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黄麻起义时所有排级以上将领名单汇总，其中竟有曾是王树声大将老上级的人？
1927年初秋的夜雨洗过鄂东大地，黄安城外的稻浪尚未收割，村口土路却已被密集的脚印踩得泥泞。
人们低声交换消息：北伐的炮火虽已远去，地方劣绅却卷土重来，减租减息的《二七》旗帜被撕得七零八落。失了城市的共产党人，正把目光转向乡村。
在麻黄两县交界的山岭，有一座闲置祠堂。十几盏油灯下，几位年轻人围桌促膝。有人压低声线说：“武装要快，慢一步，乡亲们就得挨刀子。”另一个接口：“没枪也要用梭镖，先把大户的仓库撬开。”寥寥数语，定下了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武装行动。
牵头的是符向一，这位被省委点名南下的师范生，年纪轻轻却担任特别区委书记。他找到同乡潘忠汝——才二十出头的武汉学生运动领袖，两人合谋设立总指挥部。县委书记王志仁则既握笔也握枪，他常说：“写标语一夜能贴满城墙，枪声一响，百姓才信得过我们。”
11月13日黎明前，乡间的竹哨此起彼伏，火把在风雨中摇晃。潘忠汝率鄂东工农革命军突入黄安县城，击溃守备队，县衙大门被悍勇的刘光烈撞开。短短数小时，红旗插上城楼。镇上茶铺的老人回想那天，只记得“满街都是小伙子，眼睛亮得像灯”。
胜利并不持久。12月，数倍于己的混成旅从汉口出发，沿铁路压来。战况最紧之际，王志仁带着机关枪班死守南门，拼至子弹打光仍坚持。黄昏后硝烟散去，城墙下只剩他握枪的手仍对着敌方，年仅二十四岁。
失城之后，部队被迫上山。木兰山的冬夜奇寒，山风割脸。吴光浩此时挑起副总指挥的担子，他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北伐时跟过叶挺，此番又成了王树声的“顶头上司”。王树声那时还只是机枪排排长，两人夜巡山口时常对话。
“老王，再撑几天，等兄弟部队接应。”
“吴营长，山下都是白匪，我们能冲出去？”
“枪响一次，乡亲们就知道，我们没散。”
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咬牙也要熬过去的决心。
敌军接连围追，山中粮尽弹绝。刘镇一自告奋勇，挑选二十余人夜袭黄安南门，缴回一车子弹，可回撤途中中伏，被捕后在汉口遇害。3个月后，汪奠川引敌深入，掩护大部脱险，倒在密林的覆瓦岗。
1929年春，吴光浩在襄南突围时身中数弹。他把指挥刀递给新提拔的王树声：“刀在，你们还扛得起队伍。”说完转身阻敌，最终长眠荒坡。半年后，党代表吴先筹亦在作战中牺牲。算来，从举旗到流血，仅两年，最年长者不过而立，大多数永远停在二十七八岁。
残部辗转合编，先有工农第七军，再有红四军独立团。潘忠汝战死后，接替者换了好几茬，却始终保持着黄麻子弟兵那股韧劲。到1930年，木兰山、大别山之间已形成连片游击区，为日后徐向前、陈赓率部北上提供落脚点。
与同时期的南昌、秋收、广州诸起义相比，黄麻的枪声或许并不最响，却胜在绵延。它把城市里练就的军事骨干，与乡村里练出的赤手农民捆成一股绳；它也用鲜血告诉后来者：没有哪支红军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步步从小队、排、连打出来的。
档案里可查的排级以上指挥员，三分之二长眠于沟壑荒丘，活下来的如王树声，则在多年后于中南原野再度集结，成为共和国一员大将。黄麻山水葱茏，春夏秋冬轮转，烈士们名字不再常被提起，却筑成了那条由豫皖延到陕甘的红色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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