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图，就没有国家

今天，当你打开手机地图，看到那道清晰、精确、不容置疑的国界线时，是否曾想过——

这条线是如何从模糊的宣称，变成刻进千百万人心中的信仰？

近代早期的法国，并非生来就拥有今日地图上那个清晰、完整、不可动摇的六边形轮廓。在制图术尚未普及的时代，领土是模糊的、主权是层叠的、国民对“国家长什么样”毫无概念。直到制图业兴起，测量、投影、印刷与传播，将一片片松散的土地“画”成一个可识别的几何轮廓——六边形由此诞生，冷冰冰的边界线转化为热忱的国民归属，并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灵魂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制图史，更是一场权力、技术与集体记忆如何共同塑造“祖国想象”的隐秘史诗。理解这段历史，或许能让我们在今天每一次凝视地图时，更清醒地“发现世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京东的新著《地图上的国家：近代法兰西的领土空间与政治表象》以17世纪以降的法国为案例，考察近代早期“领土”“空间”与“主权”的互动关系，融合制图史、技术史与文化史视角，聚焦如下问题：一国的领土空间如何形成？疆域轮廓与版图形象如何被制造与传播，又怎样塑造国家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感知与表征由权力建构的意象世界？

地图作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技术发明，以直观、简明的方式呈现地缘实体，形塑身份归属与国民认同。随着制图业的兴起，从勘界、区划、治理，到调查、统计、测绘，再到历史书写中的图集与插画，地理空间及其政治再现成为法兰西民族、国家与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关键维度。形象化的疆域轮廓，既代表主权，服务于政治宣传与公共教化，也融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社会思潮，沉淀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2026年6月20日（本周六）下午2点，“图像中的欧洲文明史”系列活动第二期将在南京仙林可一书店举行。于京东老师将携本书莅临，发表题为《“科学王国”：一幅地图绘制的历史社会学》的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将以以17世纪以降的法国为案例，考察近代早期“领土”“空间”与“主权”的互动关系，融合制图史、技术史与文化史视角。当你看懂地图背后的博弈，就看懂了国家、主权与民族认同的底层逻辑。

欢迎参加。

没有地图，就没有国家

文 | 于京东

来源 | 《地图上的国家》

随着科学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各国纷纷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地理测量标准和绘图体系，子午线的选择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事件，观念、方法、知识更新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博弈和话语的竞争。

17世纪初，最早的子午线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与会的地理学家经过讨论，将起始的零度经线确定在加那利群岛中的耶罗岛（île de Fer）。

1666年，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后，又将地图绘制的初始基点设定在新建设的巴黎天文台，然后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大量的观测点实施经纬度测量，这一举措不仅第一次在科学意义上实现了精确地图绘制，而且将三角测量法推广开来。

1783年，法国皇家科学院还致信英国皇家学会，建议进行一次英法联合的跨海峡测量，理由是对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纬度数据存疑，后者成立于1675年，但在天文观测与地图绘制方面远远落后于巴黎。英国人同意了这个联合测量项目，但对法国方面的技术优势倍感担忧。为此，他们在英国国内筹备设立地形测量局（The Ordnance Survey，1745），绘制不列颠全境的精确地图，在海外也展开了同法国的测绘竞赛。

1768—1779年，皇家学会先后三次资助库克船长（James Cook）的太平洋航行，沿途测量了塔希提等新发现地区的地图数据，而为了维护法国在远洋观测方面的地位，路易十六紧接着派遣拉伯鲁兹伯爵（comtede Lapérouse）前去探索这些地带。英法在制图方面的标准之争也随之爆发，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

1883年，英国、美国、加拿大率先采用经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共同测量的基准。随后，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大地测量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desy）会议上，英国人提议将其作为通用的初始子午线，此举遭到了法国人的强烈反对。次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上，两国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法国人最后提议选择一条政治中立的子午线，但也遭到以英国为首的阵营的否决，理由是在这一时期全球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地区与测绘机构已经采用了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测量标准，这是英国在世界霸权与行业中心地位上的体现。最终，25个国家投票决定，以穿越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初始子午线，作为东西半球划分、国际时区计算和经纬度测量的通行标准。法国投了弃权票，并宣布继续使用自己的巴黎子午线，以此为基准的地图测绘也一直延续至20世纪。2000年后，法国才启用基于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子午线系统。

格林尼治天文台

按照现代人的思路，地图通常被视为一种客观、中立、再现自然地形与人群分布的知识工具。然而，回到历史语境，子午线的故事启发了另一种认识：对于特定地理事实，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绘制视角与呈现形式，这既反映了同一时期不同主体之间迥异的政治诉求，也表现出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对于自身、周边与世界的空间认知变化。不仅仅是子午线，投影法、比例尺、线条、色彩甚至文字符号的使用都是有选择性的，地图既可以呈现一定空间的事实，也能隐瞒、屏蔽甚至扭曲世界的表象。换言之，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地图在描述客观现实之外，还拥有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其技术支持、知识生产与应用实践的过程包含主观、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兴起于近代欧洲的地理学、测绘与制图技术或许是科学理性的，但历史上各国发起、组织、实施和推广的地图测绘活动是复杂的政治社会过程。这背后不仅充斥着权力意志，也折射出特定的利益关系、国内秩序和国际格局。尤其是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共同体建构的一条重要路径便是空间维度的领土以及作为其视觉化表征的地图，它们能够以简洁明了、直观形象的方式塑造国民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地图不仅是对地理、历史与政治的镜像反映，更是具有能动性建构作用，可以推动政治社会进程的一种技术力量。测量、绘制等现代地图学的发展，是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变相对应的。

《地图上的国家》内页

以17世纪后的英法两国为例，调查、统计、工程、测量等一系列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不仅代表治理层面的空间垄断与国土管辖能力，还意味着一种绘图基础上的空间认知与表象能力。借助这一能力，统治者可以获取空间资讯，生产地理知识，并利用规划、设计等辅助边界的勘定与领土的整治。因而，制图也就成为一项与现代国家能力建设密切相关的活动。

到了19世纪，许多国家的中小学都流行在教室里悬挂一幅全国地图、一幅世界地图，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可视化的方式教育学生，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由此可以理解，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修订《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为什么特意增设讨论地图的章节。可以说，建立在边界划定、领土整合、观测丈量基础上的国家地图绘制，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实质性方面，而以地理、几何和测绘学为基础的制图术，也成为治理进程中重要的知识—权力机制，孕育了一种基于领土的“国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