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海折戟：一名酱酒商人的六年牢狱与漫漫维权路

一、沪上打拼，踏准酱酒风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批浙商奔赴上海淘金，徐春淡便是其中一员。出身浙江仙居农家的他，没有背景、不靠人脉，凭着一股韧劲从底层做起，深耕资源回收等多个实业赛道，数十年摸爬滚打，攒下了一份可观的家业，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2012年，白酒行业悄然回暖，茅台镇酱香酒的收藏、陈年增值属性被市场持续看好。嗅到商机的徐春淡，顺势成立上海中酱酒业有限公司，打造“酩樽汇”品牌，正式入局酱酒赛道。

为做扎实实体生意，公司常年与贵州英雄渡酒业深度合作，数年间累计采购酱酒超2.2亿元，采购合同、物流单据、增值税票样样齐全。依托正宗货源与成熟运营模式，“酩樽汇”还成为贵州仁怀市政府重点合作项目，双方公开签约共建酱酒文化会馆，一度成为两地产业合作的标杆。

彼时的徐春淡，满心规划着酱酒仓储、品牌运营的长远蓝图。他不会想到，这场看似稳妥的实业布局，日后会变成一场吞噬一切的灾难。

二、行业常规模式，交易本已合法终结

在酱酒收藏圈，封坛、托管、到期回购是沿用多年的经营玩法，中酱酒业的商业模式，本质上也是顺应行业惯例。

公司将产品分为封坛酒与礼品酒两大品类。客户下单购酒后，可当场提货带走；若想收藏增值，也能将酒存放在中酱酒业专业酒库，由公司提供免费托管服务，保管周期最长三年。为打消客户顾虑、提升购买意愿，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托管期满，企业可按照每年12%的溢价回购封坛酒。

除此之外，徐春淡还斥资1295万元采购42辆红旗轿车，推出“买酱酒送汽车”的重磅促销活动。这场让利活动声势不小，也吸引了全国四百余名客户参与，整体交易规模突破两亿元。纵观全流程，资金流向清晰可查，绝大部分营收都用于原酒采购、仓库运维、员工薪资等正常经营，从未设立资金池，也没有开展放贷、理财等纯金融业务。

转折出现在2015年。当年9月，四百余名购酒客户集体与中酱酒业签署《终止协议》，主动解除认购与托管合同。随后，这批客户统一将手中封坛酒转售给汉帝五洲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转而与新合作方签订股权投资、权益兑付协议。客户们还专门租赁了仓库存放酒品，自行支付租金、自行管理。

从法律层面来讲，徐春淡与原有客户的买卖、托管关系，至此已经完全终止。一桩早已履行完毕、双方自愿终结的民事交易，本应就此翻篇。可这份“两清”的协议，并没有换来安宁。

三、暴力逼债与房产纠纷：冤案的双重导火索

（一）百人围堵，白纸变借条

风波的主导者，是曾采购五百余万元礼品酒和封坛酒的张某业。

2015年7月，两辆大巴车载着百余名人员，径直闯入中酱酒业位于上海松江的产业园。一行人手持铁链，将园区办公楼、酒库、场内车辆尽数锁死，直接切断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民警赶到后勒令人群离场，但仍有十余人滞留厂区，霸占办公区域吃喝拉撒，言语辱骂、轮番纠缠，用软暴力持续逼迫徐春淡“还钱”。

整整十余天的围困与精神折磨，让徐春淡身心俱疲。在人身自由受限、持续恐吓的高压之下，他万般无奈，按照对方要求写下两张借条：一张525万元，对应所谓酒款；另一张20万元，被标注为“人员开销费用”。

手握借条，张某业立即向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依据借条作出判决，判令徐春淡偿还全额款项及利息，并依法查封了他个人及公司的所有资产。民事诉讼的枷锁刚刚套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某业本人并未参与后续的刑事控告，松江法院刑事判决却又给他400万元。

（二）厂房买卖纠纷：天价违约金与实名举报

真正将徐春淡推向刑事深渊的，是另一场房产交易纠纷。

徐春淡曾购买朱荣平、朱也茅名下位于松江申港路2960号11幢的厂房。交易过程中，对方拒绝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后续手续无法推进。徐春淡受让了其中3幢厂房并付清全款，但剩余550万元尾款因发票问题未能支付。他甚至曾主动提出以价值700万元的股权来抵扣这笔债务，同样未果。

这本是一起因税务发票引发的普通民事违约。然而，松江区人民法院蒋某慧法官审理此案后，作出了一份令徐春淡无法接受的判决：判令他支付高达3880余万元的违约金——剩余房款本金仅550万元，即便算上逾期利息，也绝无可能达到三千余万元。

徐春淡认为这份判决严重违背公平原则，明显偏袒对方。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做出了一个日后彻底改变命运的决定：实名举报蒋某慧法官枉法裁判。

与此同时，此前因酒水交易与他结怨的张某业，以及顾某兴、韩某源、肖某军、樊某萍、朱某连、朱某利等人，也纷纷加入控告队伍，不断给徐春淡施加压力。

四、执行僵局与六轮羁押：司法程序如何一步步失控

（一）“不要现金还款，就要拍卖财产”

多重压力之下，司法执行环节集中爆发。

徐春淡并非没有还款能力。事实上，他已与上海信琰资产管理公司达成2.1亿元的债务重组协议，以个人全部资产为担保，由信琰资产清偿其所有债务，剩余资金用于企业继续经营。

2017年7月27日下午，徐春淡按约定来到松江法院执行局，准备归还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的980万元贷款本息。然而，负责接待的执行局法官陆某根，态度却出人意料。据徐春淡回忆，陆某根明确表示：不要用现金归还债务，就要拍卖公司及个人的全部财产。当天谈话室按规定有同步录音录像，徐春淡至今仍在申请调取这份关键证据。

由于陆某根迟迟不配合办理还款手续，加上当天是星期五，银行下午5点即停止营业。等到谈话结束，980万元已无法完成转账。当天晚上，徐春淡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送进松江看守所，拘留15日。

（二）六轮连续羁押，五次宣告无罪

从这一天开始，徐春淡坠入了长达数年的连环羁押深渊：

• 第1、2次：以“拒执罪”和“拒不申报财产”连续拘留。

• 第3次：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裁定裁决罪”刑拘38天，取保候审，宣告无罪。

• 第4次：仙居县法院以涉嫌“虚假诉讼罪”刑拘28天，取保候审，宣告无罪。

• 第5次：释放当晚即被押回上海，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刑拘，侦查后不成立，释放。

• 第6次：第五次释放当天，尚未走出看守所，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后批捕、判刑。

前前后后，徐春淡被连续六次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只有十余天人身自由。在这十几天里，信琰资产公司立即以债权转让的方式给肖军等32人1800万余元。

前五次均因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而告终——然而，每一次无罪的结论，都没有阻止下一次更严厉的指控。

（三）先抓人、后取证：程序违法的巅峰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程序的严重违法。徐春淡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正式逮捕的日期是2017年12月20日。然而，本案的核心证据——对中酱酒业财务状况的《司法审计报告》，是由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出具日期是2018年8月30日。

这意味着：在审计报告尚未出炉、核心财务数据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徐春淡已经被执行逮捕。这是典型的“先抓人、后取证”、“先定论、后审计”。逮捕决定作出之时，连证明犯罪数额的基本依据都不存在。

五、一审判决的硬伤与法学专家的一致否定

2019年2月13日，松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徐春淡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同时判令将非法吸收的资金退赔给各投资人。二审维持原判。

然而，这份生效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巨大争议。

其一，判决完全忽略了472名客户已于2015年签署《终止协议》并转卖酒品的关键事实。徐春淡与客户之间的买卖、托管、回购义务，早在2015年9月就已全部解除。一桩早已履行完毕、双方自愿终结的民事交易，时隔数年后被重新翻出以刑事手段追责，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

其二，涉案金额认定严重混乱。从最初的3.47亿，到一审认定的2亿，再到后来裁定书修正的9699万，前后相差三倍多。大量已发货的礼品酒（5234.5万元）、已以酒抵债的款项（1894万元）、已通过债权转让归还的款项（1800万元），被反复计入犯罪数额。

其三，红旗轿车项目被错误定性。徐春淡自掏腰包1295万元购车开展促销，实际亏损1100余万元，却被认定为“以红旗项目品牌授权名义非法吸收资金1000万余元”——明明是往里面贴钱，却被说成是非法吸存，完全颠倒了基本事实。

本案宣判后，引起了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道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计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振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武长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等五位全国顶尖法学专家，联合出具了《法律论证意见书》，形成一致意见：徐春淡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犯罪。

专家论证的核心观点包括：

• 存在真实商品交易：中酱酒业采购了价值超2.2亿元的真实酱酒，有合同、发票、物流为证，客户物权清晰，可随时提货，完全区别于“以商品为道具”的非法集资。

• 回购承诺系民事促销手段：基于对陈年酱酒增值空间的判断，属于附条件的商业促销，而非承诺“保本付息”的融资行为。

• 客户已于2015年转卖酒品并终止合同：交易关系早已终结，原审判决完全忽略了这一关键事实。

• 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未扰乱金融秩序：徐春淡未设立资金池，未从事放贷业务，根本不存在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

• 选择性执法，同案不同判：中酱酒业多名销售人员涉及同样模式，闵行分局以“证据不足”撤案，而徐春淡却被判实刑。

• 程序违法：先抓人、后取证；单位犯罪却遗漏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专家意见书明确写道：“徐春淡和中酱公司一案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原本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却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纯粹的民事活动，而且是签署了终止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正常销售活动。”

六、资产灰飞烟灭，花甲之年只求清白

比蒙冤入狱更让徐春淡心碎的，是他一生奋斗积攒的合法资产，在司法程序中遭到肆意践踏。

在徐春淡被羁押、服刑期间，上海、浙江多地法院轮番查封了他的个人及公司资产：近40000平方米的商住房产、两处总面积超3.3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数千坛封坛酒（投保金额2.3亿元）、42辆红旗轿车（购车款1295万元）等，总价值接近6亿元人民币。

资产查封之后便是集中拍卖，而价格低得离谱：一批投保金额超2.3亿元的封坛酒，被以171万元的价格拍卖，仅为市场价的零头；另一批价值近1亿元的封坛酒，以230万元成交。

更荒诞的一幕发生在退赔环节。刑事判决书明确列明了近500名“受害投资人”，判令徐春淡将非法吸收的资金退赔给各投资人。然而，案发至今近十年，这近500名被认定的受害人，没有分到一分钱退赔款。数亿资产的拍卖款项，几乎全部分配给了提起民事诉讼的债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恰是当年通过《终止协议》转卖了酒品、与徐春淡早已结清权利义务的原客户。

这意味着：同一批人，既通过刑事判决以“受害人”身份要求退赔，又通过民事判决以“债权人”身份参与财产分配。办案、查封、拍卖、执行，最终却没有保护真正的投资人，反而让恶意构谄者、虚假诉讼者成了最大赢家。

2023年11月15日，60岁的徐春淡刑满释放。走出周浦监狱的那一刻，他没有选择隐退，而是立刻踏上申诉之路。他向最高法、最高检递交材料，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蒋某慧法官枉法裁判、陆某根法官违法执行，向巡视组控告张某业等人虚假诉讼，向公安反映十年前奔驰车被盗案至今未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驳回其再审申请，但他至今仍在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坚持申请抗诉。

旁人劝他放下过往，徐春淡做不到。他一生靠诚信立足、凭实业立身，被冠以“罪犯”的标签，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他不奢求特殊关照，唯一的心愿，就是推翻错判，还原事实真相，还自己一份迟来的清白。

这场横跨十余年的风波，抛出了一连串拷问司法底线的问题：白酒行业通行的封坛托管、溢价回购，与非法集资的边界在哪里？当客户主动解除合同、自行转卖标的物后，原经营方为何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如何杜绝“先抓人、后取证”的程序违法？如何防止民事纠纷被恶意升级为刑事案件？如何确保资产处置的公正性？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徐春淡一人的命运，更牵扯着全国无数实体经营者的安全感。徐春淡至今依然奔走在维权的漫漫长路上——风雨兼程十余载，他始终相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永远缺席。

（注：本文所述内容均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文书、专家意见书、新闻报道及相关举报材料整理，当事人本人对真实性承担一切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