过立交桥底下，睡过火车站候车室。第三天的时候，我在二七广场看见一个老头在拉二胡，面前摆个茶缸子，有人往里扔钱。我站那听了半天，突然想，我也会弹吉他啊，我为什么不能试试？

那把吉他是用我干装修攒的第一笔钱买的，红棉牌，一百二十块，在光彩市场一个旧货摊上淘的。弦锈得不行，三品的品丝翘起来，按下去扎手。但我喜欢得要命，每天晚上收工了就抱着练，也不管吵不吵别人。

我就这么开始了卖唱。

第一天，我去了火车站的天桥。那是人最多的地方，来来往往的，啥人都有。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把帽子放地上，抱着吉他开始唱。唱的是《流浪歌》，那时候满大街都在放的那首。“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我唱得不好，但我是真心的。因为我想我妈了。

第一天卖了多少钱？一块七。全是钢镚儿和毛票，最大的一张是五毛的。我数了三遍，一块七毛钱。那天晚上我买了两块钱的馒头，就着自来水吃了四个，剩下的留着明天吃。

但我挺高兴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靠自己挣到钱，没人欠我的，我也不用找谁讨。

后来我就天天去。下午三点多去，一直唱到晚上九点多。天桥上风大，冬天手冻得僵硬，按不住弦，我就揣兜里暖一会儿再弹。夏天晒得皮疼，我就找个阴凉地儿，但阴凉地儿人少，挣得也少。

我慢慢摸索出门道来了。火车站天桥人流量大，但大多是赶路的，没人有心思停下来听你唱。后来我就换到人民路那边，靠近百货大楼，逛街的人多，心情好，愿意给钱的多一些。再后来我又发现了紫荆山那个路口，等红绿灯的人多，堵车的时候司机们无聊，会摇下车窗听两句。

我的收入慢慢稳定了，一天能挣个五六块，好的时候十来块。够我吃饭了，还能剩下点。我租了一间城中村的房子，在关虎屯，一个月八十块，七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再没别的地儿。公共厕所，公共水龙头，洗澡得自己烧水端屋里用盆子洗。

那段日子苦是苦，但我没觉得难熬。因为每天都有个盼头，就是今天能挣多少钱，会不会有人多给点。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老天爷在给你发奖，你不知道今天发多少，但你知道他一定会发。

有时候也会碰到大方的人。我记得有个女的，三十来岁，穿得很好，听我唱完一首《心太软》，往我帽子里放了十块钱。十块钱啊，我得唱好几天。她放完就走了，我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还有一回，一个老头听我弹了半天，最后放了两块钱，跟我说：“小伙子，弹得不错，但要好好练，你还差得远。”他说得对，我确实差得远。

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刚收摊，过来三个小混混，把我帽子里的钱抓了就跑。我追了两条街没追上，回来发现吉他磕在地上，面板裂了一条缝。那天我蹲在天桥上哭了。不是因为钱，是因为那把吉他，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后来我自己用乳胶粘了粘，将就着还能弹，但音色变了，闷闷的，像嗓子哑了的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转眼到了冬天。九九年冬天特别冷，我记得十二月那阵子，气温零下好几度，我穿一件军大衣，是关虎屯一个收破烂的大叔送我的，他说他收了好几件，穿不完。那大衣很沉，暖和，但活动不方便，弹吉他的时候胳膊抬不起来，我就只穿着唱歌，不弹的时候裹紧。

那天是十二月十八号，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下午我妹给我打了个电话。

第二章

关虎屯村口有个小卖部，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公用电话”四个字。老板娘姓周，我们都叫她周姐，人挺好，接电话不要钱，打电话一分钟五毛。我妹每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每次都是打到周姐这，周姐喊我去接。

那天我正在屋里睡觉，周姐的闺女小娟跑来喊我，说我家打电话来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跑过去，拿起电话，那边是我妹的声音，带着哭腔。

“哥，妈住院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妈身体一向不好，常年劳累，腰疼腿疼的，但从来没住过院。我问她咋回事，我妹说妈去砖瓦窑搬砖，从窑顶上摔下来了，摔断了三根肋骨，还有内出血，现在在县医院躺着，要做手术。

“手术要多少钱？”我问。

“医生说先交五千，后面可能还得两三千。”

五千。我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我存了多少钱？我的钱都放在枕头下面一个塑料袋里，毛票多，大票少，总共大概有六七百块。那是我从夏天攒到冬天的全部积蓄。

我说：“你先别哭，我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在小卖部门口站了很久。周姐出来问我咋了，我说我妈住院了，我得回去。周姐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我，说：“拿着，别嫌少。”

我没要。我说我有，其实我没有，但我不好意思要她的。周姐自己也不容易，男人跑了，一个人带俩孩子，靠这个小卖部糊口。

我回屋把那袋钱倒出来，数了三遍，六百八十三块五毛。我把五十和一百的大票挑出来，总共四百块，装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剩下的零钱揣裤兜里。然后我抱起吉他，出了门。

那天我唱得特别卖力。从天亮唱到天黑，嗓子都唱哑了。但不知道为啥，那天给钱的人特别少，一晚上就收了四块多。我蹲在天桥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数字——五千。我得凑五千块。

第二天我又去唱，比昨天还差，三块二。

第三天我换了地方，去了碧沙岗公园门口。周末人多，小孩多，家长愿意给钱的也多。我唱儿歌，《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桨》，还唱《世上只有妈妈好》。那天挣了十一块五，是那几天最多的。

但照这个速度，我得唱到什么时候去？

我开始想别的办法。我把吉他卖了？不行，那把吉他裂了条缝，谁要啊。我去工地搬砖？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不吃不喝也得攒一年。我去借钱？我能找谁借？村里的人都穷，郑州这边认识的人也都是穷光蛋。

我想起以前跟我一起干装修的老刘，他是周口人，在郑州干了七八年，认识的人多。我去找他，他说他也想帮我，但他自己刚被另一个包工头欠了钱，兜里就剩二百块。他给我塞了一百，我没要，他又硬塞过来，说：“拿着吧兄弟，谁家没个难处。”

我还去找了以前在关虎屯一起租房的工友，有人给二十，有人给五十，还有人给了十块。我口袋里一共凑了一千二百多块。离五千还差得远。

那几天我愁得睡不着觉，躺在那张吱呀乱响的床上，盯着房顶的裂缝，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要不我去卖血？我听说血站收血，一次能给几百。后来一打听，得要健康证，还得体检，我等不了。

我又想了个办法，去火车站拉客。就是那种在火车站出站口，见到人就问：“大哥去哪？坐大巴还是火车？我帮你买票，便宜。”黄牛那种。我认识一个叫三儿的人干这个，他说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一两百。我找他，他说可以带我，但得先交五百块“学费”。我说我没钱，他说那就没办法了，规矩就是规矩。

我没交，也没干。

后来我想了个最笨的办法——晚上去夜市摆摊。我花八十块钱进了一批袜子，地摊上卖，一双一块，五块钱六双。白天唱歌，晚上摆摊，一天睡四五个小时。袜子不好卖，因为卖袜子的人太多了，一条街上七八个摊。我站一晚上嗓子喊哑了，也就能挣个十几二十块。

我算了算，按这个速度，等我攒够五千，我妈要么已经好了，要么已经没了。

我决定先回去看看我妈再说。

第三章

我坐大巴回的老家，车票二十五，三个多小时。到了县城又坐了个蹦蹦车，五块钱，拉到县医院门口。

县医院在县城最东边，一栋四层的老楼，墙上刷着“救死扶伤”四个大字，那个“伤”字的单人旁掉了一半，变成了“场”。院子里停着几辆三轮车，有人蹲在花坛边抽烟，有人拎着暖水瓶去打水。

我妈住在三楼，一个大病房，八张床，全是女的。我进去的时候她正躺着，脸色蜡黄，嘴唇发白，眼睛闭着。我妹坐在床边，看见我进来，眼圈一下就红了。

我妈听见动静，睁开眼，看见是我，第一句话是：“你咋回来了？路费多贵啊。”

我没忍住，眼泪直接掉下来了。我说没事，路费不贵。我妈想坐起来，但肋骨断了坐不起来，就伸手拉我，我赶紧蹲下去。她摸着我的脸说：“瘦了，又瘦了。”

我说妈你好好养病，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妈说不用想，她已经想好了，回家养着就行，断了骨头慢慢长，不用做手术。我说那不行，内出血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妈说不怕，她都这把年纪了，命硬。

我知道她是心疼钱。五千块，对她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种一年地，刨去种子化肥，净落也就两千来块。她搬砖一天挣二十，得搬二百五十天。这还不算平时的吃药、人情往来、我妹上学的花销。

我去找主治医生，姓王，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挺和气。他跟我说我妈的情况，三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戳到了肺，引起了气胸，胸腔里有积液，必须手术，不然有生命危险。手术费加住院费，大概六千左右。他说你尽快交钱吧，拖久了麻烦。

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旁边有个男的也在站着，四十多岁，穿个破棉袄，蹲在墙角抽烟。他看我一眼，问：“你家里人？”我说我妈。他点点头，说他也差不多，他爹脑溢血，要做开颅手术，八万。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说完他站起来，把烟头掐灭，走了。

我回到病房，我妈又睡着了。我妹拉着我到走廊上，小声跟我说：“哥，咱妈这几天一直念叨你，怕你在外面吃苦。”

我说我不苦。我从口袋里把那包钱掏出来，一千二百多块，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递给我妹。我妹接过去，眼泪又掉下来了。

“哥，你哪来这么多钱？”

“借的，存的，反正不是偷的。”

我妹把钱收好，说：“哥，要不我不上学了，我出去打工。”

我说不行。她学习好，在年级排前五，老师说她能考上县一中，将来能考大学。我不能让她走我的老路。

“你好好念你的书，钱的事哥想办法。”

我妹不说话，就低着头哭。

我在医院待了两天，照顾我妈。给她擦身子，喂她喝粥，扶她上厕所。她疼得厉害，每次翻身都咬着牙，额头冒汗，但一声不吭。我妈这个人，一辈子要强，从不在儿女面前叫苦。

第三天我必须回郑州了，因为钱还没凑够，我得回去想办法。走之前我去找王医生，跟他说先做手术，钱我慢慢补。王医生说不行，医院有规定，必须先交钱才能做。我说那能不能少交点，先交两千，剩下的我分期给。他说他做不了主，让我去找院长。

院长不在，我等到下午也没等到。

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了郑州。大巴上我一路没说话，看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脑子里一片空白。到郑州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我直接去了紫荆山那个路口，站那开始唱。

那天风很大，吹得我睁不开眼。我唱的是《懂你》，满文军那首。“你静静地离去，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唱到副歌的时候，我的声音劈了，嗓子像刀割一样疼，但我没停。

帽子里被人扔了一些零钱，我没心思数，继续唱。唱到后来，旁边摆摊卖烤红薯的大叔看不下去了，递给我一个红薯，说：“小伙子，别唱了，风太大，嗓子会坏。”

我接过红薯，咬了一口，烫得眼泪直流。我说没事，我得挣钱，我妈等着做手术。大叔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我帽子里，说：“拿去吧，别嫌少。”

那天晚上我挣了十六块三毛。

第四章

接下来半个月，我疯了似的挣钱。

白天唱，晚上也唱。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去批发市场进点小东西，手套、帽子、口罩，在路边摆摊卖。中午随便吃点馒头咸菜，下午去天桥唱歌，唱到傍晚，转战夜市继续唱。夜市人多，但嘈杂，没人认真听，我就扯着嗓子吼，吼那些流行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什么歌都唱。

嗓子很快就哑了。哑了也得唱，不唱就没钱。我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胖大海泡水喝，喝了一个多礼拜，没啥用。

有天晚上我唱到快十一点，正准备收摊，走过来一男一女，看着像情侣。女的听我唱了两句，跟她男朋友说：“他唱得挺好的。”男的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十的，扔我帽子里，说了句：“兄弟，天冷，早点回去。”

五十块。我愣住了，赶紧说谢谢。那个男的摆摆手，搂着女的走了。

我揣着那五十块钱，一路小跑回关虎屯。那几天我兜里的钱慢慢厚起来了，加上之前借的、存的，大概有三千出头。还差两千。

这时候我妹又打电话来了。我妈情况不太好，胸腔里的积液越来越多，已经开始发烧了。王医生说再不手术，可能引发败血症。

我挂了电话，蹲在周姐的小卖部门口，半天没起来。周姐出来看我，说：“孩子，你别急，妈肯定没事的。”我说周姐，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周姐犹豫了一下，说她也难，她闺女小娟明年要上初中，学费还没攒够。我说我知道，打扰了。

我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我决定去找三儿，那个在火车站拉客的黄牛。之前他说要五百块学费，我没给，现在我想通了，五百就五百，只要能快挣钱，我认了。

三儿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打牌，我去找他，他看见我就笑，说：“想通了？”我说是，但我手头紧，五百块能不能先欠着，等我挣钱了再给。三儿把牌往桌上一摔，说：“兄弟，你逗我呢？这是规矩，懂不懂？你连学费都不交，我凭啥带你？”

我转身走了。走到门口，背后传来三儿的声音：“不过你可以先干保洁，一天三十，日结，干不干？”

保洁就是在火车站打扫卫生，拖地、扫厕所、捡垃圾，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一天三十块，中午管一顿饭。我说干。

第二天我就去了。火车站保洁归一个姓赵的管，外号赵老四，四十多岁，脸黑得像锅底，嗓门大得像喇叭。他给我发了一件橘黄色的马甲，一把扫帚，一个簸箕，让我扫广场。

火车站广场多大啊，乌泱泱全是人，地上啥都有，烟头、塑料袋、瓜子皮、方便面桶，还有人吐的痰。我从东扫到西，从南扫到北，扫完一遍，回过头去，又脏了。

扫厕所是最恶心的。火车站厕所那个味，能把人熏个跟头。地上全是水，坑里全是屎，有人拉外面了你还得用铁锨铲。我戴着口罩，但那个味挡不住，直往鼻子里钻。第一次扫的时候我吐了三回。

但我忍着。一天三十块，一个月九百。我干十天就能多三百，干二十天六百。虽然离两千还差得远，但有一点是一点。

我上午扫广场，下午去唱歌。晚上不唱了，去夜市摆摊。一天睡三个多小时，很多时候干着干着就犯困，站着都能眯着。

有天扫厕所的时候，碰到一个人，蹲在坑上不起来，我敲了三次门，他才出来，骂骂咧咧的，说我催命。我看了他一眼，愣住了——是老刘，那个以前跟我一起干装修的周口老乡。他也认出我了，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兄弟，你咋干这个了？”

我说缺钱。他点点头，没多问，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说不抽。他自己点上，深吸一口，说：“我比你强点，现在在工地上开搅拌机，一天四十。你要是想来，我跟工头说说。”

我说等我妈好了再说吧。他说行，走的时候拍了拍我肩膀。

第五章

十二月十八号那天，我永远忘不了。

那天郑州特别冷，天气预报说零下七度，但体感温度绝对不止。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我早上六点就去火车站扫广场了，扫到中午，赵老四给我们一人发了一碗方便面，说是“过节福利”。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腊八。

腊八在我们老家是要喝腊八粥的。我妈每年都熬，放红枣、花生、红豆、小米，熬得稠稠的，一人一大碗。喝完了我妈会说：“喝了腊八粥，一冬不冻手。”我每年都信，但每年手都冻。

吃完方便面，我又扫了一下午厕所。下午四点下班，我把马甲还给赵老四，去关虎屯拿了吉他，到紫荆山路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找了个背风的位置，把帽子放地上，开始唱。先唱了几首暖场的，什么《九月九的酒》《大哥你好吗》，然后唱《流浪歌》。唱到一半的时候，风突然大了，把我帽子里的钱吹跑了好几张。我赶紧放下吉他跑过去捡，追了十几米才捡回来，有两张一块的吹到马路中间去了，我没敢捡，车太多。

重新坐回去，我把帽子换了个位置，用吉他盒子压住一角。这时候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过来，穿一件深蓝色棉袄，黑色裤子，脚上一双旧皮鞋，鞋面上有泥点子。他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头发乱糟糟的，看着像是干体力活的。

他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听完了一整首歌。我唱的是《朋友》，周华健那首。“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首歌我唱了无数遍，从没唱出什么特别的感觉，但那天不知道咋了，唱着唱着鼻子就酸了。

他听完了，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往我帽子里放。我一看是二十块的，赶紧说：“大哥，太多了，不用这么多。”

他摆摆手，说：“别嫌少，买个馍。”

说完他就走了，混进人群里，很快就看不见了。

我攥着那二十块钱，张了张嘴，想说谢谢，但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是因为这二十块钱有多大——当然也不小——是因为他说的是“买个馍”，不是“买包烟”，不是“买瓶酒”。他一眼就看出来我饿。

我那天晚上收了摊，用那二十块钱买了十个馍，一碗胡辣汤，吃得饱饱的。一边吃一边哭，哭完了擦擦嘴，又去夜市摆摊了。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讲给周姐听，周姐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我说是。

但我当时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会让我的生活彻底改变。

我摆摊到夜里十一点多，准备收摊的时候，旁边卖烤串的小马跑过来找我，说：“刚才有个人来打听你，问你叫什么，哪的人，在哪住。”我说谁啊？小马说不认识，三十来岁，穿个皮夹克，看着不像好人。

我心里有点发毛。在火车站那边混久了，知道这地方啥人都有，骗子、小偷、人贩子，啥都见过。我赶紧收了摊，绕了两条路回了关虎屯，进门就把门反锁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做了一夜梦，梦见有人追我，我跑啊跑，怎么也跑不动。

第六章

接下来几天，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摆摊的时候感觉背后有人，唱歌的时候感觉旁边有人，回住处的路上感觉身后有人。我回头看，啥也没有。我跟自己说这是疑心病，别自己吓自己。

但第四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在紫荆山唱歌，唱到一半，走过来两个男的。一个穿皮夹克，一个穿军大衣。皮夹克就是小马说的那个，三十来岁，瘦高个，脸上有道疤。军大衣矮胖，板寸头，脖子上挂个金链子，看着不像真金的。

他们站我跟前，皮夹克先开口：“你就是刘建国？”

刘建国是我，但我一般不跟人说真名，在外面都叫我小刘。我点点头，问他们是谁。皮夹克没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说：“你妈住院了？”

我愣住了，问他怎么知道的。皮夹克说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就问你，你是不是缺钱，想不想快点挣钱。

我说想啊，咋挣？皮夹克说跟他们走，去南方，工厂打工，一个月一两千，包吃住。我说啥工厂？他说电子厂，做手机配件的。我说我得想想，我妈还在医院，我不能走太远。

皮夹克脸色变了，说：“你他妈想啥呢？老子给你介绍活路你还拿捏上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求着我带？”军大衣在旁边帮腔：“就是，你别不识好歹。”

我心里发毛，说让我考虑考虑，过两天答复。皮夹克冷笑一声，说：“行，你考虑。但我跟你说，你那个位置，我随时可以让你待不下去。”

他说的“位置”，指的是我在紫荆山唱歌的地方。火车站天桥、紫荆山路口、碧沙岗公园，这些地方都有潜规则，谁在哪个位置唱，都是有主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才听别的卖唱的人说，这些位置都被几个混混占了，你要想在那唱，得给他们交“保护费”，一天两块。我一直没交，因为没人来找我要过。现在看来，是时候到了。

皮夹克和军大衣走了以后，我赶紧收了摊，换了地方，去了火车站天桥。但火车站天桥也有人占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拉二胡的，我认识他，姓孙，都叫他老孙。老孙看见我来，说：“小刘，你咋来了？紫荆山那边不行了？”

我说有人来找我麻烦了。老孙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早就该给人交钱了。那两个是王麻子的人，王麻子管着这一片所有的场子，你不交钱，别说唱歌，你连站都站不住。”

我说我没钱，我妈等着做手术。老孙想了想，说：“那你先在我这唱吧，咱俩轮着来，一人一小时。王麻子来找你，你就说你是我徒弟，我跟他说说。”

我感激得不行，连说了好几句谢谢。老孙摆摆手，说：“谢啥，都是苦命人。”

在火车站天桥唱了两天，平安无事。但挣得少，一天就四五块，比紫荆山那边少一半还多。我心里急，我妈还在医院等着钱，我不能在这磨蹭。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唱，皮夹克又来了。这次他没带军大衣，一个人来的，脸很臭。他走到我跟前，一把把我吉他按住，说：“你是不是以为换个地方就没事了？”

我说我没有，我就是觉得天桥人更多。皮夹克冷笑，说：“你少跟我扯淡。我告诉你，王哥说了，你要么跟他去南方，要么交一千块‘场地费’，要么就别在这混了。”

一千块。我哪有那么多。我跟他商量，能不能少点，我分期给。皮夹克说不行，一分不能少，三天之内，不然别怪他不客气。

他说完就走了。老孙过来问我咋回事，我跟他说了，老孙脸色很难看，说：“王麻子这是要赶你走。一千块，抢劫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去南方打工？一个月一两千，听着不错，但我妈等不了，手术不能再拖了。交一千块场地费？我拿不出来，就算拿出来了，以后每个月还要交保护费，我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换个城市？郑州是我唯一熟悉的地方，我去了别的地儿，人生地不熟，能干啥？

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

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了我妈。她瘦了很多，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话也有气无力的。我妹说她已经发了好几天烧了，最高的时候四十度，王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

我在走廊上哭了。蹲在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哭得浑身发抖。哭完了我去找王医生，求他先做手术，钱我一定凑齐。王医生看我可怜，说他会跟院领导申请，但不敢保证能批。

那天晚上回郑州，大巴上我一直在想，实在不行，我就去找王麻子，答应跟他去南方。先预支一个月工资，给妈交了手术费，然后剩下的慢慢还。虽然不知道那边到底是啥情况，但总比现在强。

到郑州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我下了大巴，正往关虎屯走，路过紫荆山路口的时候，看见路灯下站着一个人，穿深蓝色棉袄，黑裤子，旧皮鞋。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那个给我二十块钱的大哥。

第七章

他站在路灯下，手里夹着一根烟，好像是在等人。我走过去，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大哥。”

他转过头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是你啊，小伙子。今天没唱？”

我说刚下车，从老家回来。他点点头，问我老家哪的。我说豫东的，刘庄。他说哦，他也是豫东的，商丘的，离你们那不远。

我俩就这么聊起来了。他姓张，叫张建国——跟我一个名，都叫建国。他在郑州干水电工，租在管城区那边，离这不远。今天收工晚，路过这，看见路灯下这位置，想起前两天在这听我唱歌，就站这抽根烟。

我说我正愁呢，把王麻子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把烟头掐灭，说：“一千块场地费？这不是明抢吗？”

我说没办法，这一片都归他管，不交钱就别想混。张建国想了想，说：“你要是不嫌弃，去我们那边唱。管城区老城区，人多，但大多都是老头老太太，不爱听流行歌，你要是会唱戏，还行。”

我说我不会唱戏，就会弹吉他唱流行歌。他说那也行，试试呗，总比在这被人欺负强。

我说我再想想。他拍拍我肩膀，说：“别想太多了，路是人走出来的。对了，你妈咋样了？”

我说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缺钱。他从兜里掏出钱包，抽出一百块钱，塞我手里，说：“拿着，别嫌少。”

我连忙推回去，说上次那二十块我还没还你，不能再要了。他把钱硬塞我口袋里，说：“还啥还，又不是借给你的。你妈等着用钱，你跟我客气啥？”

我又哭了。那天我哭了好几次，但这次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感动。我跟张建国非亲非故，他就听我唱了一首歌，给了我二十块，现在又给一百。我问他要电话号码，说以后有钱了还他。他摆摆手，说不用还，他挣钱比我容易，说完就走了。

我攥着那一百块钱，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第二天，我没去火车站天桥，直接去了管城区老城区。那个地方叫平等街，两边是老居民楼，楼下有块空地，平时有人在那打牌、下棋、遛弯。我到的时候上午十点多，阳光挺好，有几个老头在那晒太阳。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开始唱。先唱了几首老歌，《南泥湾》《茉莉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没想到那些老头老太太还挺爱听，有个老太太听得直抹眼泪，说我唱得她想起来年轻时候的事了。

那天上午我挣了八块多。下午换了条街，在城隍庙那边，人更多，挣了十二块。一天下来二十块出头，比紫荆山还多。

我高兴坏了。第二天又去，第三天还去。连着唱了一个礼拜，每天都能挣二十块左右。我把钱攒着，加上之前存的，大概有四千出头了。离六千还差两千，但我看到了希望。

这期间我妹又打电话来，说我妈的手术批下来了，医院同意先做手术，但术后得把欠款补上。我说好，你跟妈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让她安心做手术。

手术定在十二月三十号。那天我正在平等街唱歌，心里七上八下的，坐立不安。唱到一半手机响了——我那时候买了个二手手机，诺基亚的，一百二十块，就是为了方便跟我妹联系。

我妹在电话那头哭，我吓坏了，以为我妈出事了。结果我妹说手术成功了，医生说恢复得好的话，过年就能出院。我蹲在地上，眼泪哗哗地流，旁边打牌的老头们吓了一跳，问我咋了，我说没事，高兴的。

那天我收了摊，去买了二两白酒，一个人坐在平等街的路沿上喝。我不太会喝酒，喝了两口就上头了，脸烧得慌。我对着路灯举起杯子，说：“妈，你好好养病，儿子挣钱给你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等妈出院了，我要好好学吉他，好好练唱歌，不能一直这么瞎混。我要当个真正的歌手，不是卖唱的，是有本事的那种。

但生活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决心就变得顺遂。

第八章

两千年一月一号，千禧年第一天。

那天满大街都是人，到处张灯结彩，横幅上写着“迎接新世纪”。我在平等街唱了一整天，从早上唱到晚上，嗓子彻底废了，彻底失声，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我去药店买了润喉片，含了一天，没用。又去诊所看，医生说声带充血，得禁声休息，至少一个礼拜不能说话。

一个礼拜不能说话，等于一个礼拜不能唱歌。不能唱歌就没收入，没收入我妈的医药费就还不上。我急得团团转，但没办法，嗓子不听使唤。

我想过去工地搬砖，但嗓子哑了不影响搬砖。我去找了老刘，他在北环一个工地上，我跟他干了两天，一天二十五。但工头嫌我干得慢，第三天就把我辞了。

我又去找了赵老四，问他还要不要保洁。赵老四说最近人满了，等有缺了再叫我。我知道这是托词，因为火车站最近确实不忙。

我在关虎屯躺了两天，嗓子没好，反而更哑了。我去诊所又看了一次，医生给我开了消炎药，说再唱的话可能永久损伤声带。永久损伤，那就是一辈子不能唱了。我不敢赌这个。

这时候张建国打电话来了。他之前给我留了个号码，说有事找他。我打过去，他听说我嗓子坏了，说：“你来我这吧，帮我打下手，一天给你三十，干不干？”

我说干，干啥都行。

张建国在水电装修队里干，老板姓李，接的都是老城区的小活，换个水管、修个电路、装个灯啥的。张建国带我去了一个工地，平等街附近的一个老小区，给一家住户改水电。

那家住户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一个人住，儿女都在外地。她说家里的电线老化了，经常跳闸，想重新走一遍线。张建国带着我，打墙、开槽、布线、穿管，干了两天。我啥也不懂，他就教我，怎么用冲击钻，怎么辨认火线零线，怎么缠绝缘胶带。

我学得挺快，张建国说我有天赋。我知道他是鼓励我，但我确实觉得这活比唱歌踏实，至少不用看人脸色，不用被混混欺负。

干完那个活，李老板给了我六十块。两天的工钱，一天三十。张建国没要分成，全给了我。

后来我又跟着他干了几个活，装热水器、修马桶、换水龙头。我慢慢上手了，有些简单的活自己能干了。张建国跟李老板说，让小刘自己接点小活吧，他缺钱。李老板同意了，说可以，但得交两百块押金，怕我把工具弄丢了。

两百块我有，但我没交。因为我想想，还是想唱歌。嗓子休息了一个多礼拜，好多了，能说话了，虽然还有点沙哑，但唱歌应该没问题了。

我重新拿起吉他，回了平等街。那些老头老太太看见我，都说好几天没见你，还以为你不来了。我说嗓子坏了，休息了几天。他们还挺关心，有人说喝蜂蜜水管用，有人说用盐水漱口，有人说吃生鸡蛋清。我都记下了，但没试。

那天我挣了十二块。不多，但够吃饭了。

日子又回到了老样子，白天唱歌，晚上摆摊，偶尔跟着张建国干点水电活。我妈恢复得挺好，过了年就能下地走路了。我妹的成绩还是那么好，老师说考上县一中没问题。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但我不敢放松，因为我欠的债还没还完。借老刘的一百，借周姐的五十，借张建国的一百二，还有那些工友们你二十我五十的，加起来五百多块。还有医院的欠款，两千多块。全部加起来，三千不到。

我算了一下，按我现在一天挣二十块算，一个月六百，得五个月才能还清。五个月，不算长，但也不短。而且这中间不能生病，不能出事，不能有一天不挣钱。

我知道我扛得住。我这辈子扛过的事多了，不差这五个月。

可我没想到，真正让我扛不住的，不是钱，是老家那边传来的消息。

第九章

二月份，正月十五刚过，我妹打电话来，说村里有人给我妈介绍了个对象，邻村一个光棍，五十多岁，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条件还行。

我听完半天没说话。我妈改嫁？我爸走了六年了，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但她今年才四十四，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不老，再找个伴，按理说也不是不行。但我心里就是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

我问我妈咋想的。我妹说她没同意，也没拒绝，就说再想想。

我挂了电话，在关虎屯的巷子里走来走去，走了好几圈。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又不知道该说啥。劝她别找？我没那个资格，我又不能回去陪她。劝她找？我又张不开这个嘴。

后来我还是打了。我妈接的电话，声音听着还行，问我吃饭了没，冷不冷，嗓子好了没。我问她相亲的事，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建国，你别管了，妈心里有数。”

我说妈，你要是觉得合适，你就找，我不拦你。我妈说：“找你个头，我找啥找，我两个娃还没成家呢，我哪有心思找那个。”

她这么说，我心里更难受了。我知道她是嘴硬，其实她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她这一辈子，从来都是为别人活，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卖部门口发呆。周姐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想家。周姐递给我一根冰棍，说吃吧，不要钱。我说大正月的吃啥冰棍，但还是接过来吃了。

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太好，唱歌老是走神，心不在焉的。老孙说我是不是有心事，我说没有。张建国也看出来了，有一次干活的时候问我，我说我妈的事，他说：“你妈的事你操啥心？她高兴就行呗。”

我说我不是操心，我就是觉得，我亏欠她太多。

张建国拍拍我肩膀，说：“谁不亏欠爹妈？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让她过好日子。你妈还年轻，能再找个伴，是好事。”

我想了想，他说的也对。

可没过几天，我妹又打电话来，这次说的不是相亲的事，是另外一件事。

她说村里的刘老二找我妈借了两万块钱，说是做生意周转，结果人跑了，找不到了。两万块，是我妈所有的积蓄。有我爸的赔偿金，有她搬砖攒的钱，有这些年地里的收成。全都借给了刘老二，一张欠条都没打。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两万块，在那个年代，在豫东农村，对一个种地的女人来说，那是她下半辈子的养老钱。我说她咋能不打欠条呢？我妹说刘老二跟咱家是邻居，跟妈从小一起长大的，妈信他。

信他。这两个字，像刀子一样扎我心窝子。

我当天就坐大巴回了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妈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没开灯。我叫了一声妈，她抬起头，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

我说妈，你别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妈说：“想啥办法，两万块，你上哪弄去？我自己作的孽，我自己扛。”

我说不是你的错，是刘老二不是人。我妈没说话，就坐在那，一动不动。我打开灯，看见我妈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深了，头发也白了不少。她才四十四，看着像五六十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我以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两万块，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唱歌一天挣二十块，得唱一千天，三年多。我干水电一天三十，得干六百六十六天，将近两年。我欠的钱还没还完，又多了两万。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

第二天我去找刘老二家，门锁着，院子里长满了草，显然跑了有一阵子了。我去村委会问，村长说刘老二欠了一屁股债，村里好几家都被他骗了，加起来得有十几万。已经报警了，但找不找得到就不知道了。

我蹲在村委会门口，抽了根烟——我也开始抽烟了，就是那阵子学会的。村长出来递给我一瓶水，说：“建国啊，你也别太着急，你妈那两万块，村里会帮忙想办法。”

我说谢谢村长，但我心里清楚，村里能帮啥忙？穷得叮当响，家家户户都不富裕。

我回郑州以后，整个人变了。不咋说话了，也不咋笑了。每天就是干活、挣钱、还债。唱歌的时候也唱，但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因为我知道，光靠唱歌，一辈子也还不完两万块。

张建国看出我不对劲，问我咋了。我跟他说了，他沉默了很久，说：“两万块，不是小数目。要不你跟我干水电吧，我给你介绍点大活，挣得多。”

我说好。

第十章

从那天起，我跟着张建国正式干水电了。

不是打下手，是正儿八经学。张建国手把手教我，怎么走线，怎么接管，怎么看图纸。我学得认真，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翻身的机会。

张建国跟李老板说了我的情况，李老板人不错，说可以让我试着接活，但得从小的开始。第一个活是给一家小饭馆装排风扇，简单，我半天就干完了，李老板给了我四十块。我高兴坏了，比我唱两天歌挣得还多。

后来活越来越多，我一天能挣五六十，有时候甚至上百。我把唱歌停了，专心干水电。不是因为不喜欢唱歌了，是因为唱歌挣得太少，我等不起。

我把欠工友们的钱先还了。老刘那一百，周姐那五十，还有其他人的，一个一个还。还的时候他们都说不急，我说不行，借的就是借的，得还。

我还给张建国一百二，他没要，说留着我用。我说不行，这是借的，必须还。他拗不过我，收了，但第二天请我吃了一顿大盘鸡，花了三十五。

医院的欠款我也在慢慢还。每次还一点，还到最后，欠了不到一千了。我妈的身体也恢复得挺好，能下地干活了，但她不敢再干重活，怕伤着。我妹的学费我包了，每个学期八百块，我提前给她寄回去。

日子好像慢慢好起来了。但刘老二那两万块，像一座山压在我心里，怎么都翻不过去。

我试着不去想，但不行。每次我妈打电话来，说着说着就会叹气，我知道她在想那笔钱。那不仅仅是两万块钱，那是她的信任，是她对这个世界善意的一次押注。她输了。

我觉得我应该替她把钱要回来。不是因为她需要，是因为她不能就这么被人欺负了。

我开始打听刘老二的下落。问村里人，问他的亲戚，问他的朋友。有人说在郑州见过他，有人说在西安，有人说在新疆。真假难辨，我没有线索，没有头绪，只能大海捞针。

有一次我听一个老乡说，刘老二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出现过。我每天晚上收工以后，就在火车站那一带转悠，从东广场走到西广场，从售票厅走到候车室，一双眼睛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张建国说我疯了，为了两万块钱值得吗？我说值得。他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妈咽不下那口气。

转了半个多月，没找到。我差点放弃了，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在一百多万人的城市里找一个人，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分别？

但有时候运气这东西，说来就来。

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面馆吃饭，要了一碗烩面，正吃着，进来一个人。四十多岁，瘦高个，头发秃了一大片，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一双眼睛贼溜溜地到处看。

我一眼就认出他了。刘老二。他瘦了很多，老了很多，但我不会认错，他就是刘老二。

我的手开始发抖，但脑子很清醒。我没动，坐在那继续吃面，眼睛盯着他。他走到柜台前，跟老板说了几句话，然后坐在角落里，也要了一碗面。

我吃得慢，等他快吃完了，我才起身。我走到他跟前，叫了一声：“刘叔。”

他抬起头，看见我，脸一下子白了。他认出了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说：“刘叔，欠我妈的钱，该还了吧。”

他的眼神躲闪着，说：“建国，你听我说，叔不是故意的，叔做生意赔了，现在身上没钱，等有了钱一定还。”

我说：“你没钱？你从村里骗了十几万，一分都没剩下？”

他说：“真的没了，都赔了，叔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睡桥洞。”

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害怕，有愧疚，但更多的是狡黠。我知道他在说谎，我没证据，但我就是知道。

我说：“刘叔，我也不为难你。你给我写个欠条，按个手印，写明什么时候还。你要是再跑，我就报警，到时候就不是两万的事了。”

他犹豫了半天，最后写了欠条。按手印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

我把欠条揣兜里，出了面馆。夜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是汗。

我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说我找到刘老二了。张建国说：“你别乱来，人在哪？我现在过来。”我说没事，已经让他写了欠条。张建国说：“欠条有啥用？他要跑还是跑。”

我说至少有了证据，下次再找到他，就能直接报警了。

但刘老二没给我这个机会。他又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欠条上写的还款日期是三个月后，但他从那天起就没再出现过。我去面馆打听，老板说他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人，不知道他住哪。

白高兴一场。但我没泄气，因为至少我知道了一件事——他还在郑州，或者至少在郑州出现过。只要他还在，我就有希望找到他。

可生活不允许我花太多时间找刘老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

第十一章

两千年的夏天，我妹中考。

她考了全县第三十八名，稳稳考上县一中。我高兴得不行，那天请张建国喝酒，我俩在小饭馆里喝了八瓶啤酒，一人四瓶。我不会喝酒，喝到第二瓶就上头了，但我高兴，就一直喝。

张建国说：“你妹有出息，将来肯定能考个好大学。”我说借你吉言。

我妹上高中，花费就大了。学费、书本费、住宿费、生活费，一年少说得两三千。我给张建国说我得多接点活，他说行，他帮我介绍。

那段时间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九点，有时候甚至更晚。累是真累，但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慢慢变大，心里踏实。

我妈的身体也完全好了，又开始下地干活。我劝她别干了，她说闲不住，不干活浑身难受。我说那你干点轻省的，别再去砖瓦窑了。她说知道了。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好下去。但九月份的一天，张建国接了个电话，脸色突然变了。

他爸病了，脑梗，在商丘老家住院。张建国跟我说了一声，当天就坐大巴回去了。我说我跟你一起回去，他说不用，你在这边盯着活。

张建国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累是累，但还能扛。我每天给他打电话，问他爸的情况。他说不太好，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得住院康复。

我问他要不要钱，他说暂时不用，他存了一些。我说用的话跟我说，别客气。

张建国在老家待了半个月，他爸出院了他才回来。他瘦了一圈，眼睛下面两个大黑眼圈，看着老了好几岁。我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就是累的。

那天晚上我俩在他租的房子里喝酒，喝着喝着他突然哭了。我第一次见张建国哭，他一个大男人，四十多岁，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建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爸这次住院，花了一万多。我的积蓄全搭进去了，还借了三千。”

我说你别急，慢慢还。他说：“我咋不急？我爸后面还要吃药，一个月好几百。我妈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我一个月挣千把块，根本不够。”

我不知道该说啥，就陪他喝酒。

后来张建国变了。他开始接更多的活，有时候一天跑三四个工地，累得跟狗似的。但他从来不说苦，也不抱怨，就是闷头干。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想帮他，但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那段时间我俩就像两个落水的人，谁都救不了谁，只能各自扑腾。

十月份，我妹打电话来，说她不想上学了。我问咋了，她说学校要交什么建校费，一千二，家里拿不出来。我说你别管，哥给你想办法。

我挂了她电话，翻遍了口袋和银行卡，总共四百多块。还差八百。

我找张建国借，他说他也没钱，借了别人三千还没还。我说没事，我再想别的办法。

我找了李老板，想预支工资。李老板说可以预支五百，但不能更多了。五百，加上我的四百，九百，还差三百。

我又找了周姐，想跟她借三百。周姐犹豫了一下，还是借了，说她闺女小娟上初中的学费还没交，但这个月先紧着我。我千恩万谢，说下个月一定还。

我把一千二汇给我妹，说好好读书，别想那么多。我妹在电话那头哭了，说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挣大钱还你。

我说还啥还，你是我妹，供你读书是天经地义的。

挂了电话，我在小卖部门口站了很久。周姐出来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那段时间我特别累，身体累，心也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今天要干哪些活，能挣多少钱，要还哪些债。每天晚上躺床上，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全是这些数字。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越想睡越清醒。后来我学会了喝酒助眠，每天晚上喝二两，晕晕乎乎就睡着了。

张建国说我这样不行，会出问题。我说没事，我心里有数。

可我心里真的没数。

第十二章

两千零一年春节，我回了老家。

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炖鸡、炒鸡蛋、凉拌黄瓜，丰盛得不像过年。我妹也在家，穿了一件新棉袄，是我妈给她买的。三个人坐在堂屋里，吃着饭，说着话，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看得出来，我妈老了。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手上的老茧比砖头还硬。她坐在那吃饭，吃着吃着突然停下来，看着我和我妹，眼眶红了。

我说妈，你咋了？她说没事，就是高兴。我妹在旁边偷偷抹眼泪。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要是她男人还在，该多好。一家四口，团团圆圆。

吃完饭我帮我妈收拾碗筷，她突然说：“建国，妈想跟你说个事。”

我说啥事。

她说：“刘老二找着了。”

我手里的碗差点掉地上。

我妈说，刘老二前两天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他在西安，想还钱，但一次拿不出两万，想分期还。一个月还五百，四十个月还清。

四十个月，三年多。我说妈，你别信他，他肯定又是骗人的。我妈说他打了欠条，还寄了身份证复印件过来，应该不会骗人吧。

我说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联系。

我打了那个电话，通了，是刘老二的声音。我说刘叔，你到底想咋样？他说他是真心想还钱，但现在没能力一次还清，只能分期。

我说行，那你先把第一个月的五百还了。

他说好，半个月之内打过来。

半个月后，五百块真的到账了。我妈去镇上邮局取的，回来的时候满脸笑容，说刘老二这回没骗人。

我没那么乐观。但我没说出来，不想扫我妈的兴。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干水电，一边等刘老二的第二期还款。第二个月，他又还了五百。第三个月，又五百。连着三个月，雷打不动。

我开始有点相信他了。也许他是真心悔改了，也许他真的想还钱。

但第四个月，钱没到。第五个月，也没到。我又打那个电话，停机了。刘老二又消失了。

我妈没说话，就坐在堂屋里，一动不动。我妹在旁边陪着，也不敢说话。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灰蒙蒙的天，突然觉得特别无力。不是说分期还吗？不是说真心悔改吗？不是说不会再骗人吗？

全是放屁。

我决定去西安找他。张建国说我疯了，西安那么大，上哪找？我说他有身份证复印件，上面有地址。虽然可能是假的，但我得试试。

张建国拦不住我，只能祝我好运。

我坐火车去了西安。那是两千零一年四月，西安的春天挺暖和，但我没心思看风景。我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西安东郊的一个城中村。

我在那转了两天，拿着刘老二的身份证复印件逢人就问，认不认识这个人。有人说见过，有人说没见过，有人说好像在哪见过。线索断断续续，拼不成一条完整的路。

第三天，我碰到了一个人，说他认识刘老二，在建筑工地上见过。他带我去了那个工地，找了一圈，没找到。工头说刘老二前几天走了，没结工钱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我蹲在工地上，又一次感到绝望。我看着周围高高低低的楼房，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一个人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太容易了。

我回了郑州。一路上没说话，就看着窗外发呆。到郑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张建国在火车站接我，看见我那副样子，啥也没说，拍了拍我肩膀。

那天晚上我跟他喝酒，喝了很多。我不记得喝了多少瓶，只记得最后我趴在桌子上，说了一句话：“张哥，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张建国说：“你不是没用，你是太有用了，有用到啥事都想自己扛。”

我说我不扛谁扛？我妈？我妹？她们扛得住吗？

张建国叹了口气，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刘老二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朝我招手。我追他，他跑，我追，他跑，怎么也追不上。梦里的路没有尽头，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醒来的时候脸上全是泪。

第十三章

两千零一年夏天，我妈来郑州看我。

她说想我了，来住几天。我知道她是担心我，怕我想不开。

我妈来的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她背着一个蛇皮袋，装了一袋子花生、红枣、红薯干，都是她自己种的。她穿着我过年给她买的那件棉袄，虽然是大夏天，她还是穿着，说怕冷。

我接过蛇皮袋，沉甸甸的，压得我肩膀疼。我说妈，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郑州啥都有卖的。我妈说卖的不如自己种的好吃。

我把我妈带到关虎屯的出租屋，她一进门就愣住了。七八平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地上堆着工具、电线、管子，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屋顶上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

我妈站了半天，说了句：“你就住这？”

我说嗯，挺好的，离工地近。

我妈没说话，放下蛇皮袋，开始收拾屋子。她把地上的工具归拢好，把桌子擦干净，把床上的被子叠整齐。忙活了半天，屋子终于像个样了。

她坐在床沿上，看着我，说：“建国，你瘦了。”

我说没瘦，还胖了两斤。她说你别骗我，你瘦了，脸上都没肉了。

我去楼下买了两个菜，我妈蒸了米饭，我娘俩坐在那张小桌子前吃饭。我妈吃得很慢，夹菜的时候手有点抖，我看了心里难受。

吃完饭我妈说：“建国，要不你跟妈回去吧，别在郑州受罪了。”

我说回去干啥？种地？那点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妈说总比你在外面强，至少有个家。

我说妈，我不回去。我在郑州挺好的，能挣钱，能养活自己，还能供妹妹读书。你让我回去，我干啥？我种地种不过你，做生意又不会，回去就是个废物。

我妈不说话了，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碗里。

我慌了，说妈你别哭，我不回去不是因为你不好，是因为我不想再穷下去了。我在这边干水电，一年能挣一万多，比种地强多了。等我还完债，攒够了钱，我就回去盖房子，让你住大瓦房。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说：“建国，妈不要大瓦房，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那天晚上我妈睡我床上，我打地铺。睡到半夜，我听见我妈在哭，压着声音哭，怕我听见。我没出声，把被子蒙在头上，眼泪也跟着流。

我妈在郑州待了三天。我带她去吃了烩面，逛了二七广场，看了少林寺。她很高兴，说郑州比她想象的好多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

但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说：“建国，妈知道你苦，但你得记住，不管多苦，不能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

我说妈你放心，我有分寸。

我妈走了以后，我坐在火车站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发了很久的呆。

我突然想起那个冬天，那个给我二十块钱的大哥，那个说“别嫌少，买个馍”的人。他叫张建国，跟我的名字一样，他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想起老孙，想起周姐，想起李老板，想起那些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的人。他们都不是有钱人，但他们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手。

我想，这个世界还是好的。虽然有刘老二那样的坏人，但也有张建国这样的好人。我不能因为坏人的存在，就把所有的好都否定了。

那天我想通了一件事：钱要挣，债要还，但不能把自己逼死了。我妈说得对，不管多苦，不能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

从那天起，我调整了自己的节奏。不再没日没夜地干活，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我甚至开始重新唱歌，不是在天桥上，是在平等街那个空地上。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开心。

张建国说我变了，说我现在脸上有笑容了。我说是，我想通了，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债主的。

可就在这时，老家又出事了。

第十四章

两千零一年秋天，我妹打电话来，说我妈在镇上被车撞了。

我脑子嗡的一下，问严重不严重。我妹说不太严重，就是腿擦伤了，没骨折，但对方跑了，肇事逃逸。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妈这辈子够苦了，先是男人走了，然后是被人骗了两万块，现在又被车撞，还是肇事逃逸。老天爷是不是专门跟她过不去？

我当天就回了老家。我妈躺在床上，腿上缠着纱布，脸上也有几道血痕。她看见我回来，第一句话还是那句：“你咋回来了？路费多贵啊。”

我说妈你别管路费，你告诉我，谁撞的？我妈说不知道，是一辆面包车，银灰色的，车牌号没看清。

我去镇上派出所报警，民警说会查，但让我别抱太大希望。我说为啥？他说路口没监控，目击者也没看清车牌，查到的可能性不大。

我蹲在派出所门口，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原点。天不遂人愿，这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我信了。

我在家照顾了我妈三天，看着她腿上那些淤青，心里像刀割一样。我跟我妹说，妈这腿好了以后，别再让她干重活了。我妹说她不听，劝不动。

我说劝不动也得劝，你要是劝不动就跟我说，我回来劝。

回郑州以后，我心情一直不好。张建国问我咋了，我说我妈被车撞了，肇事逃逸。张建国骂了一句脏话，说现在的司机太没良心了。

我说这世上没良心的人太多了，刘老二是一个，撞我妈的又是一个。

张建国拍拍我肩膀，说：“别想那么多了，想多了伤身。”

我说我知道，但我忍不住。

那段时间我干活经常走神，有好几次差点出事故。有一次接电线，忘了拉闸，差点触电。还有一次爬梯子，脚一滑摔下来，摔得后背青了一大片。

张建国说你再这样下去，迟早出事。我说我知道了，会注意的。

但我没注意。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没办法注意了。

两千零一年冬天，我爸的弟弟，也就是我叔，来找我了。

我叔叫刘建国——对，又一个建国。我们村有三个建国，我、张建国、我叔，都叫建国。我叔比我大十几岁，一直在山西煤矿打工，好几年没联系了。

那天他找到我关虎屯的住处，拎着一箱牛奶一箱方便面，说来看我。我说叔你咋来了，他说路过郑州，顺便看看你。

我给他倒了杯水，他坐在床上，东拉西扯地说了一通话，最后绕到正题上：“建国，叔想跟你借点钱。”

我问借多少。他说五千。

我说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我哪来五千？他说你在郑州干水电，一个月挣不少吧？我说是挣了一些，但都还债了，我妈还被人骗了两万块，我现在手里根本没余钱。

他不信，说你肯定有，就是不想借。

我说叔，真没有，要不你问问别人。他脸一沉，说：“我可是你亲叔，你就这么对我？”

我说叔，不是我对你不好，是我真没钱。你要是不信，你看看我这屋子，你看看我穿的这身衣服，你看我像有钱人吗？

他看了看，没说话，站起来要走。我送他到门口，他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刘建国，你跟你爹一个样，抠门。”

他把门摔得震天响。

我站在门口，半天没动。我爹抠门？我爹活着的时候，对谁都大方，村里谁家有困难，他都帮。他走的时候，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是乡亲们凑钱买的。

我蹲在地上，抱着头，半天没起来。

张建国后来知道了这事，说：“你叔这种人，离他远点。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何况是叔。”

我说我知道，但心里还是难受。不是因为他骂我，是因为我爹。我想起我爹活着的时候，对我叔多好，供他吃供他穿，还给他娶媳妇。结果我爹走了，我叔连葬礼都没回来。

这世上，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理所当然。你不给了，他就翻脸。

第十五章

两千零二年，我的人生迎来了一次转机。

那年春天，张建国给我介绍了一个大活——给一个新建成的小区统一装水电。开发商姓王，温州人，在郑州开发了好几个楼盘。这个小区有八栋楼，三百多户，水电安装的活包给了李老板，李老板交给我和张建国负责。

我跟张建国算了一下，这个活干下来，一个人能挣一万多。

一万多。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我说张哥，这个活咱俩能行吗？张建国说行，咱俩技术没问题，就是累点。我说累不怕，就怕干不好。张建国说那你就好好干，别给李老板丢人。

那个活我干得特别认真。每天早上六点起来，七点到工地，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中午就吃个盒饭，蹲在工地上吃，吃完了接着干。

三百多户，每一户的线路都要走，每一个开关都要装，每一个插座都要试。我一遍一遍地检查，一遍一遍地测试，确保万无一失。

王老板来工地视察的时候，看见我在那检查线路，问李老板我是谁。李老板说是我手下的工人，干活最认真的那个。王老板走过来跟我握了个手，说：“小伙子，好好干，以后有活还找你。”

那是我第一次被人认可。不是被亲戚，不是被朋友，是被一个陌生人，因为我的能力被认可。

我特别激动，但脸上没表现出来，就说了句：“谢谢王老板，我一定好好干。”

那个活干了四个月，从春天干到夏天。完工那天，我跟张建国坐在小区门口的马路牙子上，一人买了一瓶啤酒，对着喝。

张建国说：“建国，你知道你这次能拿多少钱吗？”

我说不知道，李老板还没给。

张建国说：“我跟李老板说了，这次你出力多，应该多分点。他说给你一万二。”

一万二。我手里的啤酒瓶差点掉了。一万二，够我妹三年的学费，够还我妈一半的债，够我在关虎屯租一年的房子。

我说张哥，谢谢你。张建国摆摆手，说谢啥，你应得的。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不是因为失眠，是因为太兴奋了。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给我妈盖个新房，想供我妹读完大学，想给自己买把新吉他，想在郑州站稳脚跟。

我想，我刘建国这辈子，可能真的要翻身了。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

两千零二年秋天，我妹高考。

她考了全县第十二名，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虽然不是985、211，但在我们村，那是破天荒的头一个。我妈高兴得放了一挂鞭炮，全村的人都来祝贺。

我妹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干活。我放下工具，蹲在地上，哭了一场。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高兴。我妹从小学习就好，我就知道她一定能考上。这些年我供她读书，值了。

但高兴过后，问题来了。大学学费一年三千六，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一年至少得六千。我妹说她想申请助学贷款，我说不用，哥供你。

我手里的钱，加上干那个大活挣的一万二，总共一万五左右。还了债，剩下的刚好够我妹第一年的费用。

我妈说：“建国，你也不小了，该攒钱娶媳妇了。你妹的学费让她自己想办法。”

我说妈，你别管了，我妹的学业比我的婚事重要。我才二十四，不着急。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妹上大学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她背着书包，拖着一个大行李箱，站在候车室里，眼泪汪汪的。我说哭啥，上大学是好事。她说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挣钱还你。

我说你又来了，都说了不用还。你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就是对哥最好的报答。

她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有感激，有不舍，还有愧疚。

火车开走了，我一个人站在站台上，看着空荡荡的铁轨，突然觉得有点失落。这些年我供她读书，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心甘情愿的。但当她真的走了，去开始她自己的新生活了，我突然觉得空落落的，好像少了点什么。

张建国说我这是空巢综合征，得适应适应。我说你拉倒吧，我又不是她爹，我是她哥。

张建国笑了，说：“你比爹还爹。”

我也笑了。他说得对，这些年的确又当哥又当爹。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彻底笑不出来了。

第十六章

两千零三年，非典。

那年春天，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郑州虽然不严重，但也紧张得很。工地停工了，街上没人了，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连见面都不敢靠近。

我困在关虎屯，出不去，干不了活，挣不了钱。每天就待在出租屋里，吃了睡睡了吃，闲得发慌。

我妹的学校也封了，不让出校门。她打电话来说学校一切都好，让我们不用担心。我妈在老家，村里也封了，进出要量体温。

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鸟，想飞飞不出去，想干干不了活。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疫情过去，等生活恢复正常。

但等来的不是恢复正常，是一个坏消息。

五月份，张建国的父亲去世了。不是非典，是脑梗复发，这次没抢救过来。

张建国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我屋里打牌，他听完电话，手里的牌掉了一地。他站起来，没说话，也没哭，就那么站着，站了好一会儿。

我说张哥，你回去看看吧。他点点头，出了门，走了两步，又回来，跟我说：“建国，帮我把工地的活盯一下。”我说你放心去吧，这边有我。

张建国在老家待了一个星期。回来的时候，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肿着，嗓子哑了，看着老了好几岁。

那天晚上我俩喝酒，他喝着喝着又哭了。他趴在我肩膀上，哭得像个孩子，说：“建国，我爸走了，我没爹了。”

我拍着他的背，不知道说啥。我想起我爹走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天塌了一半。这世上再也没人替你在前面挡着了，你得自己扛。

张建国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他爸的事，就是没让他享过福。他爸一辈子种地，供他读书，供他出来打工，结果还没等他挣到钱，人就没了。

我说你别这么说，你爸知道你孝顺。张建国摇摇头，说：“孝顺有啥用？人都不在了。”

那晚我送他回去，他走路都走不稳，我扶着他，他嘴里一直嘟囔：“爸，我对不起你，爸，我对不起你……”

我把他送回出租屋，扶他躺下，看着他缩在床上，像个受伤的孩子。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每个人都很脆弱，不管平时多坚强，在生死面前，都是纸糊的。

非典过去以后，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工地复工了，街上有人了，口罩也摘了。我和张建国又开始接活，一天忙到晚，累并充实着。

但张建国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他说他想通了，挣再多钱也没用，身体垮了啥都没了。我说你这是大彻大悟了，他说不是大彻大悟，是怕死。

我笑了，但心里明白，他不是怕死，是怕死了以后，他妈没人管。

张建国的妈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张建国每个月要寄钱回去。他爸走了以后，他妈一个人住，他也不放心，好几次想把老太太接到郑州来，老太太不来，说住不惯。

张建国没办法，就只能多回去看看。每个月回一次商丘，雷打不动。

我有时候跟他一起回去，看他妈。老太太是个和善人，每次去都给我做好吃的，炖鸡、炖鱼、红烧肉，变着花样做。我说阿姨你别忙了，我就待一天。她说待一天也得吃饭。

看着张建国跟他妈有说有笑，我有时候会想，我妈一个人在老家，是不是也这样盼着我回去？

可我没时间回去。活太多，债太多，走不开。

两千零三年冬天，我回了一趟家。我妈又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走路也没以前利索了。我给她带了一件新棉袄，她穿上试了试，说不合适，让我退了。我说退啥退，穿着吧，暖和。

她穿着新棉袄，站在镜子前照了照，突然说：“建国，你也该找个对象了。”

我说不急，过两年再说。我妈说：“过两年你都二十六了，还过两年？”

我说二十六咋了，现在三十结婚的多的是。我妈叹了口气，说：“你是不知道，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妈怕等不到你结婚那天。”

我鼻子一酸，说妈你别瞎说，你身体好着呢，肯定能看到我结婚。

我妈没说话，就站在那，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有期待，有盼望，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担忧。

我知道她在担心啥。她怕我打光棍，怕我这个家散了，怕我老了没人管。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也许我妈说得对，我该找个对象了。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让她放心。

可找对象哪有那么容易。我一个干水电的，没房没车没存款，谁会跟我？

张建国说他认识一个姑娘，在商场卖衣服，人挺好，介绍给我认识。我说行，见见就见见。

那个姑娘叫小芳，郑州本地人，比我小两岁，长得挺秀气。我俩约在一家烩面馆见面，她穿一件红毛衣，扎个马尾辫，看着很精神。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问我干啥工作的，我说干水电。她说挺好的，技术活，饿不死。我说是，饿不死，也撑不着。她笑了，说你这人还挺实在。

我说实在有啥用，没钱。她说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品。

那天吃完饭我送她回家，走到她家楼下，她突然说：“刘建国，你是个好人，但咱俩不合适。”

我问为啥。她说她爸妈不同意，说她不能找个外地人，还是干工地的。

我笑了笑，说没事，能理解。

她说了句对不起，转身上了楼。

我站在楼下，看着那扇关上的门，没觉得难过，也没觉得遗憾。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郑州一抓一大把，没钱没房没户口，哪个姑娘愿意嫁？

回到关虎屯，张建国问我咋样，我说没戏。他说你别灰心，回头再给你介绍一个。我说算了，不介绍了，等我有钱了再说。

张建国叹了口气，说：“你现在的心态不对，你得相信自己能找到。”

我说我信，但不是现在。

那段日子，我开始存钱。不是为了找对象，是为了买房。我想在郑州买套房子，哪怕是小一点的，远一点的，只要有个自己的窝就行。

张建国说郑州的房价一直在涨，你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我说我知道，但我钱不够，首付都凑不齐。他说你可以贷款，现在房贷政策松了，首付百分之二十就行。

我算了一下，一套小房子十几万，首付两三万。我手里有一万多，还差两万。

两万，又是两万。我这一辈子好像跟两万杠上了。

但我没放弃。我开始更拼命地干活，接更多的活，挣更多的钱。我想用两年时间，攒够首付，在郑州买套房子。

可生活又一次证明，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第十七章

两千零四年春天，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你是刘建国吗？我是西安市公安局的，你认识一个叫刘老二的人吗？”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了。我说认识，他欠我妈两万块钱，跑了。对方说：“我们抓到他了，涉嫌诈骗，涉案金额十几万。你们家也是受害者之一，需要你来西安配合调查。”

我当天就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

在西安市公安局，我见到了刘老二。他瘦得不成样子，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蓝色的囚服，坐在审讯室里，低着头不敢看我。

民警跟我说，刘老二在西安、郑州、洛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骗熟人，涉案金额二十多万。这次是因为在西安骗了一个老乡，被对方报了警，才抓到的。

我说他之前给我妈还了三个月的钱，一个月五百，那是什么意思？民警说那是为了稳住你们，怕你们报警。他根本没钱，那些钱都是从别的地方骗来的。

我听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早知道他是骗子，但当他真的被抓住了，我又觉得有点难受。不是同情他，是可惜。可惜一个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走这条路。

民警说，刘老二名下的资产已经被冻结了，等案子审完了，会按比例给受害者退赃。能退多少不好说，但多少能拿回一点。

我说好，我不急，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

从西安回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我妈沉默了很久，说：“钱能不能拿回来无所谓，人抓住了就行。”

我说妈，你不恨他？我妈说：“恨有啥用？恨又不能把钱恨回来。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咋就能下得去手呢？咱家跟他家，可是几十年的邻居啊。”

我说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他也不念你的好。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刘老二的案子审了半年，最后判了六年。退赃的事一直拖着，后来总算退了一部分，我们家拿回了八千块。剩下的，刘老二说没钱了，等出狱了再还。

我知道，剩下的钱大概率是拿不回来了。但我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因为我已经想通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但人被气坏了，就啥都没了。

两千零四年夏天，我妹放暑假回来了。

她瘦了很多，也白了很多，看着像个城里姑娘了。她穿着一件白T恤，一条牛仔裤，扎着个马尾辫，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叫了一声哥。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这些年我供她读书，看着她从一个黄毛丫头，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学生，心里说不出的骄傲。

她给我带了一条领带，说是用她的奖学金买的。我接过来，看了看，说哥又不穿西装，要领带干啥。她说你以后肯定用得上。

我把领带收好，放在枕头下面，跟我那把破吉他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仨坐在堂屋里吃饭。我妈不停给我妹夹菜，嘴里说多吃点，在学校吃不好。我妹说学校伙食挺好的，比家里强。我妈听了，有点不高兴，说你是嫌弃妈做的饭不好吃。我妹赶紧说不是不是，是妈做的太好吃了，学校比不上。

我在旁边笑，笑完了又觉得心酸。这些年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我爹走了以后，这个家就像一艘破了洞的船，一直在漏水。我和我妈我妹三个人，拼了命地往外舀水，才没让它沉下去。但船上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

吃完饭我帮我妈收拾碗筷，她突然说：“建国，你妹说她想考研。”

我说考研好啊，想考就考。我妈说：“考研究生要花钱，你还能供得起吗？”

我说供得起，不就是再苦几年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不差这两年。

我妈看着我说：“建国，你别光想着你妹，你也该想想你自己了。你都二十五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你想打一辈子光棍啊？”

我说妈，你别急，等我买了房，自然就有对象了。

我妈说：“等你买了房，黄花菜都凉了。”

我没接话，继续洗碗。

我妈又说：“你妹说她有个同学，人挺好的，想介绍给你认识。”

我说妈，你别操心了行不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

我妈不说话了，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生气。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嘴上不说，心里有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也许我妈说得对，我不该老把自己的事往后推。我妹有她的人生，我也该有我的人生。我不能一辈子围着她转。

但我做不到。因为她是我的责任。

第十八章

两千零五年，我二十六岁。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妹考研考上了，去了北京。张建国的妈也走了，走得很突然，脑溢血，送到医院就没了。张建国这次没哭，他站在医院的走廊上，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我在旁边陪着他，想安慰他，但不知道该说啥。

他站了很久，突然转过头对我说：“建国，我成孤儿了。”

我说你不是孤儿，你还有我。

他没说话，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建国他妈的后事办得很简单，就在商丘老家，请了几个亲戚，吃了一顿饭，就算完了。张建国把老太太的遗物收拾了一下，一把火烧了，火光照着他的脸，我看见他脸上有泪光。

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白酒，醉得一塌糊涂。我把他扶回屋，他躺在地上，嘴里反复说着一句话：“妈，我对不起你，妈，我对不起你……”

我坐在他旁边，点了一根烟，想着我妈。我想，我妈也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许哪天说走就走了。我得趁她还活着，多回去看看她，不能像张建国一样，等没了才后悔。

从那天起，我每个月回一次老家，雷打不动。哪怕再忙，哪怕再累，我都回去。有时候就待一天，陪我妈吃顿饭，说说话，第二天就走。

我妈每次都做一大桌子菜，好像我要在那边待一个月似的。我说妈你别做这么多，吃不完。她说吃不完你带走，反正在郑州也得吃。

我走的时候，她总是站在村口送我，一直看着我走远，直到看不见。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每次都忍不住掉眼泪。

两千零五年秋天，我妹去了北京读研。她走之前，我们仨在郑州吃了一顿饭。我妈特意从老家赶过来，我妹也从学校过来，一家三口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

我妹那天穿得很漂亮，白裙子，高跟鞋，化了一点淡妆，看着完全不像个农村姑娘了。我妈看着她说：“闺女，你长大了。”我妹说妈，我都二十二了，早长大了。我妈说在妈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那天饭吃到一半，我妹突然哭了。她说哥，对不起，这些年辛苦你了。我说哭啥，好好的哭啥。她说我知道，这些年你为了供我读书，自己连对象都没找。我说找对象的事不急，你先把书读好。

我妹说：“哥，等我毕业了，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说你又来了，都说了不用报。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你们兄妹俩，一个比一个犟。

吃完饭我送我妹去火车站，她进站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跟四年前一模一样。有感激，有不舍，还有愧疚。

我对她喊了一句：“好好读书，别想那么多！”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突然觉得有点恍惚。九年了，我来郑州已经九年了。九年前，我站在火车站天桥上唱歌，兜里揣着四十块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我在郑州有了朋友，有了工作，有了一点积蓄，还供出了一个研究生。

虽然我还是没房没车没对象，但我觉得自己不穷。因为我有妈，有妹，有张建国，有那些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的人。

那天晚上我给张建国打电话，说想请他喝酒。他说行，在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平等街那家小饭馆，我俩从两千零一年就在那喝，喝了四年了。老板姓马，都叫他老马。老马看见我俩来了，笑着说：“老规矩？”张建国说老规矩。

老规矩是四个菜，一箱啤酒。我俩从八点喝到十一点，喝光了那一箱，又加了四瓶。

张建国喝得脸红脖子粗，说：“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啥事。

他说：“我想回商丘了。”

我问为啥。

他说：“郑州待够了。我妈走了，我一个人在这边也没啥意思。回商丘，离老家近点，还能照顾照顾亲戚。”

我说你想好了？他说想好了，下个月就走。

我没挽留他。因为我知道，他决定了的事，谁也拦不住。

那晚喝完酒，我送他回去。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跟我说：“建国，你是个好兄弟。”

我说你也是。

他笑了，笑了好久，笑完了又说了一句：“你别忘了，你欠我一顿大盘鸡。”

我说我没忘，等你从商丘回来，我请你。

他说：“好，一言为定。”

张建国走的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他。他背着一个大包，拎着一个塑料袋，站在检票口，看着我说：“建国，你在郑州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他拍拍我肩膀，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七年前。七年前，我刚来郑州，在这座城市里举目无亲。是他给了我二十块钱，是他教了我水电技术，是他在我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现在他走了，我身边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

但我没哭。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真的走了，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我们还会见面，还会打电话，还会一起喝酒。

只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了。

张建国走后，我重新过上了独来独往的生活。白天干活，晚上回出租屋，偶尔去平等街唱唱歌，跟老孙、老马他们说说话。

日子平淡如水，但我不觉得无聊。因为我知道，平淡就是福。

两千零五年冬天，我妹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她找了个男朋友，北京本地人，家里条件挺好的。我说你高兴就行。她说哥，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谈恋爱耽误学习的。我说我知道，你从小就有分寸。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里，点了一根烟。我突然想，我妹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不再需要我操心了。我应该高兴，但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妈打电话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我妹谈对象的事，我说知道。我妈说：“你也不劝劝她，现在谈啥对象，耽误学习。”我说妈，她都二十二了，谈对象正常。

我妈说：“我是怕她被骗。城里人心眼多，不像咱们农村人。”

我说妈，你放心吧，我妹不傻。

我妈叹了口气，说：“你也别光说你妹了，你自己呢？二十六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你打算打一辈子光棍？”

我说妈，你别急，等我买了房再说。

我妈说：“等你买了房，好姑娘都被挑走了。”

我没接话，因为我妈说得对。在郑州这种城市，像我这样的人，没房没车没户口，哪个姑娘会看上我？就算有，人家父母也不会同意。

我开始认真考虑买房的事。我算了一下，手里有三万多，加上从刘老二那退回来的八千，差不多四万块。郑州的房价已经涨到两千左右一平了，买一套小房子，六十平，十二万。首付百分之二十，两万四。贷款九万六，分二十年还，一个月还六百多。

我能还得起。

我决定买房。

第十九章

两千零六年春天，我在郑州买了第一套房。

房子在管城区，一个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五十八平，两室一厅，总价十一万六。我交了百分之三十的首付，三万五，贷款八万一，分十五年还，一个月还七百多点。

交钥匙那天，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了很久。水泥地面，白灰墙，厨房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厕所里只有一个蹲坑。但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房子，因为它是我的，是我刘建国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买房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哭，说你真的买了吗？我说真的买了，五十八平，两室一厅。我妈说你等着，我明天去郑州看你。

第二天我妈真的来了。她站在房子里，东看看西看看，摸摸墙，敲敲地，嘴里说好，好，真好。

我说妈，这房子还没装修，等我装修好了，你来住。我妈说我才不住，城里的房子我住不惯。我说那你就来住几天，当旅游。

我妈笑了，眼睛里有泪光。她说：“建国，妈真没想到，你有一天能在城里买房。你爹要知道，肯定高兴坏了。”

我说我爹肯定知道，他一直在天上看着我呢。

我妈没说话，就站在窗户前，看着外面。窗外是管城区密密麻麻的老房子，远处能看到几栋新盖的高楼。城市在变，人也在变，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

装修花了两个月，花了一万多块钱。铺了地砖，刷了墙漆，装了橱柜和马桶，又买了些简单的家具。房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看着像个家了。

搬家那天，张建国从商丘赶来了。他帮我搬东西，其实也没啥东西，就是几件衣服，一些工具，还有那把破吉他。那把吉他已经很旧了，面板上的裂缝用乳胶粘了又开，开了又粘，弦也换了好几茬。但我一直没扔，因为它陪了我八年。

张建国看着那把吉他，说：“你还留着呢？”我说留着，这是我的命根子。他说你弹一首给我听听。我说好，你想听啥？他说《朋友》。

我抱着吉他，坐在新家的地板上，弹了一首《朋友》。我弹得还是不好，和弦还是按不实，但张建国听得很认真，眼睛一直没离开我的手。

弹完了，他鼓了鼓掌，说：“比八年前强多了。”

我说那是，八年前我连和弦都按不响。

我俩坐在阳台上，喝着啤酒，看着外面的城市。天快黑了，远处的楼房亮起了灯，一点一点的，像天上的星星。

张建国说：“建国，你这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我说谁都不容易。

他说：“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你在紫荆山路口唱歌，我给你二十块钱，让你买个馍。”

我说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二十块吗？”

我说为啥？

他说：“因为我也饿过。”

我没说话，举起啤酒跟他碰了一下。

他说他十八岁来郑州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一天挣八块钱。有次他连着两天没吃东西，饿得头晕眼花，蹲在马路边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一个扫大街的老太太给了他一个馒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说：“那个老太太给我馒头的时候说，小伙子，别嫌少，能填饱肚子就行。”

我听完，眼睛有点湿。我说张哥，你给我的那二十块，不光填饱了我的肚子，还填饱了我的心。

张建国没说话，拍了拍我肩膀。

那天晚上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夜景。我想起刚来郑州的时候，睡立交桥底下，睡火车站候车室，一天吃四个馒头，连咸菜都买不起。现在我有房了，虽然不大，但能遮风挡雨。我有工作了，虽然不体面，但能养活自己。我有朋友了，虽然不多，但都是真心对我好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成功，但我知道，我不再是九九年那个蹲在天桥上哭的小伙子了。

我妈后来真的来郑州住了几天。她住在那间小卧室里，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给我做饭，吃完洗碗，下午去楼下跟老太太们聊天。虽然她说的话别人听不太懂，但那些老太太都很热情，连比带划地跟她聊。

她走的那天，跟我说：“建国，你这房子挺好的，妈住着舒坦。”

我说那你多住几天。她说不行，家里还有地，得回去种。

我送她去火车站，她进站的时候回头看着我，说：“建国，你赶紧找个对象，妈等着抱孙子。”

我笑着说好。

这次我是认真的。因为我已经二十六了，再过几年就三十了。我不为自己，也得为我妈。她等得太久了。

两千零六年夏天，张建国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

她叫李娟，在商丘一家超市当收银员，离异，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张建国说她人好，勤快，会过日子，就是带着个孩子，看我在不在乎。

我说我无所谓，带着孩子就带着孩子。

我跟李娟见了一面。她长得普通，皮肤有点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女儿叫甜甜，扎着两个小辫子，看见我就躲在她妈身后，偷偷看我。

我跟李娟聊了一会儿，她话不多，我问一句她答一句。我问她为啥离婚，她说她前夫打她，她受不了就离了。我问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说还行，就是累点。

我说你要是愿意，咱俩处处看。她说好。

就这样，我跟李娟开始了交往。我每个月去商丘看她一次，有时候带甜甜去公园玩，有时候就在家里做饭吃。甜甜慢慢跟我熟了，开始叫我叔叔，后来叫我刘叔叔，再后来直接叫叔叔。

李娟说我心细，对孩子好。我说我妹小时候也是我带的，有经验。

两千零七年春天，我跟李娟领了证。没办婚礼，没摆酒席，就去民政局拍了张照片，拿了个红本本。

我妈知道后，在电话里哭了一场，说：“建国，你总算有家了。”

我说妈，你放心，我会好好过日子的。

李娟带着甜甜搬到了郑州，住在我那套房子里。三张吃饭，虽然挤点，但热闹。甜甜叫我爸爸，我说叫叔叔就行，她说妈妈说了，叔叔就是爸爸。

我鼻子一酸，把她抱起来，说甜甜乖，爸爸给你买好吃的。

李娟在郑州找了份工作，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八百块。我在工地干水电，一个月两千多。加一起三千出头，还完房贷，剩两千多，够花了。

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我很满足。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有老婆，有孩子，有个家。

两千零八年，我妹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找了份工作，一个月五千多。她给我打电话，说哥，我终于能挣钱了，以后你不用给我寄钱了。我说好，你自己攒着，别乱花。

她说哥，我想给你寄点钱，你这些年太辛苦了。我说不用，我现在有工作了，能养活自己。

她说哥，你要是不收，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我没办法，只好说那你寄吧，别寄太多。

她寄了两千块。我拿着那两千块，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想起九九年她在电话那头哭着说哥，妈住院了。我想起她考上大学那天，我蹲在工地上哭了一场。我想起她去北京读研那天，我对她喊好好读书，别想那么多。

现在她终于长大了，能挣钱了，能报答我了。

可我不需要报答。我需要的是，她能过得好。

第二十章

两千零九年，我二十八岁。

那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妹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北京小伙子，在老家办了场酒席。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闺女嫁到北京了。

我妹结婚那天，我喝了很多酒。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高兴。我跟张建国喝了半斤白酒，又喝了十几瓶啤酒，喝到最后，我趴在我妹肩膀上哭了。

我妹说哥你别哭了，我以后还是你妹。我说我知道，我就是高兴。

我妹说：“哥，你这些年辛苦了。”我说不辛苦，应该的。

我妹走了以后，家里又安静了。我妈一个人住在老家，我和李娟住在郑州，我妹在北京。一家三口，分在三地。

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的腰疼得厉害，走路都得拄拐棍。我让她来郑州住，她不来，说住不惯。我说那我回去照顾你，她说不用，她一个人能行。

我说你咋能行？你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她说有邻居帮忙，没事。

我说不过她，只好每个月回去看她一次，雷打不动。

两千一零年，甜甜上小学了。我和李娟送她去学校，她背着新书包，穿着新校服，蹦蹦跳跳地进了校门。李娟看着她的背影，抹了抹眼泪，说孩子长大了。

我说是，长大了，该懂事了。

甜甜学习还行，不是特别拔尖，但也不差。我跟李娟说，别逼她太紧，健康快乐最重要。李娟说你就是太宠她，她学习不好将来咋办？我说将来咋办都行，有我在，饿不着她。

李娟瞪我一眼，说你就是心软。

我说不是心软，是我吃过苦，不想让孩子再吃苦。

两千一一年，我买了个面包车，二手的，花了八千块。有了车，干活方便了，不用再挤公交，工具也能多带点。回老家也方便了，开车两个小时就到，不用再等大巴。

我开车回老家，我妈看见车，围着转了三圈，说好，这车好，能拉东西。我说妈，上车，我带你兜兜风。我妈说不去，晕车。我说慢慢开，不晕。她被我拉上车，在村里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说还行，没晕。

那天晚上我妈突然跟我说：“建国，妈想跟你说个事。”

我说啥事。

她说：“妈要是哪天走了，你别难过。妈这辈子值了，有你和你妹两个孩子，妈知足了。”

我说妈你说啥呢，你身体好着呢，别瞎说。

我妈笑了笑，没再说话。

但我知道，她是认真的。她的身体真的不行了，腰疼得直不起来，血压也高，还有心脏病。医生说她的心脏不太好，不能生气，不能劳累，得注意休息。

我跟李娟商量，想把妈接到郑州来，好好照顾她。李娟说行，我同意。我说甜甜跟奶奶住一个屋，挤挤。李娟说甜甜可以跟咱俩住，让妈住那间小卧室。

我妈还是不来。她说不想给我添麻烦，说我刚成家，不想打扰我的生活。

我说妈，你不是打扰，你是我妈，你住我家里天经地义。

她拗不过我，终于答应了。

两千一一年秋天，我妈搬到了郑州。她住在那间小卧室里，每天帮我们做饭、打扫卫生、接甜甜放学。她说她闲不住，不干活浑身难受。我说那你干点轻省的，别累着。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一家四口，有老有小，热闹得很。我妈跟甜甜玩得很好，一老一小，笑声响个不停。李娟对我妈也好，给她买衣服、买药、做好吃的，比亲闺女还亲。

我妈有时候会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娶了个好媳妇。”

我说是，我运气好。

我妈说不是运气好，是你人好，好人会有好报。

我信了。因为这些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好人。张建国、周姐、老孙、李老板、老马，还有那些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的人。他们都不是什么大人物，都是普通人，但他们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印记。

两千一二年，我妹生孩子了，是个女孩。她在北京给我打电话，兴奋得不行，说哥，我当妈了。我说恭喜你，当妈了就得负责，不能像以前那么任性了。她说我知道，哥你放心吧。

我妹说想让我妈去北京帮她带孩子。我妈说去不了，郑州这边也走不开。我说妈你去吧，北京是大城市，你还没去过呢。我妈说她不想去，怕给闺女添麻烦。

我妹在电话那头哭，说妈你偏心，你就疼我哥，不疼我。我妈说谁说的，我都疼。

最后我妈还是去了北京，待了三个月，又回来了。她说北京太大了，她出门就迷路，还是郑州好，小，转不丢。

我笑了，说郑州也不小，你只是住习惯了。

两千一三年，我三十一岁。

那年我做了个决定——重新开始唱歌。

不是在天桥上，是在一个叫“老友记”的酒吧。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头，姓赵，以前也是玩音乐的，后来开了个酒吧，专门给喜欢唱歌的人提供舞台。

张建国介绍我去的。他说你不是喜欢唱歌吗？去那唱唱，过过瘾。我说我都好几年没唱了，嗓子都锈了。他说没事，唱着唱着就开了。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抱着那把破吉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稀稀拉拉的客人，手心直冒汗。我唱了一首《老男孩》，筷子兄弟那首。“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告别……”

唱着唱着，我想起了九九年，想起了那个冬天，想起了那个给我二十块钱的大哥。我还想起了老孙，想起了周姐，想起了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人。

唱完了，下面有人鼓掌。不多，就几个人，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老赵走过来说：“唱得不错，以后常来。”

我说好。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去酒吧唱一两次。不为了钱，就为了高兴。李娟有时候带着甜甜来看我，甜甜说爸爸唱歌真好听，我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

她说不学，她要当医生。我说当医生好，救死扶伤。

李娟在旁边笑，说你们爷俩别做梦了，先把作业写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但踏实。

但生活从来不会让你一直平淡下去。

两千一四年春天，我妈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

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李娟打电话来，说妈胸口疼得厉害，打了120，已经送到医院了。我扔下工具就往医院跑。

到医院的时候，我妈已经在抢救室了。李娟坐在走廊上，脸色发白，甜甜在旁边哭。我问医生咋样，医生说心肌梗死，正在抢救，情况不太乐观。

我站在抢救室门口，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起我妈那天说的话——“妈要是哪天走了，你别难过。”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但现在看来，她是认真的。

她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她在提前跟我告别。

抢救了两个小时，医生出来了，说人救过来了，但心脏损伤很严重，以后不能再劳累了，得好好休养。

我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妈醒过来后，看见我哭，说：“哭啥，妈没事。”

我说妈，你别说话了，好好休息。

我妈说：“建国，妈要是哪天真的走了，你把妈埋在你爹旁边。妈想他了。”

我说妈你别说了，你不会走的。

我妈笑了笑，闭上了眼睛。

那次住院花了三万多，医保报了一部分，自己掏了两万多。我把积蓄全搭进去了，还借了张建国五千。

张建国说不用还，我说不行，得还。

我妈出院后，我把她接回了郑州，再也不敢让她干活了。她一开始还不习惯，说闲得慌，后来慢慢适应了，每天看看电视，下楼遛遛弯，跟老太太们聊聊天。

她比以前胖了一点，脸色也红润了。我跟李娟说，妈身体好了，咱俩也放心了。李娟说是，妈多活几年，咱俩多尽几年孝。

但我妈最终没多活几年。

第二十一章

两千一五年冬天，我妈走了。

很突然。那天早上她还好好的，吃了早饭，下楼遛弯，回来的时候说有点累，想躺一会儿。李娟让她去床上躺着，她说就在沙发上躺会儿。李娟给她盖了条毯子，去厨房洗碗了。

洗完碗出来，我妈已经走了。安安静静的，像睡着了一样。

医生说应该是心脏骤停，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

我没哭。站在医院的走廊上，我没哭。看着我妈被推进太平间，我没哭。李娟哭得稀里哗啦，甜甜也哭，就我没哭。

我觉得我不是不想哭，是我哭不出来。眼泪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流不出来。

我把妈送回老家，葬在爹旁边。那天来的人很多，村里的人都来了，还有张建国，还有老孙，还有周姐，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站在坟前，一个一个上前鞠躬。我妈生前对他们好，他们也念她的好。

葬礼结束后，我一个人坐在坟前，坐了很久。我想起我妈这辈子，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一点了，人就没了。

我想起她说的那句话——“妈要是哪天走了，你别难过。妈这辈子值了。”

我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来，走了。

回到郑州，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没出门。李娟敲门，我不开。甜甜敲门，我还是不开。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是不想见人，不想说话。

第四天，张建国来了。他敲了敲门，说：“建国，开门，是我。”

我开了门。他看见我那副样子，啥也没说，递给我一瓶啤酒。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突然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抖，哭得把这么多年的眼泪全流了出来。

张建国搂着我，没说话，就让我哭。

我哭了很久，哭到最后，嗓子哑了，眼泪干了，人也没力气了。我靠在墙上，说：“张哥，我没妈了。”

张建国说：“我知道。”

我说：“我爹走了，我妈也走了，我成孤儿了。”

张建国说：“你不是孤儿，你还有你妹，还有李娟，还有甜甜，还有我。”

我没说话。因为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心里的那个窟窿，谁也填不上。

我妈走了以后，我开始变老了。不是身体老了，是心老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了，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我开始注重养生，开始锻炼身体，开始定期体检。

李娟说我变了，变得惜命了。我说不是惜命，是不能死。我得活着，为了李娟，为了甜甜，为了我妹，也为了我妈。

我妈走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李娟、甜甜回了老家。我妹也从北京回来了。一家人在老房子里吃年夜饭，菜还是那些菜，人却少了一个。

我妹吃着吃着哭了，说我想妈。我说我也想。

李娟给我妹夹了块肉，说别哭了，妈在天上看着呢，你们好好的，她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不是想借酒消愁，是想用酒把那些说不出来的话，一起咽下去。

正月初三，我去了爹妈的坟前。坟上长了一些草，我拔了，又添了些新土。我跪在那，磕了三个头，说：“爹，妈，你们放心，我会好好过的。”

风吹过来，吹得坟头的纸钱哗哗响。

我站起来，转身走了，没回头。

回到郑州后，我跟李娟商量，想换个大点的房子。李娟说换房子干啥，现在的住得好好的。我说甜甜长大了，不能老跟咱俩挤一个屋。李娟想了想，说也是。

两千一六年，我在郑州买了第二套房。九十平，三室两厅，在北环那边。首付二十多万，贷款四十多万，分三十年还，一个月两千多。

我妹听说我买房了，非要给我转十万块钱。我死活不要，她说你要是不收，我就跟你不客气。我没办法，收了。

我拿着那十万块钱，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想起她上大学那年，我给她交学费，她说哥，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挣大钱还你。我说不用还。现在她真的还了，而且还得比我当初给她多得多。

但我心里清楚，她不是还钱，她是还情。那份兄妹情，这辈子都还不完。

搬家那天，我把那把破吉他带上了。李娟说这破吉他扔了吧，都烂成这样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李娟没再说话，帮我把吉他小心翼翼地放在阳台上。

两千一七年，我四十岁。

四十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开一家水电装修店。

不是给人打工了，是自己当老板。张建国说我疯了，现在生意不好做，开店容易倒闭。我说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在北环那边租了个小门面，一个月一千五，挂了块牌子——“建国水电维修”。店里就我一个人，接活、干活、收钱，全是我自己。

刚开始生意不好，一天到晚没几个电话。我急得嘴角起泡，李娟说别急，慢慢来。我说不能慢，房租要交，房贷要还，甜甜要上学，哪一样都不能等。

我印了一盒名片，到处发。小区里、马路上、菜市场，见人就发。还在网上发广告，在朋友圈里吆喝。

慢慢地，生意来了。一开始是小活，换个水龙头、修个马桶、装个灯。后来活越来越大，改水电、装地暖、做全屋定制。我忙不过来，招了个学徒，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叫小陈，人挺机灵，学得快。

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我把房贷提前还了一部分，又给甜甜存了一笔教育金。

两千一八年，甜甜考上了高中。她成绩不错，考上了郑州的一所重点中学。李娟高兴得不行，请了一桌客，把张建国、老孙、周姐他们都请来了。

张建国那天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这些年不容易，从一个街头卖唱的，混成现在这样，真不容易。”

我说混成啥样了？还是干水电的，就是个干活的命。

张建国说：“你别妄自菲薄，你现在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有事业，你比很多人都强。”

我想了想，他说得对。跟九九年那个蹲在天桥上哭的小伙子比，我现在确实强多了。但我知道，我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好人。

张建国是第一个。他给了我最温暖的二十块钱，他教会了我水电技术，他陪我最难熬的那段日子。他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

两千一九年，我妹在北京买了房，把我妈的照片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她说每次看到妈的照片，就觉得妈还在身边。

我笑着说你迷信，她说不是迷信，是想妈。

我说我也想。

两千二零年，新冠疫情。

郑州封了城，所有人都困在家里。店关了，活停了，收入断了。我跟李娟坐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干啥。

甜甜在家里上网课，学得认真，成绩没掉。李娟说她随我，认真。我说她随你，聪明。

封了一个多月，解封了。但生意不好做，很多人不敢让外人进家门，活少了很多。我想办法，改做线上服务，先在电话里跟客户沟通，能解决的问题线上解决，解决不了再上门。

慢慢地，生意又恢复了。

两千二一年，甜甜考上了大学。郑州大学，就在家门口。她问我学啥专业好，我说学医，你不是想当医生吗？她说我怕学医太苦。我说苦怕啥，你爸我当年吃过的苦，比你多十倍。她想了想，说好，就学医。

李娟又请了一桌客，还是那些人。张建国又喝多了，拉着甜甜的手说：“你爸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甜甜说我知道，张叔叔。

张建国说：“你别叫我张叔叔，叫我张大爷。我跟你爸是兄弟，你得叫我大爷。”

甜甜笑了，说张大爷。

我在旁边看着，眼眶有点湿。

两千二二年，我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头发白了一半，腰也不太好了，干一天活累得不行。但我不敢歇，因为甜甜还在上大学，房贷还没还完，店里的租金还要交。

李娟说我该歇歇了，别把自己累垮了。我说累不垮，我命硬。

她叹了口气，没再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抱着那把破吉他，弹了一首《朋友》。弹着弹着，想起了九九年那个冬天，想起了那个给我二十块钱的大哥。

张建国。我最好的兄弟，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他为啥要给我那二十块钱。是因为他也饿过，他也被人帮过，他知道那种滋味。所以他看见我，就像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善良是可以传递的。那个扫大街的老太太给了他一个馒头，他给了我二十块钱，我又把这份善良传给了多少人？我不记得了，但我知道，我传了。

因为这些年，我也帮过很多人。给工地上受伤的工友垫过医药费，给老家修路捐过钱，给街上的流浪汉买过饭。每次帮完人，我都会想起张建国，想起那句话——“别嫌少，买个馍。”

这句话，我记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我从一个街头卖唱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水电维修店的小老板。我从一无所有，到有房有车有家有口。我从一个连馍都吃不起的人，变成了一个能帮别人的人。

我没变有钱，但我变强大了。我不再是那个蹲在天桥上哭的小伙子了，我已经能扛起一个家，能扛起一份责任，能扛起一些人。

那天晚上，我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

他接起来，说咋了？我说没事，就是想你了。他说想我了就来商丘，我请你喝酒。我说好，下周去。

挂了电话，我翻出手机里的相册，看到一张照片。那是两千一九年拍的，我和张建国在老马的小饭馆里喝酒，他脸喝得通红，我笑得像个傻子。

我把照片放大，看着他的脸。老了，他也老了，头发白了，皱纹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二十三年前一样，温暖而坚定。

我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我比你强点。”那时候他确实比我强，他有活干，有钱挣，能帮别人。但现在，我不比他差了。我也有活干，有钱挣，能帮别人。

我把手机放下，抱起吉他，又弹了一遍《朋友》。

这次我唱出来了，唱得很大声，把李娟和甜甜都吵醒了。李娟跑出来说你是不是疯了，大半夜的唱啥歌。我说没事，就是想唱。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回去睡了。

甜甜站在门口，看着我说：“爸，你唱歌真好听。”

我说是吗？她说真的，比那些明星还好听。

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又回到了九九年，站在紫荆山路口唱歌。天很冷，风很大，我的手冻得僵硬，按不住弦。这时候走过来一个大哥，穿深蓝色棉袄，黑裤子，旧皮鞋。

他蹲下来，往我帽子里放了二十块钱，说了一句：“别嫌少，买个馍。”

我抬起头，看清了他的脸。

是张建国。

我说谢谢张哥。

他说你认识我？

我说我认识你，我等了你二十三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