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高管陷争议，预言白领就业末日，又推全民基本收入

随着人工智能威胁到大量岗位，向所有人无条件发放基本收入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但科技公司掌门人推动这一主张时，动机是否与曾为其辩护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相同？

2026年春天，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一部分年轻人开始公开对它发出嘘声。确实如此。在毕业典礼上，学生们把流苏帽抛向空中之前，往往会对那些胆敢赞美这场技术革命的演讲者报以嘘声。5月15日，在亚利桑那大学，谷歌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就遭遇了这种反应。类似情况也已在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等多个州的校园里出现。

美国Z世代经常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他们对这项技术的不满也在加深。盖洛普4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4岁至29岁人群中，接近三分之一表示这项技术让他们感到愤怒。

他们有多重理由产生这种情绪。对毕业生而言，由于人工智能代理的竞争，进入就业市场变得困难得多。而开发这些系统的公司负责人，又总是不失时机地预言一场“就业末日”——白领岗位将被大规模摧毁——仿佛这正是其产品有效性的终极证明。

这些高管也在加倍推销一种与他们出售的社会“毒药”同样惊人的“解药”：全民基本收入。按照这种说法，既然算法和机器人将迅速消灭数百万个岗位，同时带来惊人的财富增长，那么，只有向所有人无条件发放基本收入，社会才不至于崩溃。

埃隆·马斯克——旗下涉及特斯拉、Grok、X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业务——十年来一直在鼓吹这一理念，但他如今把标准提得更高了：不只是全民基本收入。在他看来，人工智能释放出的超高生产率，将使建立一种全民“高收入”成为可能。

随着“超级智能”被认为越来越接近，这些科技领袖愈发频繁地呼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你们会看到干草叉出现”，帕兰提尔技术公司负责人亚历克斯·卡普在3月预测说，“到时候人们会喊，‘把富人吊起来。’”

上一次全民基本收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如此高关注，还是10年前。2016年，瑞士曾就引入“无条件基本收入”举行公投，结果77%的投票者表示反对。芬兰也曾大规模测试这一理念，但没有继续推进。在法国，这一主张曾在反对劳动法改革的“彻夜站立”运动集会上引发热烈讨论，随后又成为社会党2017年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的核心政见。

这样一个显然带有左翼色彩、且颇为激进的理念，究竟如何成了旧金山湾区亿万富豪的口头禅？已经退出政坛的阿蒙对此并不意外：“硅谷长期以来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说，“至少，他们明白人工智能崛起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其中一些人，比如萨姆·奥尔特曼，也在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他们中很多人把自己视为造物主。而这种再分配基金的设想，风险在于，它可能把团结变成私有化的东西。”

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是否意识到，自己其实置身于一段漫长而丰厚的思想史之中？这段跨越数百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那座想象中的岛屿上，犯罪之所以被消除，是因为收入与劳动脱钩。

两个世纪后，另一位英国人、另一位托马斯——同时也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重要人物——接续了这条思想线索。1795年至1796年冬天，托马斯·潘恩在恐怖统治时期险些被送上断头台，幸存后写下了一篇关于土地正义的小册子，以反驳某些布道中“贫富分化是自然现象”的说法。在他看来，每个国家都应设立一个基金，向所有年满21岁的青年男女发放15英镑，帮助他们进入社会；50岁以后，每年再发放10英镑。

奥尔特曼提出的基金，与这一设想并不算相去甚远。昂热大学公法教授马蒂娜·隆并不对此感到意外。她是2022年出版的《全民收入：21世纪的乌托邦？》一书的联合主编之一。她说：“两者的目标，都是为少数所有者占有财富而向公众提供补偿。”

在潘恩所处的时代，被占有的是土地财富；今天，则是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但在潘恩那里，这种赋予是一种权利，因为土地属于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而这一点，如今似乎已经消失了。

西蒙弗雷泽大学伦理学教授让-克里斯托夫·贝利勒-皮蓬说：“如果硅谷真的认真对待潘恩，那么逻辑上的结果应当是把人工智能本身变成一种公共财富。”在他看来，“谷地之王”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说辞带有一种象征性的暴力，因为这种说辞实际上只是为它声称要纠正的局面赋予正当性。

他说：“他们把自己塑造成施惠者，把全民基本收入的领取者变成一个他们无法控制的体系中的被动受益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转移了焦点：本来应该追问资本和权力为何如此集中，最后却变成争论补贴金额该是多少。”

进入20世纪后，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多次进入公共讨论，支持者来自不同思想背景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无论是倾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自由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工人主义者托尼·奈格里，甚至教皇方济各，都曾为这一理念发声。

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谱系极其混杂，名称也不断变化，包括无条件收入、普遍津贴、生存收入、公民收入等。但支持者大体共享同一定义：它是社会向个人发放的一笔无条件津贴，可以与有偿工作并存，而且假以时日，人们会像看待空气一样，认为它理所当然。

主要分歧在于金额，而金额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大致有两条路径：左翼乌托邦主义者希望借此终结劳动异化；右翼自由派则试图简化繁复的福利体系。对一些人来说，这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拯救资本主义的工具。硅谷那些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属于哪一边，答案并不难猜。

对左翼乌托邦主义者而言，全民基本收入的意义不只是消除贫困，确保每个人都拥有食物、住所、衣物和医疗等基本所需。它更是一种改造制度本身的工具，甚至借用比利时哲学家、经济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的话说，是一条“从资本主义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范·帕里斯是当今仍在世的全民基本收入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乌托邦团体的立场，与安德烈·高兹的思想一脉相承。高兹在结束自己生命前不久加入了这一运动，并为其第一份宣言作序。高兹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变化颇具启发性，也折射出左翼内部围绕这一议题的分歧。

但从1997年起，他改变了看法，开始把“足够的无条件收入”视为帮助个人摆脱资本主义控制的有效工具。他认为，借助这一工具，商业部门可以为非商业活动提供资金，比如园艺、艺术、互助、3D打印等。

强硬派马克思主义者则始终坚持认为，阶级关系是围绕劳动组织起来的，而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因此，在他们看来，全民基本收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2021年1月《先锋》杂志就曾如此表述。它不过是贴在资本主义矛盾上的一块创可贴。

但“劳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大利“新工人主义”思想家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全民收入。他们指出，如今的“认知资本主义”利用的是集体知识，剥削已经超出有偿工作时间的边界，因此，全民收入就是对一种已经彻底社会化的价值创造所作的公平补偿。

意大利帕维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安德烈亚·富马加利解释说：“在平台资本主义和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中，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交换和生活方式，始终都在生产价值。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之所以迫切，是因为它是一种报酬工具，承认了这种目前正被资本攫取的生产性。”

至少在欧洲，这些争论至今仍贯穿工会、左翼政党和各类组织。而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端，经济自由派的讨论则完全不同。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这种制度是否会鼓励懒惰。对一些人来说，全民基本收入是巩固自由主义的点金石；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不过是一种削弱劳动价值的时髦观念。

右翼中最热烈的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作为货币主义学派领袖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一生都在反对凯恩斯主义，更广泛地说，也反对左翼思想。在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提出了“负所得税”方案：取消各种零散、定向的福利——按收入、职业、年龄层、消费类别等划分——改为建立一个不会扭曲市场的单一制度。

负所得税的想法并非始于弗里德曼。20世纪40年代，英国自由派人士朱丽叶·里斯-威廉斯就已提出相关理论，后来却遭遇许多女性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被遗忘。弗里德曼主张，富人和穷人都应填写所得税申报表。高于某一门槛的人按累进税率纳税；低于门槛的人则领取补贴。在他看来，这一制度维护了“个人尊严”，与他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相一致。

他的目标，是让福利国家变得“中性”。但在他的设想中，“中性”与“最小化”高度重合。其底层逻辑是，逐步用一项金额较低的单一补贴，取代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养老金等。

负所得税的想法也传到了大西洋彼岸。在法国，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顾问，如利奥内尔·斯托莱吕和克里斯蒂安·斯托法埃斯，都曾为其辩护。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对新自由主义产生兴趣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也曾在法兰西公学院的一次讲座中饶有兴趣地分析这一概念。

福柯欣赏这种不带官僚色彩、也不对人作价值判断的制度。对于那些“跌出社会游戏水平线以下的人——无论他是药物依赖者，还是自愿失业者，都完全无关紧要”，他曾这样感叹。

此后，自由派经济学家马克·德·巴斯基亚和哲学家加斯帕尔·克尼希提出了“Liber”理论，这是一种负所得税模式，后来启发了法国共和党2016年初选候选人娜塔莉·科西尤斯科-莫里泽。不过，除少数例外——如克里斯蒂娜·布坦和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法国右翼绝大多数人仍把全民基本收入视为鼓励不工作的荒唐想法。

在旧金山湾区，弗里德曼至今仍在科技巨头的思想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他是马斯克以及网景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推崇的人物之一。安德森在2023年自行发表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就引用了弗里德曼。

3年前，奥尔特曼、马斯克和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等科技界人士，还曾在民主党初选期间资助企业家安德鲁·杨的竞选。杨承诺发放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红利”。尽管竞选失败，他至今仍与马斯克以及部分当年的富有支持者——“杨帮”——保持联系。

硅谷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也受到一些畅销书推动，例如马丁·福特的《机器人崛起》、埃里克·布林约尔松与安德鲁·麦卡菲合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以及尼克·斯尔尼切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的《加速》。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会迫使社会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而在于“谁来决定、资助和控制这一制度，以及它服务于怎样的社会愿景”。把这些问题从当前讨论的盲区中拉出来，才能“让全民基本收入重新回到它原有的政治传统和民主审议之中”。他指出，这也正是这一理念历来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