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素 彭万：追寻宋明播州土司的足迹 杨铿夫妇合葬墓发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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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土司杨铿夫妇墓所在

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晚唐~清前期）为杨氏所据，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共传27代30世。之前经过几代贵州考古人的努力，30位土司中已有7位找到墓葬，分别是杨粲（13世）、杨文（15世）、杨昇（22世）、杨纲（24世）、杨辉（25世）、杨爱（26世）、杨烈（29世）。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渊源很早，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置的羁縻州就有土司制度的雏形，但通常认为这种制度始于宋元，而完成于明代，清代因袭沿用。元、明推行土司制度主要在西南各名族地区。

土司一般世袭，对中央朝廷承担一定的税金、劳役、并按照朝廷的敕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力。中央王朝会加封给土司一些不同于内地的职名封号，有宣慰使司宣慰使（从三品）、宣抚司宣抚使（从四品）、安抚司安抚使（从五品）、招讨司招讨使（从五品）、长官司长官（从六品）等等。

明清两代曾在一些地区逐步执行“改土归流”的政策，许多土司被废除，委任流官管理当地民众。为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清王朝还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

2012年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遵义中桥水库工程建设的文物调查和勘探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大量遗址急需抢救性发掘清理，其中就包括了挨河墓。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4~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遵义市文物局，对水库淹没区内的挨河大型石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墓中出土墓志表明，挨河墓为明代播州土司（21世）杨铿夫妇合葬墓，成为第8座可以确定身份的土司墓葬。而且根据杨铿墓志的内容，结合现场勘查，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的墓葬可能也在附近。

杨铿墓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遵义市东北新蒲新区新铺村官堰组，与明代另一位播州土司杨烈墓相距仅180米。墓葬背山临水，后靠营盘山（官坟大山），前临洪江（仁江），面向熊家岩，处在营盘山前一坡度平缓的小土丘前端。墓葬曾数次遭到盗掘，破坏较为严重，墓室墓门等已悉被打开，内部一目了然。为了弄清楚整个墓葬的结构和建造过程，以及为墓葬的异地搬迁复原做好基础工作，我们在清理中不仅对所有墓室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编号，还对整个墓室进行了全方位扫描复原。此外，我们在杨铿墓周边展开重点针对窑址和采石场的调查和清理，确认了几处窑址和采石场，确定了修墓所需砖和石料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考古队员对墓室进行测绘

考古发掘清理表明，杨铿夫妇墓是用巨大条石砌筑而成的大型同坟异穴合葬墓，共有3个独立的墓室，以中室（杨铿墓室）为轴心，南北各并立一个大小、形制完全相同的墓室，杨铿墓室略高。3个墓室均由前室、墓门和后室三部分组成，每室间砌有隔墙相间。3个墓室虽完全独立，但在一些地方用长条石相互支撑，既起到相互稳固的作用，又将3个墓室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

杨铿墓室墓门位于后室前端，为两扇对开门，发掘时已仅存右扇。门与壁间用石灰填筑，起到密封作用。后室墓底用两块整石拼合而成，板石上置石棺床，底板石上凿痕较粗糙以增加静摩擦力，从而起到防止棺床移动的作用。棺床之左、右、后壁各形成宽15厘米的排水沟。墓顶中部雕刻有四个图画形大字，图画内容是山、龟、水等，联系遵义地区宋明时期石室墓内经常雕刻“寿山福海”四字，推测此四个图画形大字可能亦是“寿山福海”。

北墓室与墓圹壁间发现有厚15厘米的青膏泥，整个杨铿墓墓圹底部也发现有厚2厘米膏泥，当时可能是有意为之，起到防潮作用。

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经过近半年不懈的努力，杨铿墓的全貌得以展现在众人面前，其随葬品也重见天日。杨铿墓虽然数次被严重盗扰，但在清理过程中出土的随葬遗物有骑马俑、香炉、铜镜残片、玉叶和料珠等，另发现大量的画金的漆皮，其中尤其以骑马俑最为珍贵。之前挨河墓葬因未出土文字资料，墓葬年代只能依靠其形制进行判断，当地文物部门将此墓定为宋代墓葬，亦有认为其为明墓，各种说法莫衷一是。而在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墓室前发现有两个“石盒子”，经过清理，怀疑里面装有墓主的墓志，而这极有可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世！此外，由于“石盒子”经过长时间的浸泡，盖板和四侧石板损毁严重，稍微碰一下就会破碎，如何安全提取墓志一直困扰着我们。

杨铿墓出土各式骑马俑

杨铿墓出土骑马俑 、侍俑、玉叶

2013年6月19日，为保护文物安全，经过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们反复论证，我们决定暂停现场打开的方案，研究出一套更为可行的方案，对“石盒子”进行加固，灌满石膏，用木板夹住石盒，然后捆扎，整体提取。当天的加固工作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考古队员们挑灯夜战，带着每个人的祈盼、揣测，找寻着那一份考古工作者独有的田野情怀、土色浪漫。

6月20日，紧张的墓志开启工作在晨曦中缓缓开始，因为南室的石盒相对较小，考古队决定首先对南室的墓志进行开启，力图破解更多的秘密，获取历史信息。由于墓葬空间较为局促，不方便使用脚手架，我们决定用木棒在“石盒上”搭起龙门吊，用来吊取墓志。吊索钩住墓志缓缓升起，考古队员将“石盒子”底板石放置在铺着棉絮的木板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考古队员的精心料理下，墓志盖与墓志分离，墓志终于揭开了面纱，考古队员用毛刷轻轻拂去志文上的覆土，用毛笔蘸上清水，小心湿润每个文字，然后趴在石板边上，用竹签一点点剔除填满字迹的泥土，让我们最为牵挂的的志文渐渐地露出了真容。随后考古队员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对田夫人墓志进行清理，制作拓本，一路加紧对杨铿“石盒子”进行开启。

释读墓志

墓志开启

拓片制作

经过考古队员对出土的两盒墓志比对研究，确定其分别为杨铿墓志和田夫人墓志。两盒墓志铭均有篆书志盖和楷书正文各一方，两方铭文相对叠合，外用铁皮封成十字，出土时盛装在一石盒中。

杨铿墓志碑文文字阴刻，表面涂朱，墓志盖篆刻有“明故亚中大夫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公墓志铭”，志文楷书，杨铿墓志铭明确记载：

“公讳铿，字广成，姓杨氏。”

“考城，左丞同母弟也。元授嘉议大夫，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播州沿边溪洞招讨使。妣田氏，赠仁寿郡夫人。……元鼎卒，无嗣。……遂命公继元鼎后，公辞，弗获，于是率厥属纳款以朝，授中顺大夫、播州宣慰使，寻以例改授亚中大夫、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

“子三人，长曰昇，次曰复、曰旭，皆明敏笃诚。”

而据《遵义府志》（以下简称《府志》）记载：

“元鼎卒，无子。田氏以如祖季子、嘉议大夫、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播州沿边溪洞招讨使城之子铿嗣。”

“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

出土墓志铭和文献记载相吻合，确定了墓主人身份，为播州19代土司杨铿。

田夫人墓志结构与杨铿墓志基本一致，碑文文字阴刻，墓志盖篆刻有“明故播郡太淑人田氏墓志铭”，志文楷书，记：

“太淑人讳善缘，姓田氏，……于是为嘉议大夫、播州沿边招讨使、遥授湖广等处参知政事男铿妇……亚中公卒，子昇领政，授怀远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加封太淑人。……将以是月十二日丙午合葬于亚中公之墓原，曰洪江。……孤哀子怀远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昇立石。”

由此可知杨铿墓南室为杨铿之妻田氏墓室。志文1000余字，记载了部分思州田氏家族史和部分土司传承关系及与思州、贵州宣慰司的姻亲关系。而左室因未出土墓碑、墓志铭及其他文字资料，且历史文献未有相关记载，左室墓主人身份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杨氏居播与杨铿伟绩

播州土司自唐代杨端加封至明代杨应龙，共传30世，历725年，与播州建置相始终。关于播州杨氏土司世袭统治播州的史事，明以前史书记录较少，较早的记载见于程文钜夫所撰《忠烈庙碑》和宋濂所著《杨氏家传》，而历史文献资料关于杨铿的记载更少，甚至没有他的生卒年。杨铿墓志记载：“戊寅（1398）闰五月，今上嗣位。又五月，备厥方物，携厥子昇入贺，且乞以爵委于昇，上许之。归次武昌之夏口，不疾而终。时建文元年二月十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七”，即杨铿卒于建文元年（1399），据其“享年四十有七”，可知杨铿生于至正十二年（1352）。杨铿墓志铭志文约3000字，记录了播州杨氏家族史、部分土司传承关系及杨铿经历的史事，并重点记录了杨铿向明朝廷臣服后，为朝廷率军出征的功绩等。

据杨铿墓志记载，杨氏“出于太原”，唐乾符（874~879）初年，南诏攻陷播州，杨端“应命以行，夷人畏服，因领其郡，子孙遂世为播州牧”，这是杨氏家族世袭统治播州的开始。杨铿曾祖杨邦宪，元时授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使，播州管内安抚使，赠荣禄大夫、柱国，追封播国公，谥惠敏。气祖杨汉英，承袭父爵，授金虎符，寻授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宣抚使，赠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追封播国公，谥忠宣。据《府志》载，杨汉英“无子，以弟播州诏讨安抚使如祖之子嘉贞嗣”，“嘉贞生忠彦，忠彦生元鼎，皆袭厥父职”，“元鼎卒，无子，田氏（汉英妻）以如祖季子、嘉议大夫、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播州沿边溪洞招讨使城之子铿嗣”，而据杨铿墓志铭，杨铿的父亲扬城为“左丞同母弟也”，左丞即为杨嘉贞，与《府志》记载相互印证。杨嘉贞、杨城均为杨如祖的儿子，杨城“元授嘉议大夫，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播州沿边溪洞招讨使”，杨铿母田氏，“赠仁寿郡夫人”。杨如祖、杨城及其妻墓在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笔架山，墓室均已毁，仅存墓碑，均为杨铿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所立，碑今存于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内。

元末，由于统治阶级腐败和国内社会危机加深，农民战争爆发，在四川崛起的明玉珍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称皇帝，建国号大夏，纪元天统。明玉珍以窦英为参政，镇播州。此后，至明洪武四年（1371），播州一直为大夏的统治范围。据杨铿墓志记载，“元鼎卒，无嗣。时伪夏政衰，大明皇帝定鼎金陵，改元洪武之四年，天兵西向”，即在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起兵伐夏，征西将军汤和和征掳前将军傅友德分别从南北水、陆进军蜀地。经过父老杨从善等劝说，杨嘉贞妻田氏长寿郡夫人命杨铿继杨元鼎后，杨铿“率厥属纳款以朝，授中顺大夫、播州宣慰使，寻以例改授亚中大夫、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

石墙局部

杨铿统领播州期间，家国患难，正是播州内忧外患的时候，而当时大夏政权衰落，明王朝大举西征伐蜀，借助这个历史机遇，播州一举摆脱了大夏政权的控制，归顺明王朝，走向新的发展期。杨铿“性温而厉，言简而信，人咸服之。居家庭无间言，积数千指而不析爨，待宗族尤加亲睦”“郡有□者、冻者，颠连而无告者，公则以其帑之所积、廪之所储周之，不问戚疏”“居官明而廉，勤而果”，正是由于杨铿励精图治，使得播州不断地发展壮大，播州“所辖若容山、草塘、鳌溪皆强。疆之獠，素号难治，而□为良民。广袤奚翅三二千里，皆外户不闭”。

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王朝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据《府志》记载：“十四年，遣使赍敕谕铿：‘比闻尔听浮言，生疑贰。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于是杨铿“备精兵二万、战骑三千、军饷三万斛以给将士”，以助朝廷南征。“西南诸夷之平，公咸与有嘉绩。普定、乖西、沙溪诸城之筑，□□□多参随”，由于杨铿能征善战，“大将若汤信国公和、傅颖川侯友德、沐西平侯英、陈普定侯桓、蓝永昌侯玉、唐延安侯胜宗，咸竒其能而壮其功焉”，并得到了朱元璋的称颂，“上尝以公征南之功□于诸部，故眷遇优渥”，受到明王朝的恩遇，且在“长至节，赐燕华盖殿”，可谓盛极一时。

1398年6月，朱允炆即位，“又五月”，杨铿“不疾而终。时建文元年二月十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七。”杨铿“子三人，长曰昇，次曰复，曰旭，皆明敏笃诚。女二人，长（德玹）许适怀远将军、贵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宋斌；次未许□。孙男二人，曰韶，曰頀”。

杨价墓——犹抱琵琶半遮面

根据杨铿墓志记载，杨价墓位于“威灵英烈侯墓之右”。播州杨氏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时传27代30世，仅第14世杨价获封“威灵英烈侯”，由此可知杨价墓就在杨铿墓之左，以死者之左右为左右，并审以“风水”，杨价墓应在杨铿墓以西、杨烈墓以东不远的高敞之地。

我们对石墙进行了试掘和解剖，也取得了一些收获。石墙位于新浦新区新浦村官堰组，仁江河西岸。经调查，发现有两圈石墙——石板墙与石墙，构筑方式、墙体结构、范围、时代不同，部分有重叠，且石墙叠压在石板墙之上。早期石墙：风化岩立石板作为立柱，石板横搭，立石板与横石板有榫槽，扣合而成，中间填土。墙体厚2米。立石板顶部凿有槽，推测上有建筑，墙两侧有大量石雕刻。晚期石墙是用风化岩和泥质岩砌成，用石灰浆，砌法为下铺一层风化岩石板，形成土衬，然后在上面交错用石头砌墙，砌墙时用加工石头的碎石片填在缝隙中，墙体厚0.7米，上盖石板，似瓦。石墙修建时随形就势，略成椭圆形，石板墙略大一些，当地民间径用“石墙”来指称这里。在墙内外两侧有大量的瓦砾堆积，在解剖时出土了大量滴水瓦、勾头瓦、筒瓦、板瓦、脊兽残片，另有少量建筑石构件，滴水瓦饰有荷花和菊花纹，勾头瓦饰有花草纹，筒瓦饰有莲瓣纹，另在石墙前部地表采集到一块兽面瓦当。这些建筑构件制作较为精细，气势宏达，非寻常人所有，应为官式建筑构件，这些构件仅在石墙周围发现。经过对出土滴水、勾头和板瓦的初步整理，确定两圈石墙为不同时期修建，石板墙为宋代修建，石墙为明代修建。杨烈墓在石墙之内，居于其左前侧。据杨爱墓修墓题记，爱墓有“石坟、石门、八字墙、周围城”等，官堰的石墙或即“周围城”。

石墙出土瓦当

石墙出土脊兽

石墙或为陵园墙垣，晚期石墙为杨烈墓陵园墙，早期石板墙为杨价围墙，其性质待进一步发掘确认。在石墙墙垣中部发现有高台建筑，为门楼，亦有两个时期遗物出土，且早期门楼叠压于晚期门楼之下，构筑方式和结构不同。我们对石墙围合之地的中央部位进行了钻探，找到一些线索。古代播州杨氏土司以南宋时期最为强盛，尤其是杨粲、杨价、杨文统治时期，杨粲墓和杨文墓已经发现并发掘，其中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宫殿”的杨粲墓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文墓位于高坪衙院地瓜堡，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杨价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杨铿墓志的发现，为杨价墓（杨粲之子）的寻找提供了重要线索。目前，石墙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杨价墓的寻找也成为了我们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和任务。

非凡意义

通过发掘，对挨河墓的形制和年代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前挨河墓葬因未出土文字资料，墓葬年代只能依靠其形制进行判断，当地文物部门将此墓定为宋代墓葬，通过这次清理发掘，确定了其为明代第一任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铿夫妇墓，即播州杨氏第21世土司墓。杨铿墓虽然被盗扰严重，但在清理过程中出土的随葬遗物有骑马俑、香炉、铜镜残片、玉叶和料珠等，共52件（套），出土的骑马俑较为完整，形象丰富，栩栩如生，生动逼真，为研究明代播州人物形象、服饰、雕塑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实物例证，极为珍贵。

此外，杨铿墓志铭中记载了其在杨价墓之右，而《遵义府志》记载杨价墓在桐梓县城郊夜郎坝，文史学界普遍的观点亦是如此，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可以说对某些历史记载有了颠覆性的认识，找到了考古实证材料支撑，达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也为寻找杨价墓找到了可靠的实证线索。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墓葬的建造过程，为该墓的迁建采集基础资料。这次发掘将墓葬全面科学地揭露，并将在离墓葬不远处迁建，这在贵州宋明墓发掘中是绝无仅有的，对进一步了解宋明墓结构和形制无疑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采取迁建办法是实验考古的一种新尝试，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曾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次通过模拟墓葬建造的实际过程，试图与古人对话，并“与之处于同一境界”，达到“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目的。

杨铿墓的发掘与确认，丰富了播州土司墓葬研究的材料，两盒墓志铭的出土和释读，为播州杨氏土司历史和与周边土司相互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新的土司墓葬的发现，对于完善播州土司体系、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和古代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形式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遵义新浦洪江已知的杨烈墓，新确认的杨铿墓以及可能存在的杨价墓组成的杨氏土司墓群，是播州杨氏土司较为集中的祖茔之一，堪称贵州考古的一项重要新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科学研究价值。

（作者周必素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作者彭万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