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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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拿话筒是在四岁，母亲硬塞过来的。那天的记忆像失焦的照片，有些细节总是在变——可能是圣诞节，我站在铺着紫色地毯的讲台上，旁边是乐队，另一边是还没搭好的布景；也可能是某位巡回牧师的排练，大厅里摆着他的磁带和书。怎么想都想不真切，但有一件事从不模糊：那是我表演的开始，是第一次有人命令我对着一群大人笑。
演出从没真正停过。每一次都是这样：我唱完，他们只看着母亲说话。那些人夸我有音乐天赋，不怯场，说母亲把我调教得像只鹦鹉，让开口就开口，让回应就回应。夸奖全进了她的耳朵，我不过是个被驯化的小东西。在那个把子女当财产的小镇里，一个被驯得好的孩子，就是更值钱的财产。没人明说，但我从有记忆起就能感觉到那种被物化的凉意。
我现在总想告诉那个四岁的自己：你应该闹一场的。踹椅子，尖叫，骂人，让整条街都知道这个妈妈管不住孩子。那种当众失控的难堪，说不定能让母亲在把我推上舞台之前犹豫一秒。一次撒泼的痕迹，就像一盏黄灯，提醒她再让我拿话筒可能会当众出丑——谁会想让自己的后代在社区里贬值呢？可这些想象都没发生。
我没有闹。一次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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